辛亥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晚清最后十年的思潮与变革

清政府、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赛跑

本书详细叙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因后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三股力量之间的博弈：朝廷、立宪派与革命党。变革的结果，亦不外乎这么几种：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共和立宪。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在付出无量头颅无量血的代价之后，终于打倒了君主专制，中国从此再也容不得皇帝存在了。在这场十年的赛跑中，大清跑输了，立宪派跑输了，革命党跑赢了。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1911，一个帝国的光荣革命》《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国会现场》《草莽中国》《李鸿章大传》《启明之星：梁启超传》《广州传》等。

我在这本书中，试图从三个方向切入，一个是清政府，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革命党。做三个切片，然后仔细审察，这三者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究竟是什么关系？革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革命？是谁在革命？革谁的命？不革命行不行？革命是不是一定行？行了没有？如果行，为什么行？如果不行，问题又出在哪里？

——叶曙明

清朝最后那十多年，其实并不想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民不聊生，社会凋敝。恰恰相反，在那十多年里面，国库银两的增长，是过去几十年里面前所未有。而且各个地方的改革开放也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说科举也废除了，新学堂办起来了，每个地方的行政改革，甚至到最后那几年，连地方咨议局也都有了。但是是什么东西使得清朝最终还是免不了要败亡呢？这是个很奇特的谜题。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我们总是觉得清朝就是腐朽不堪，然后当政者非常地保守非常地顽固，极力抵抗新思维新思潮。但是不是真是这样呢？在昨天我们就已经提到了，其实你不能够这么说，这么说有点不公平。因为回头看当年慈禧到底也还是有心想做一些改变。事实上围绕在她身边的一些满汉大臣也都力图有所作为。

——梁文道

第一章多难兴邦

南方人登上舞台

庙堂愈远，江湖愈近

不改，不改，最终还是要改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袁世凯精心布局

盛宣怀与铁路

绅商阶层的壮大

第二章 动荡的江湖

不学保皇，就学革命

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

把知识分子逼入江湖

“忠义堂”上群英会

“革字派”恶斗“宪字派”

小规则掀起大风浪

第三章 一九○五年的春风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北京的第一颗革命炸弹

梁启超为立宪做枪手

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官制改革遭遇狙击

官场内斗，误尽天下

为立宪运动提速

冲破“两禁”

第四章积蓄仇恨 诉诸流血

革命党十五年“预备立宪”

萍浏醴会党大暴动

江湖好汉，纵横两广

秋风秋雨愁煞人

共进会在中，同盟会在南

第五章 最后一线希望

亲者痛，仇者快

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两宫先后驾崩

老臣的凋零

咨议局为地方自治奠基

风起云涌的国会大请愿

第六章 天将变

同盟会的内讧

军队开始掉转枪口

用暗杀来阻立宪

民变蜂起，水要覆舟

孙文决定卷土重来

用热血为和平请愿加温

第七章 共和与专制的决战

碧血黄花党人魂

自绝于天下的皇族内阁

铁路成了催命符

和平抗争以流血收场

霹雳一声起义

大厦倒塌前的最后一刻

尾 声江湖的胜利

后记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从1901年开启的新政，最初并没有触动体制的结构，宪政也只是少数精英悄悄讨论的敏感话题。真正被朝廷接受的，只限于科举改试策论、停止捐纳实官等有限的体制优化措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由于有洋务运动的基础，推进较为顺利，改革币制、制订矿务章程、改革厘金税政、制订铁路政策，等等，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1903年底，由载振（奕劻长子，贝勒）、袁世凯、伍廷芳负责起草的《商律》，经皇上批准施行，包括《商人通例》（九款）和《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款）。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立法。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款）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款）。公司登记法（1905年）和破产法、专利法（1906年）也相继通过立法。工商业有了法律的保障，顿觉春光四面来，1904年至1908年，有272家纯私人资本的新企业，披红结彩，开张大吉。全国各地的商会，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组织，遇到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时，“或面商，或通函，或登报，互相讨论考校，以期联络协助，力厚气旺”，对推动民间社会的崛起，功莫大焉。

各地的商会，实际上成了立宪派的堡垒。开明官员与商人都很清楚，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而目前政治改革的最大题目，就是立宪。宪法不立，民权无由伸，商权亦无由振。

