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广告语：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一己之力写尽人类智力全貌

外文书名：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ISBN: 978-7-5447-7063-7

作者：[英国]彼得·沃森

译者：胡翠娥

定价：248.00元

出版年月：2018-1

装帧：精装

开本：16

页码：1276

内文用纸：70克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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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思想史－世界

中图法分类号：B1

上架建议：通俗历史

正文语种（注意是否双语书）中文

版次、印次：1版1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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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这是彼得·沃森以一己之力书写人类智力全貌的壮举，它突破了朝代更迭的撰史常规，上至直立行走和火的使用，下至粒子物理和精神分析，沃森想要表达的是：思想才是人类进步的真正基石。

【评价及推荐】

这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书，能够激发那些勇于探索心灵的人，去寻求理解人类思想的发展历史。

——《泰晤士报》

本书全面涵盖了人类智识的种种发展，这样一本卷帙浩繁的书，原本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其中，但沃森以其强大的叙述能力，将全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并点亮了其中的知识信息，一本历史杰作诞生了。

——约翰•格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

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思想的历史值得这样大书特书。

——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官》主编

本书对“思想”的定义，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将直立行走、取火等思想产生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纳入其中，极大地完善了思想的谱系……书中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设想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也必将激发所有读者。

——诺埃尔•马尔科姆爵士，历史学家

【作者简介】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1943— ）

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报纸撰写过专栏，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惊骇之美》《德国天才》等。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远古智人本是非洲一种毫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令他们扩散至整个地球，甚至踏上探索外太空的征程？又是什么样的发展使他们反思人类给地球带来的破坏，进而采取一种有良知的生活方式？沃森以发人深省的笔法讲述人类何以成为今日的人类，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思想撰写通史，历史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败寇，而是那些为了推进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贡献的重要思想和思潮。

【目录】

中文版序

作者按

思想史大事记

前言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一些候选

序曲发现时间

第一部从露西到吉尔伽美什：想象的演化

1语言之前的思想

2语言的出现及战胜寒冷

3神灵的诞生，房屋和家的演化

4智慧之城

第二部从以赛亚到朱熹：灵魂的传奇

5祭祀、灵魂、救世主：“精神的突破”

6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起源

7以色列思想与耶稣思想

8公元0年的亚历山大港，西方和东方

9法律、拉丁语、读写能力和自由七艺

10异教徒和基督徒，地中海和日耳曼传统

11书籍的浩劫，基督教艺术的兴起

12巴格达和托莱多的哲学与代数

13印度数字、梵语、吠檀多

14中国的士大夫、理学和毛笔文化

第三部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

15欧洲的观念

第四部从阿奎那到杰斐逊：攻击权威、世俗思想和现代个人主义的诞生

16“上帝与人之间”：教皇的思想控制手段

17学术的传播和精确性的兴起

18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19想象力的爆发

20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精神视野

21印第安人的心灵：新大陆的思想

22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23实验天才

24自由、财产和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起源

25“无神论恐慌”和怀疑论的到来

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27工厂的概念及其影响

28美国的创造

第五部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29东方的文艺复兴

30伟大的价值颠覆：浪漫主义

31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32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34美国精神与现代大学

35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36现代主义与无意识的发现

结语电子、元素和难以捉摸的自我

注释和参考文献

索引

【文摘】

15  欧洲的观念

公元10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这样谈论“乌鲁发”（这是当时穆斯林对欧洲的称呼）民族：“他们缺乏暖的体液；他们身材高大、本性粗犷、举止粗鲁、理解迟钝、话语沉闷……越往北，人就越愚笨、粗犷和野蛮。”稍后，他的同事赛义德·伊本·艾哈迈德，也是西班牙穆斯林城市托莱多的法官，对欧洲也没有更深刻的印象。根据研究伊斯兰的大学者伯纳德·刘易斯的观点，1068年，即黑斯廷斯战役两年后，伊本·艾哈迈德用阿拉伯语写了一本关于民族类别的书。他发现，对知识做出最大贡献的有八个民族，包括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当然还有阿拉伯人。另一方面，他发现北欧人“没有发展出科学，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是动物……他们没有敏锐的理解力和清晰的头脑……”即使到13世纪，牛津大学的学者罗杰·培根还是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东方。他向教皇克雷芒四世请求开展一项宏大的工程：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新知识百科全书。他能想到的很多著作都译自阿拉伯语，他建议研究东方语言和伊斯兰教。

