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节选）

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当属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用一年时间完成了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的翻译工作。现将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做一简要评介，以供读者参考。

一 对主流史学的挑战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年鉴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它在法国史学界如日中天，在公众中也享有崇高声誉。而弗朗索瓦多斯则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向年鉴学派提出挑战，并以其《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评价。

多斯在当时是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历史学家，出于对史学理论和认识科学的热衷，他曾长期关注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动态和走向，其博士论文（1983年）便是以;年鉴学派为题。尽管当时的年鉴学派代表着主流史学，但多斯;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lsquo;新史学rsquo;将出现危机并必将瓦解（见本书《再版序言》），并对年鉴学派（主要是第三代）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最初，年鉴学派对多斯的论点采取了;冷处理态度，;他们商定永远不提及《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并把该书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同上）。然而到后来，年鉴学派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面临的危机。《年鉴》杂志1989年1112月专号以;关键性的转折作为主题，并在社论中提出：根本性的转折已经到来，应当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该社论还含蓄地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提出的主要批评是有根据的历史学科面临着分化瓦解的危险。（同上）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斯也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在论战方面带有不少当时的印记，如强调;假设的真理和预先建构的历史目标，以及一些情绪化和偏激的说法，但他重申;至今依然坚持我在书中提出的主要批评，并没有改变我对年鉴学派自192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断续传承的系谱所做的勾画（同上）。正因为如此，《碎片化的历史学》已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介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著作。《外交世界》月刊在评论中写道：;在向读者介绍lsquo;新史学rsquo;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该书于1987年初版，1997年和2005年两次再版，出版者的评价是：本书作者;以大量资料和证据为基础，向我们讲述了lsquo;新史学rsquo;的历史，介绍了lsquo;新史学rsquo;的作者们多斯还对历史的终结、人类的隐退、结构的作用、抛弃政治史等年鉴学派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使我们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本书为捍卫历史学展开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战斗。

二 年鉴学派的产生及特点

关于年鉴学派的产生，多斯认为，《年鉴》杂志诞生于1929年并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成为权力机器的主要部件为适应这种演变，史学论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年鉴学派革命，也是认识论方面名副其实的断裂（见本书第272273页，以下只标注页码）。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美洲和欧洲，而且，这种总体危机或;文明危机不仅颠覆了整个知识界的信念，也影响到史学界。人们对理解危机和对其做出反应的需求十分强烈，时代的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的诞生正好回应了时代的要求。

多斯还提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叛，《年鉴》杂志的反叛特性则体现在反对埃内斯特拉维斯、夏尔瑟诺博司、夏尔朗格卢瓦等老一代史学家代表的实证史学方面。第三共和时期形成的法国方法学派深受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影响，他们集结在加布里埃尔莫诺及其《历史杂志》周围，宣扬;实证科学，主张超越哲学理论的客观和真实历史。而实际上，实证主义史学家所看到的只是政治史，并大都宣扬爱国主义和追随共和派政权。而《年鉴》杂志对史学论说的创新首先表现为注重经济和社会现象，主张更为全面的历史；其次是倡导;问题史学，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历史学家不应满足于根据史料写作，而应当向史料提出问题，要把史料纳入一个总问题。

然而，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的首倡者，他们只是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而已。他指出，早在1900年，由亨利贝尔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便抨击方法学派的史实崇拜和简化主义，提倡一门综合性的全面史学。费弗尔和布洛赫分别自1905年和1912年便成为该杂志的合作者。只是因为他们觉得亨利贝尔还不够激进，所以才在1929年创办了《年鉴》杂志。而且，早在18世纪，伏尔泰在《史学新论》（1744年）和《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401756年）中便提出并实践了;全面历史的纲领。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也曾在《历史研究》（1831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现在，历史应当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家的技巧到工匠的手艺，从绘画、雕塑和建筑知识到经济知识，这一切都应被纳入其中。米什莱早就倡导一种把现实中所有表现都纳入同一运动的;全面史学。他在批评基佐和蒂埃里只注重历史的细枝末节时指出：;史学方法在两个方面仍显薄弱：一是物质性太少，只看到种族，看不到土地、气候、食品，以及肉体和生理方面的状况；二是思想性太少，只谈法律和法规，不谈思想、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重大演进。（第9697页）

拒绝政治也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特征。他们抨击政治运作、议会活动和政治党派，甚至质疑国家。因此，布洛赫和费弗尔;制定出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完全抛弃了他们视为多余、附属和死角的政治领域（第14页）。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占比很小，只占论文总数的2.8%；与此同时，《历史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却占到论文总数的49.9%。另一方面，《年鉴》杂志的经济史论文占论文总数的57.8%，而《历史杂志》的经济史论文只占17.5%（第4749页）。

关于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碎片化的历史学》写道，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既是年鉴学派范式的敌手，又是它的先驱（第62页）。从20世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法国大学教授中传播，年鉴学派从中汲取了众多启示。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上还发表过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年鉴学派与马克思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力图囊括和把握所有现实。但它们所选择的道路却不同，对年鉴学派而言，;历史主义在右边，马克思主义在左边，处于中间的年鉴学派代表第三条道路（第64页）。多斯进一步指出，后来银行家、金融家们开始为《年鉴》杂志撰稿，刊物的技术官僚倾向日益明显。所以，关于《年鉴》杂志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第67页）。而且，年鉴学派并未推出一种历史哲学，费弗尔既不赞同马克思也不赞同韦伯，而是主张关于所有事物相互依赖的笼统观念。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很少为探索历史规律而操心。尽管他们也宣扬问题史学的概念，但自发的经验主义使他们更重视;怎么样而不是;为什么。（第98页）