然而，立宪是一个总题目，是政治改革的压轴戏，在此之前，须对政治进行结构性改革，使之适应立宪政体。政治手术要从这个体制的根部动起，涉及学制、官制、兵制、法制等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法制改革，是举足轻重的一环。自《大清律例》制订以来，历朝的修纂，都是只能修例，而不能修律。然而，随着国门的打开，法律改革已不仅是一项“内政”，而且是“国际之竞争事业”。中国要在国际社会立足，就不能不与国际接轨，包括建立现代的法律体系。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1904年5月，朝廷发布修律上谕，要求各驻外使节收集各国通行律例，送给修律大臣观摩学习。随后成立修订法律馆，以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中国现行法律。

沈氏为刑部左侍郎，精通中国律法；伍氏毕业于英国伦敦林肯法学院，持有英国律师牌，通晓西方法律。他们定下改革的宗旨，以“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原则，体现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三折”中提出的“恤刑狱”“省刑责”思想。

刑律的修订方案，把许多刑罚由重改轻，以前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改为死刑、徒刑、拘留、罚金四种。减少死刑，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野蛮刑罚。以前谋反大逆之罪，属十恶不赦罪，不问首从，一律凌迟处死，新律则认为颠覆政府罪不至死；侵入太庙、宫殿等处射箭放弹，亦仅处一百元以上罚金；子女殴打父母，以前是要杀头的，现在也免死了；新律还取消虚拟死罪（类似今日之死缓，即名为死刑，实不执行），改为直接判徒刑或流刑；禁止刑讯，审讯案件时，不得用杖责、掌责及其他刑具，亦不得以语言威吓交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反映出尊重人权的现代理念。

新刑律在官僚集团内，引起了激烈争论，连张之洞也觉得它走得太快、太远，威胁到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不可接受。他与修律大臣展开辩论。这场法制与礼制之争，一直持续到清廷的倾覆为止。值得称赞的是，争论是公开进行的，大家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张之洞是推动新政的主力，但在修改刑律问题上，却站在反对立场。分歧双方，也没有祭出“阴谋论”“逆常论”“颠覆论”的法宝攻击对手。廷臣疆吏，各抒己见，慈禧并没有像庚子年那样，动辄把争论的一方撤差流放，甚至拉出午门斩首。

这种开明的政治局面，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中，能见几回？

当国家面临历史性重大变革时，朝野出现广泛争议，是正常的现象。朝廷对争议采取了最宽容的态度，其容忍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连科举制度朝廷都同意废除，如果还指责它缺乏改革诚意，显然是不公的。

1901年8月，朝廷曾谕令从翌年起科举考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废除武科科举，但并没有废除整个科举制度。张之洞建议先修改科举旧章，令科举与学堂并行，以期两不偏废，等到学堂培养的人才渐多，再按科逐步递减科举取士人数，直到完全废止科举，所有生员、举人、进士都出于学堂。整个改革过程，大约要花十年时间。

改革派认为，要立宪，首先要从教育入手。不把新式教育先建起来，科举无从废，官制无从改，宪无从立。但他们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新教育不确立，科举就无法废除；另一方面科举一日不废除，士子仍将科举视为进身之阶，新教育就一日难确立。

1903年，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周馥（山东巡抚）、端方等人会奏，正式抛出“分科递减，直至废止科举，改以学堂为进身之阶”的方案。但立即遭到政务大臣王文韶、孙家鼐的阻击。王文韶气冲冲地质问张之洞：“国家大典，应交内外臣工议，岂能由二臣（袁世凯、张之洞）请停！”张之洞只好到王文韶家中，检讨自己的疏忽。

政务处号称督办新政，对新政尚且不能接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张之洞趁进京搞新学制之机，逐一拜访诸位政务大臣，磨烂三寸之舌，总算博得孙家鼐首肯，但73岁的王文韶却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力争”。他反对一切变法及改革官制的尝试，赌气地对慈禧说：“我年纪老了，精神差了，对于变法改制的那种一条一条的章程，成千成万的文字，我实在没有研究的精神及判断的知识。”公然以“懒得看”作为抵制新政的理由，满朝文武，恐怕也只有王文韶敢为。

但改革派的方案，得到两宫支持，1904年1月13日上谕：“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着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张之洞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事情依然未了，有人提议重新修复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京师贡院，在朝中讨论时，竟有十之八九的大臣附和。明知科举将废，还要修复贡院，这显然是一种抗拒姿态。