然而，到与他同姓的弗朗西斯·培根的时期，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在公元1000至15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从欧洲之外的地方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西方”领先了？如伊本·艾哈迈德描写的那个“呆板”“粗犷”和“冷漠”的民族的哪些特点发生了转变，从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使西方在财富、技术进步、宗教和政治自由方面都毫无争议地处于领先地位？在思想领域（本书主要关心的话题），欧洲在公元1000至1500年之间某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也许是一个最令人着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并且塑造了历史新纪元。公元1500年左右，（西欧人）发现了美洲。鉴于至今仍没有正确的答案，这个问题显得越发重要。虽然有很多理论，但它们差不多都只是猜测而已。

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太多。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来看，有六种答案。它们都认为欧洲在1000至1500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此时“西方”首次出现。这些答案的一致之处仅此而已。任何一个决定性的论据都有待证明。

本章与其他章节有所不同，从某种角度讲是本书的枢纽。其他章节都是描述产生的思想，试图评价它们的重要性，并且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本章后退一步，着眼于思想产生的可能背景，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后来的历史而言，为什么是在欧洲而且是西欧，出现了具有决定性优势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因此，我们要提前讨论一下后面章节将详细论述的一些发展。本章的直接目的是要说明，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为什么欧洲会成为这么多主宰我们生活的思想的发源地。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试图从地理学方面进行解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文明和资本主义》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在后者的卷一《日常生活的组织》中，他试图解释为什么欧洲呈现出当时的特征。例如，他认为食物和世界文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他发现，在亚洲，大米“使人口高度密集，［因此］在人口繁荣的地区产生了严格的社会纪律”。另一方面，“玉米是一种需要很少投入的农作物”，这使美洲印第安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建造使这些文明声震遐迩的大型金字塔。他认为，欧洲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其相对较小的面积、谷物的效率和气候。他说，如此多的室内生活时间促进了家具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工具的发展；天气越恶劣，工作的天数就越少，但仍得养家糊口，这使得欧洲的劳动力相对昂贵，致使对省力设施（在工具的发展之外）的需求高涨，先是促进了科技革命，后又促进了工业革命。

在关于地中海的书中，布罗代尔写得较为具体，力图说明地中海那些促进欧洲崛起的特征。例如，他指出，从地质学上来说，地中海古老而深邃，几乎没有沿海大陆架。海水的“倦怠”和浅海的缺乏使地中海不产什么鱼类，因而促进了长途贸易。山脉临近海岸线，尤其是阿尔卑斯山脉，这意味着高地村庄里的人们迁移到海岸上，并带来不同的技术。迁移是思想传播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且更容易在地中海进行，因为（1）地中海是东西向的，与盛行风向相同，因而使航行更容易；（2）岛屿和地中海的大体轮廓将其分割成更小的区域（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黑海、伊奥尼亚海、苏尔特湾），它们使航海和航行更为容易；（3）地中海被很多半岛环绕着（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希腊半岛），它们的地理凝聚力促进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反过来刺激了国际竞争；（4）阿尔卑斯山脉中部是三条河流的源头——莱茵河、多瑙河和罗讷河/索恩河，它们支撑着到欧洲腹地的运输。欧洲大陆面积较小，加上这三条大河流域如此深远，促进了道路的发展，完成了运输网络的最后一步。这些道路，像可通航的海洋和大河一样，意味着欧洲中心地的开放程度是独一无二的。结果，移民，连同他们的新方式和不同的思想，在欧洲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常见。