张之洞气急败坏地说：“如此则天下学堂不必办矣，自强永无望矣！”不过，1905年以后的社会气氛，就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政治改革”突然成了主旋律，两部鼓吹，声振云表。张之洞等人精神大振，原以为要用十年时间废除科举，现在看来，有望一步到位。

6月30日，王文韶以年迈“召对跪起艰难”为由，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一块大顽石被搬开了。8月31日，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盛京将军）、周馥、岑春煊等人联名会奏，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9月2日，朝廷正式宣布：

“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着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与有光荣。”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划上句号。社会的反应，波澜不兴。

想象之中，天下士子如丧考妣，呼天抢地，拼死相抗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王文韶亦不得不向事实低头，把“以死力争”悄悄收起。

废除科举，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立宪政体下的官员遴选制度，扫清了障碍。由于张之洞筹划周密，事先已有了学堂取代科举的全盘方案，各学校毕业生，可按成绩给予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廪生等出身奖励。

朝廷确实兑现了承诺。1905年7月，光绪、慈禧召见考试取中的留学生，其中金邦平、唐宝锷给予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张绪、曹汝霖、钱承等给予进士出身，按所学专业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还有些委以知县分省补用。即使做不了官，新闻、工业、农业、商业、法律、军队等行业，条条大路通罗马，读书人不愁没有出路，故得以平安过渡。

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中国能顺利废止科举，就没有什么改革是做不到的了。确实，社会对废除科举竟如此坦然接受，仿佛预示着：好戏在后头。

碧血黄花党人魂

黄兴、赵声回到香港时，已是1911年的1月中旬了。小寒已过，孟春在望。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迎来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最后一个春天了。

1月26日，黄兴、赵声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广州起义的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由姚雨平、赵声、胡毅生、陈炯明、胡汉民、李海云、罗炽扬、洪承点分任课长。为安全起见，各部事务，由课长主管，互相之间不相问亦不相告。最初把起义时间定在4月13日，即农历三月十五。

3月初，胡汉民也披着一身风尘，从西贡返回香港。大家在香港的总机关里见面，无不心情振奋，钱终于筹足了，可以准备起义了。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统筹部在海外（主要是日本和西贡）购买了大批军火，以驳壳枪、五响手枪、曲尺枪、炸药居多，分五批运回香港。不过在运第一批时，就出了岔子。军火由日本横滨船运至香港，不料负责押运的党人，因担心被香港海关发现，途中竟把所有枪弹统统扔到了海里，统筹部不得不派人另行采购。其他各批军火，基本都安全运到香港，由胡毅生负责偷运入广东。

偷运的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头发公司”，在广州也设立了三家公司，从日本和西贡购来的军火，通过头发公司装运，先后三次成功运入广州。统筹部在香港中环摆花街设立了一个“实行部”，由李应生、李沛基、徐宗汉、黄悲汉负责，专门研制炸弹。后来，实行部移到广州的甘家巷，炸药用颜料罐装运，经溪峡转入广州。有的党人则假扮成新娘，用花轿运送军火。

统筹部决定挑选500名敢死勇士，组成选锋队。但后来不敷调配，增至800人。黄兴给各地的党人发电报：“开学在即请兄速来广太来。”这是起义的召集令。3月底，800多名选锋队员，从各地陆续赶到香港和省城附近集结。

4月8日，统筹部开会，黄兴宣布十路进攻广州的庞大计划。他亲自率领来自南洋和福建的同志攻击两广总督署；赵声率领苏皖同志攻击水师行台；陈炯明率东江同志，负责防截旗界，并占领顺德、大北两城；另外各路分别进攻督练公所、员警署、协署、军械局和电信局等地。另有多名“放火委员”，一俟起事，即在城内四处纵火。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讵料，这天广州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把统筹部的部署打乱了。

4月8日，燕塘举行飞机飞行表演，署理广州将军的副都统孚琦带同全家一齐去观看。表演结束时，已是下午4时许，孚琦乘轿从燕塘返城，路过东门外咨议局附近时，突然有一条大汉从路旁冲出来，一手攀住轿杠，一手持枪，对他连开数枪，孚琦当场殒命。

刺客杀了孚琦后，从容脱掉身上的血衣，朝盘龙里方向走去。一名巡警悄悄地尾随后面。到了永胜街，巡警猛扑上前，把刺客拦腰抱住，两人扭打起来，附近的巡警闻声赶来，一拥而上把刺客擒获。

刺客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人，在广九铁路上做工，无父母兄弟妻子，在南洋加入同盟会。这次他回广州是独行侠，没有与同盟会香港支部联系，也不知道同盟会正在组织一次大起义，自己买了支枪就去暗杀政府大员。原想杀李准，为新军烈士报仇，却错杀了孚琦。审讯时，温生才痛快声称：此次刺杀将军，是为四万万同胞复仇，先刺满人，后杀汉官，现在义务已尽，心殊快乐。审讯官问他有什么同党，他说：十八省都有，以广东最多。

其后李准亲自提审，严刑拷打，但温生才坚不吐实。第二天，两广总督张鸣岐会同右都统、臬司、藩司、巡警道、营务处差，及新成立的高等审判厅厅丞、高等检察厅厅长，在督署二堂，对温生才进行终审。

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生才慨然回答：“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张鸣岐电奏朝廷，将温生才就地正法。4月17日，张鸣岐奉旨升堂宣判，将温生才押至大东门外咨议局，当日行刺地点，枭首示众。温生才大笑着说：“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温生才押赴刑场时，坐在四轮车上的一只箩筐里，由官兵推着。他一路自言自语，谈笑自若，连连爆出粤语省骂“丢那妈”，经过惠爱街时，对路边的人群大呼：“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位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才好！”黄复生、汪精卫暗杀摄政王没判死，温生才杀了孚琦，却被就地正法，而且还采用斩首这种古老的残酷方法。镇压革命党，地方似乎比中央还凶狠。难怪地方大员都反对司法独立了。但烈士的精神却是不会因此而死去，当时上海的报纸写道：“粤语‘丢那妈’三字，经温烈士一呼，而增无上之荣誉。”

温生才事件，令张鸣岐、李准有所警觉，认为这是革命党发难的先声。胡汉民说：“（温生才）其事至壮烈，然省港党部俱不预知，则此成仁取义之举动，转为革命军发动之妨碍；盖革命军一方面于仓猝中不能利用敌人恐怖之机，而敌军一方面转以此加紧戒备也。”

果然，李准马上把同情革命党的防营一营调走了，另调忠于政府的防营二营进城；并计划在5月初解散新军二标，在此之前，所有新军士兵不准请假外出，子弹、刺刀一律收缴。张鸣岐下令全城戒严，清查户口。统筹部在旗界租了九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已有四处被迫迁出。

由于形势骤变，黄兴和赵声、胡汉民商量以后，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至4月26日。4月23日，黄兴动身到广州布置一切。临行前，他给邓泽如写了一封绝命书：

“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项清册，虽细数亦有登记……无论成败，俾共晓然此次之款，涓滴归公。弟等不才，预备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当，负疚殊深。所冀汉族有幸，一举获捷。否则虽寸磔吾躯，亦不足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对诸公耳。绝笔于此，不胜系恋。”

信末盖上两枚血红的印章，一枚刻着“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另一枚刻着“灭此朝食”。

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广州司后街小东营，离制台衙门和水师提署只有一箭之地。赵声担任起义总司令，未到广州时，由黄兴代理。而统筹部则仍留在香港。黄兴到广州以后，把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进攻，黄兴率领一路攻两广总督署，调度课课长姚雨平率领一路攻小北门飞来庙，迎接新军入城，编制课课长陈炯明率领一路攻巡警教练所，储运课课长胡毅生率领一路扼守大南门。

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武器。鉴于在日本、安南购买的军火，要27日才能运到，所以黄兴临时决定起义日期再压后一天。胡汉民预定在发难前夜率领香港的党人到广州，这时却突然接获黄兴电报，“省城疫发，儿女切勿回家”，嘱他们暂缓行动，在河南集结的会党队伍，也暂行解散。

4月26日，巡防二营抵达广州，其中三哨占领了观音山。黄兴追记：“广州城内之观音山，犹南京城中之北极阁，居高临下，极占形势，故张（鸣岐）派兵驻此以扼我军。”胡毅生、陈炯明等人都主张变更起义日期，黄兴说：“此日有倡议改期者，然种种机关已备，势难再延，故兄弟及少数同志坚持不可，谓改期无异解散，将来前功尽弃，殊为可惜。”

姚雨平虽然同意按时发动，但要求发给他500支枪械。这时黄兴手头的枪械，充其量只有70几支，其他还装在箱中没开封，哪里变得出500支来。黄兴又怒又恨，打算解散各部，自己以一人死拼李准，以谢海内外同志。原来云集省城的各路帮会弟子，又有300多人被遣散。