这种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错（虽然，西班牙不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么有凝聚力，人口也相当混杂，有阿拉伯人、柏柏尔人、莫扎勒布人和犹太人）。然而，实际上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欧洲在某个阶段迅速发展。布罗代尔的主要论点是地理决定原材料、城市（市场）和贸易路线的产生。换句话说，文明的发展方式在地理上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这种不可避免性使欧洲，而不是亚洲、非洲和美洲，成为科学和资本主义的摇篮。但是，这并不是个充分的解释。我们仍需解释为什么会在那个时期发生加速发展。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欧洲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一变化发生在1050至1200年之间。在《欧洲经济的起源：公元300至900年的交流和商业》（2001）这本书中，哈佛大学的迈克尔·麦考密克认为，欧洲早在8世纪晚期就处于发展之中了，并且到1100年左右已经全面展开，这意味着欧洲大陆的发展时间是通常所认为的三倍长，“并且难度也是通常所认为的三倍”。他指出，真正的最低点，至少在西欧，是公元700年，此时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急剧减少，香料的国际贸易也暴跌，莎草纸不再销往法兰克地区，并且较少制作覆写本。他记载到，比德于735年去世前，在病榻上捐赠了胡椒和香料。然而，四代之后，胡椒贸易大大增加，它不再是一生难得的礼物了。他说，加洛林帝国的钱币铸造比人们迄今所想的更普遍、更复杂，并且在帝国的42个地方发现了54种7至10世纪时的阿拉伯钱币。他指出，船只拥有量在9世纪中期增加，并且他发现该时期有记载的、进行长途跋涉的将近有700人。9世纪，多瑙河上的运输如此繁忙，水匪和收费员随处可见。到10世纪早期，莱茵兰和巴黎的市场繁荣发展，巴黎郊区圣德尼的商人来自西班牙和普罗旺斯，所交易的物资最远来自伊拉克。他指出，匈牙利王国在1000年左右改信基督教是一个决定性事件，由此重新开放了到君士坦丁堡的陆上线路。

麦考密克的论点具有说服力（他的书长达1100页，史料翔实）。然而，他确定的似乎只是欧洲正在凝聚的酝酿期。游历过乌鲁发的阿拉伯人（如他们的钱币所示），如马苏第，并没有注意到这块大陆正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它正在发生变化，但伟大的飞跃还未发生。

关于10世纪后的加速发展，第二种解释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由两部分组成。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中详述了“旧大陆”的经济/文化情况。她写道：“13世纪下半叶是世界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时期。在旧大陆，之前从未有过这么多地区彼此相互接触，虽然仍然只是表面的接触而已。这段时间的鼎盛时期是13世纪末期和14世纪头几十年，此时欧洲和中国甚至也建立了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直接的联系。”她说，这个经济世界的奇妙之处不仅在于其自身，而且由于它不存在单一的霸权，它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一个重要对比：后者是按照自身目的重新塑造的、长期居主宰地位的欧洲。

她的论点是，从时间上来说，公元1250至1350年之间的一百年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支点或重要“转折点”；从空间上来说，连接地中海东部和印度洋的中东中心地带构成了使东西方大体平衡的地理支点。她著作中的论点与布罗代尔的论点相反，认为不存在一种使世界体系向有利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她指出，曾经有八个基本贸易体系，但是它们瓦解成三个主要体系：欧洲体系、中东体系和亚洲体系。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点：货币和信贷的发明；融资和分散风险的机制；拥有独立财富的商人。因此，虽然欧洲在13世纪和16世纪之间确实超过了东方，她仍断定欧洲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东方只是“暂时陷入混乱”而已。她说：成吉思汗统一的陆路贸易路线在慢慢分裂；帖木儿1400年所进行的破坏比十字军东征对亚洲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1348至1351年，这个世纪的中期，从中国一路蔓延至欧洲的黑死病摧毁了位于著名的世界贸易海上路线上的许多城市，彻底打乱了习惯行为。由于不同的人口损失而改变了交易条件，引发了世界形势的可变性，促进了激烈的改革，使一些国家获益，另一些国家受损”。她说，这可以在欧洲得到证实，英格兰以前是一个边缘国家，在这场瘟疫之后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死亡”率低于欧洲大陆。此外，13世纪末期，意大利城邦的桨帆船使大西洋北部开始通航，这是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世界体系的致命一击。葡萄牙人因此“发现”了到东印度群岛的大西洋路线，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早在几个世纪前已为阿拉伯人和中国商人所知。然而，阿拉伯和印度的船只无法对抗16世纪早期出现在他们海域的葡萄牙战船。