这时，黄兴接到消息，说张鸣岐已密令城内军警：一、预备开战；二、城内火警，不准开城赴救；三、大索党人。5月3日以前将挨家挨户搜查。“似此则不特不能改期，且须速发方可自救”。黄兴把大家召集来说：“我个人本来早已下了必死之心，准备为主义而牺牲，我们如果再不发动，也要给保皇党机关，说我们是吹牛了。”

姚雨平说，李准把巡防三营也调到省城来了，这营的哨官十之八九是同盟会员，有把握让他们届时响应。黄兴神情振奋地宣布，起义定于4月27日举行不变。26日晚上，胡汉民在香港终于收到黄兴的电报：“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这是命令香港的党人全体开赴广州。但这时由香港至广州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出。胡汉民一面致电广州，请将日期推后一天，一面派谭人凤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广州报告。

谭人凤到达广州后，因为不知道指挥部的地址，便先找陈炯明，告知香港人马未及赴省，起义须压后一日。陈炯明大吃一惊，让谭人凤赶紧到指挥部报告，他自己则去通知城外的民军。谭人凤来到小东营时，留在指挥部的党人，已经整装待发了。时间是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4时许。

谭人凤传达统筹部的意见，要求改期。黄兴跳起来说：“请你不要乱我军心，我意已决，谁不准再说改期了。”谭人凤说：“既然你一定要今天起事，请你把枪给我，让我和他们一同去。”黄兴大声说：

“这是决死队，你年纪老了，还是在后面担任些别的工作吧。”谭人凤也发怒说：“我知道是决死队，他们不怕死，难道我就怕死吗？”黄兴只好给了他一把手枪，谁知谭人凤刚接过枪就扣了扳机，轰的一枪打到墙上。黄兴赶紧把枪夺下，谭人凤这才悻悻然同意留下。

黄兴给每个选锋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朱执信这时刚好来小东营办事，立即把长衫剪去一半，加入选锋队。5时30分，这支170多人的选锋队，有如出柙猛虎，朝两广总督署猛扑过去了。

选锋队出发后，谭人凤又匆匆赶去找陈炯明，想告诉他指挥部决定按期起义。但陈炯明已经出城去了。由于阴差阳错，导致集结在城外的海陆丰党人，没有能够参加起义，黄兴一路陷于孤军作战。

选锋队到了督署门口以后，把白毛巾往臂上一缠，林时爽、何克夫、刘梅卿三名队员吹起螺号，一面猛冲，一面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但督署卫队却报以激烈的枪弹。

经过一番激战，选锋队击溃了卫队的阻击，撞开大门，冲入署内。这时张鸣岐已经从图籍所的楼顶钻出瓦面，逃到厚祥街，直奔天平街水师公所而去。黄兴冲进张鸣岐的寝室，想在署内纵火，以号召各方，但找不到引火材料，黄兴把火种扔到张鸣岐的床上，便率众掉头向外冲去。

选锋队刚出督署大门，迎面撞上李准的亲兵大队，一名队员上前高呼：“我们都是汉人，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被对方一枪击中脑门，当场丧命。另外五名队员也中弹倒地，黄兴的右手断了两指，血满袍襟，且战且退。

在东辕门，他们和巡防三营相遇。三营官兵是开进城里策应起义，准备前往水师提督署抓捕李准的，为了行动方便，臂上都没有缠上白毛巾。防营哨兵温楚雄大叫：“兄弟们不要走！”选锋队误以为他们是前来弹压的官兵，不问情由，乱枪扫射，温楚雄身中数弹毙命。大水冲倒龙王庙，结果失去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李准急调巡防二营在东西辕门防守，张鸣岐颁令：一、不准外来船只搭客上岸；二、凡无辫发者，不论是否党人，拿获即杀。选锋队在大南门被军队冲散，大部分党人不是当场丧生，就是突围时被俘。

赵声、胡汉民在那天晚上才到达广州。从轮船登岸时，起义已经失败了，城门紧闭，到处是军警，戒备森严，他们好不容易躲过警察的盘查，住进酒店。胡汉民记述：“余等以日本语私商，共以手无寸铁，求死无术，不宜久留落贼手，遂登港夜船。船中已有警官稽查，惟视余辈乃似外省官眷之避乱者，乃不甚留难。船久之乃启行，在船中犹勉自镇慑……痛定思痛，惟有相对痛哭耳。”

当时美国驻广州领事写的备忘录，记载了广州市面的情形：“事变后，张督即采取最严厉的政策以对付革命党人，曾下令捕捉街上任何没有辫子、形迹可疑的人，但这法令宣布后，不得不即行收回，因为在广州剪去辫子的人比其他各地要多得多，许多年青官员、学生与效忠清政府的人，都仿效西方发装，剪掉辫子。军警四处搜查民房，趁机勒索财物，民间顿成为一片恐怖世界。”

第二天，黄兴也逃回香港。在这次惨烈的起义中，死难党人不计其数。除两名妇女和一名年纪太小的党人外，其他一律处死。不少被捕党人，被官兵用七寸铁钉从脑门钉入，一钉致命，尸体抛入珠江。而混战中死难的党人和一部分被枪决的党人，尸体丢弃在咨议局前的池塘里，无人收殓。

“守真阁”裱画店的老板潘达微，一位天生侠义肝肠的同盟会员，不避风险，东奔西走，恳求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出面和官府交涉代为安葬。善堂是由士绅、邑人主持的慈善机构，其功能以施棺、赠药、平粜、赡老恤嫠、扶养废疾为主。经过一番据理力争，官府勉强同意把所有遗骸葬在平时掩埋处死犯人和无主尸的臭岗上。

潘达微于心不忍，又请广州豪绅、时任清乡督办的江孔殷出面，向官府疏通，允为烈士另觅墓地。得广仁善堂慨然让出红花岗空地一块，用以安葬死难义士。红花岗位于沙河马路旁，空旷通达。由善堂雇工，连夜赶挖墓坑，在一片凄凄风雨之中，棺殓遗骸七十二具。当时有一班乞丐自告奋勇，前来协助掩埋烈士，完工后分文不收，掉头而去，令潘达微无限感慨。

掩埋烈士后，潘达微写了《咨议局前录新鬼，红花岗上党人碑》一文，以作纪念。又画秋菊图，题“碧血黄花”四字。他蓦然觉得，傲霜菊花（黄花），恰似烈士的侠义精神，“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于是，他大笔一挥，把文章中的红花岗，统统改称黄花岗。

这次失败，同盟会精英损失殆尽，元气大伤。有的报纸误传胡汉民已死，汪精卫在北京狱中闻讯，不禁痛哭失声：“如何两人血，不作一时流！”黄兴在一年后追记：“此役之失败，至是完毕。统计百二十人中，存者无多。而所亡者皆吾党之精华，推原其故，均由兴一人之罪。盖兴当日若不坚持迅发，则陈、姚不得愆期，又何致以孤军无援，陷入重地，死我英俊如此之多。”他在悲痛之余，曾一度想效法汪精卫，实行个人暗杀，狙击张鸣岐、李准二人。但谭人凤和海外同志，纷纷邮电力阻，而广州又戒备森严，一时难以下手，黄兴无奈，“乃淹留香港，日伺机会”。

赵声愤不欲生，每天狂饮烂醉，悲歌当哭，5月6日突然口吐紫血，经诊断为盲肠炎，延至5月22日午后，病情急剧恶化，他强支病体，写下一首绝命诗：

临危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杀那。再见却是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写毕，长叹一声而逝。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很难想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9年了，我们年年纪念，已经纪念了109次。如果按25年为一代人的话，已经过去四代人了。然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仍然是一份没有答完的考卷。好在109年的时间跨度，已足够把完整的历史逻辑链条与因果链条，呈现在后人面前，让人可以从比较开阔的视野，去审视这段历史。

困扰着后人的最大问题是：辛亥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我们谈辛亥革命，究竟在谈谁？如果认为它就是革命党（同盟会）推翻皇权专制的一场革命，那未免过于褊隘与简单了。事实上，它是社会上各种思潮、各种势力的集合，经过几十年的混融、催化、分解、重组、酝酿、发酵，不断积聚能量，然后在历史的某个点上，因某个偶然事件，引起连串大爆炸。

在大清的最后十年，对中国未来走向，在国内至少有这么几股力量在发挥作用：一是立宪派，以一批开明官僚与知识界人士为主；二是工商界，以城市绅商为代表；三是革命派，是各种反清革命组织与会党组成的联合阵线。这三股力量，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拧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了整个庙堂与江湖。