她的观点是，13世纪时的世界体系相对稳定，是真正的世界性体系：不同的宗教体系和平共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思想、琐罗亚斯德教；全世界的商业惯例也同样先进，“甘吉布勒姆生产纺织品的组织与佛兰德的组织并无差异；在威尼斯和中国，都是国家制造商船；在13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开罗、泉州和特鲁瓦贸易中心的发展方式和速度大致相同”。在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看来，一度稳定的世界贸易体系在13世纪开始瓦解，没有影响以布鲁日、特鲁瓦、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中心的西方体系，但破坏了东方的中心，如开罗、巴格达、巴士拉、撒马尔罕、霍尔木兹、坎贝、卡利卡特、马六甲和中国大陆。阿布-卢格霍德指出，历史学家通常未能“尽早开始这个故事”，因此对西方崛起的因果解释断章取义、失之歪曲。她说，实际上，13至16世纪是一个转折阶段，世界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地缘政治因素创造了一个时机，没有这个时机，欧洲不可能崛起。

因此，阿布-卢格霍德认为，重要的是先有“东方衰落”而后才有“西方崛起”。1386年，因黑死病而遭到严重打击的蒙古人“失去”中国时，世界也失去了连接陆上路线和海上路线的关键枢纽。陆路贸易路线止于北京，海上路线经过印度洋和南海，止于中国东南部的港口。整个贸易世界都感受到了与世界体系东端相分离而产生的后果。尤其是，分离有利于热那亚，损害了威尼斯。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这个世界体系进入欧洲的通道。但是，热那亚还有另一个更方便的通道——大西洋。因此，随着大西洋的开放，往返于那条路线上的船舶能够从东方的混乱中受益。这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位决定性地颠覆了世界的重心之所在。

剑桥大学中国早期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他首先提醒我们，东方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发明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很多发明在上一章中已经描述过。李约瑟认为，在较早的几个世纪里，欧洲这块大陆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方面来讲都远不及中国稳定，因此发展一直落后。欧洲缺乏贵金属，地理格局——一系列的半岛和群岛（伊比利亚、意大利和希腊）——使其民族主义更强烈，因为自然边界很多。此外，他说，正因为字母书写系统如此灵活，不同的部落和群体比较容易形成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语言，从而加剧了这个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具有统一的书写系统）。所有这些使欧洲不断陷入冲突之中，因此发展落后。

随后而来的是中国的两项发明。第一项是马镫，它大大增强了欧洲骑士阶层的权力，帮助产生封建制度。第二项是火药，至少在欧洲，它帮助摧毁了封建制度，因为它削弱了骑士阶级的权力。根据李约瑟的说法，随着西方封建制度的衰弱，商人阶层出现了，该阶层与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虽然有很多发明，但它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大陆，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的帝国历史，取代封建制度的是“官僚封建制度”或“官僚统治”。这个士大夫精英阶级非常适合一个高度集权、皇帝专制的大国，官僚的治理使中国稳步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一面是，商人阶级在这样的体系中被抑制。在社会的四个等级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这种等级划分不但扼杀了创造力，还意味着中国从未发展出城邦：管理城市者是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市长、行会和议员。中国的城市不是向上流动的场所，而是受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虽然有很多发明，但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现代的商业方法或现代科学。在李约瑟看来，这点终究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