纵观晚清朝野，尽管革命党与保皇党争得不可开交，但其实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敌我阵营，很多人兼有多重身份，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既是军官、商人、议员、教师、学生、医生、记者，也是秘密帮会成员和革命党人；革命党与保皇党，也时常有角色互换的情形。

不过，由于革命党前仆后继的起义，使立宪派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这是朝廷颟顸、无能，不肯改革的结果，要消灭革命的唯一办法，不是镇压，而是进行宪政改革。为了逼朝廷接受改革，他们甚至乐于看到革命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不希望赶尽杀绝。孙中山的兴中会在1895年组织第一次起义时，民间对革命党普遍是憎恨的，称他们为“反贼乱”，但到1910年新军起义和1911年小东营起义时，作为立宪运动最广泛社会基础的绅商阶层，却主动收容落难的革命者，安葬殉难者遗体，抗议官府对起义者的处理，对革命不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而且在金钱上暗中资助。

这个颠覆性的改变，用了十五年时间，整个民间社会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改观。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官僚、士绅、商人、军人、革命党、保皇党、秘密帮会，全部搅在一起，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在舞台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从而构成一个有无数棱面的多棱体，只要缺少其中一块，整个历史就要重构了。

辛亥革命既然是整个社会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一部分人孤立完成的，那么，要回答辛亥革命是否成功，自然要看它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诉求各不相同。在政治层面，立宪派官僚、知识分子与城市绅商中，主要是致力于宪政改革，最终走向君主立宪。但这遭到革命派的同盟会强烈反对，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政治纲领。后面八个字，其实模糊不清，并没有清晰的定义与阐释，前面八个字，几乎照搬几百年前朱元璋起义时就在江湖流行的口号，朗朗上口，含义明确，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功效神奇，所以孙中山自信，当他发动革命时，会有3500万帮会成员追随他。

迨至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已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不能维持现状了，一定要改变。”但究竟怎么变，朝哪个方向变，却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更谈不上对建立民主共和的国体、政体有任何共识。不仅立宪派、城市绅商不理解什么叫“共和”，其实大部分革命党人也没有真正理解。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是朝廷一直拒绝改革，拖延改革。其实这是冤枉了大清朝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乃至后来的隆裕太后和一干秉政大臣，何尝不想改革？事实上，在大清垮台前的最后十年，朝廷改革的幅度不可谓不大，速度不可谓不快，但最终都无法阻挡革命的到来，这是因为他们无法逾越血统的局限，他们的“异族”身份，成了不可能消除的“原罪”。

驱逐鞑虏，光复汉族，赋予了革命者天然的道义力量，立宪派则面临一个尴尬难题，无论他们把立宪解释得如何天花乱坠、美妙光明，但最终如何解决异族统治问题？只要他们一天不敢明确回答，就一天无法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立宪派就注定处于下风。革命党敢于公开否定立宪运动的正当性，宣称汉人可以立宪，满人不能立宪，但其他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却不敢公开否定

“驱逐鞑虏”的正当性。一个本应只是作为策略性动员口号的“驱逐鞑虏”，反而成了除满族社会以外各方都不敢公然挑战的“天条”。这就是悲剧的根源。

如果仅就“驱逐鞑虏”这个目标而言，辛亥革命是成功了；“创立民国”在形式上也成功了一半。但以“驱逐鞑虏”这个江湖帮会的流行口号，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粘合剂，甚至成为一场革命的宗旨之一，其局限性与后遗症，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由于对未来变革的方向没有共识，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不仅制宪困难重重，甚至几度出现复辟帝制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一个令全社会都万分焦灼的问题，于是就有了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有了1916年的启蒙运动，有了1917年的南北分裂，有了1920年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了1926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一切，无不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追根溯源，环环相扣，因果相连，其实就是在为1911年那场在对未来国体、政体都缺乏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仓猝发生的革命的后遗症“埋单”。

纪念辛亥革命，首先要纪念它反抗专制、反抗帝制的精神，不管这个皇权专制以何种形式、何种包装出现，是异族皇权也罢，是满人的君主立宪也罢，是汉人的洪宪帝制也罢，都要坚决反对，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实行真正的共和制，认准这个方向，不受一切花言巧语、旁门左道的迷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历史的中国，要建立这样的共识，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历史可能还会走一些弯路，哪怕付出了几代人的代价，但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