另外，作者多次肯定了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人本主义观念。他指出，布洛赫和费弗尔;一直是人类中心论的拥护者。他们认为人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唯一对象，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lsquo;历史只能是人类史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事件也是人类所为。史学家的任务便在于此。rsquo;（第9899页）然而，第三代年鉴学派则抛弃了这种立场。多斯断言，布洛赫和费弗尔肯定不愿看到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把史学领域变成一个不以人为中心或完全没有人存在的领域（第99页）。他指出，新一代年鉴学派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本学派两位创始人精心保护的史学基础，并投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阵地，这使历史学面临着丧失自身特性的危险。（第100页）

1.弗朗索瓦多斯旁征博引、笔锋犀利，写就一部精彩的年鉴学派发展史。 2.本书兼具专业性与思想性，为理解;新史学来龙去脉、反思学科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本书是法国现当代史学批评的力作，揭示了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及其对学科发展的深刻影响。作者梳理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从布洛赫和费弗尔到布罗代尔再到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年鉴学派抛弃了传统事件史、政治史，倡导总体史，用长时段概念统一社会科学，推动了新文化史、心态史、微观史、身体史与物质文化史等领域的发展。作者指出，历史学在此过程中借鉴了涂尔干、维达尔、福柯等人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学、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维度解构历史，获取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生产出丰硕的史学成果，也导致了历史学的碎片化。作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种碎片化倾向，在解构与整合的辩证关系中探寻历史学研究的新路径，也对历史学突破“碎片化”困境、平衡微观与宏观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弗朗索瓦多斯（Fran?ois Dosse，1950 ），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空间与时间》杂志创办人之一，主要从事思想史、结构主义史、年鉴学派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结构主义史》《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文化》《保罗利科：一生的意义》《米歇尔德塞尔托：受伤的行者》《思想的进程：知识分子史与思想史》《皮埃尔诺拉：历史人》等。

译者简介 马胜利，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多年从事欧洲社会文化和法国历史研究，著有《比利时》《走近法兰西》《欧洲认同研究》等，译著有《法国大革命史》（合译）、《蒙塔尤》（合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等。

目 录

译者序：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　马胜利 再版序言 导　言

第一部分　重新审视历史学 第一章　《年鉴》杂志的史前期 　一　追根溯源 　二　拉维斯时代 　三　斯特拉斯堡的二重唱

第二章　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时期 　一　研究当下的史学家 　二　创新者 　三　心态史学家 　四　遗产继承

第二部分　布罗代尔时代 第三章　踌躇满志 　一　社会科学急剧发展 　二　时间的多元化 　三　创建者布罗代尔

第四章　范式 　一　地理历史学 　二　是;历史主义者还是;经济专家？ 　三　承上启下的人物

第三部分　破碎的历史 第五章　历史人类学 第六章　系列史 第七章　新的时间划分 　一　借助于马尔萨斯的历史学 　二　超脱于社会的心态？

第八章　古拉格的后设历史学 　一　社会自由派的论说 　二　对政治的否定

第九章　不变的历史 　一　结构主义方法 　二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结论 人名索引

导言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乔治奥威尔

在历史女神克里奥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公众渴望了解自己的过去。人们争先恐后地前去聆听历史讲座。过去那些埋头钻研档案或封闭在大学圈子内的研究人员纷纷被邀请到电视讲坛和电台录音室。在选举日的夜晚，勒内雷蒙给人们带来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乔治杜比被任命为法国电视七台台长。为了使听众体验到变化，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大量增加了由皮埃尔米盖尔、亨利阿穆鲁等专业史学家参与的历史节目。而最好的时段则留给了一个提供梦想和消遣的女主持人夏娃吕吉耶里的晨间节目。她在每日广播剧栏目中讲述马扎然、卡斯蒂利欧伯爵夫人、克利奥帕特拉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的故事。该栏目的忠实听众预计在97.5万到120万之间。阿兰德科在电视节目中取得的成就更是显而易见。所有传播手段把史学领域团团包围起来，它们旨在满足公众对历史无可争议的渴望和迫不及待的需要。普及性历史图书和杂志的市场也因此繁荣起来，在经济危机时期仍能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历史》杂志这种高品位刊物的发行量也能达到8万份。对历史的诉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纪念遗产年（1980年）的各种活动过后，许多人对本家族的谱系提出了疑问，并记起;一个老人的死亡等同于一个图书馆的焚毁的说法。于是，他们找出录音机，录下前辈的话，把正在逝去的生命保留起来历史为人们所利用，成了一种治疗手段，它可以弥补缺憾，使缺乏历史记忆的地区打破孤立处境。

这样，历史学家俨然成了档案保管员：他们能给人安全感。人们还常把史学家请到社会的病床前。由于缺乏令人鼓舞的当前，而未来又令人担忧，人们只能面向过去。他们借助那虽不遥远但永远逝去的时代，向过去寻求想象的认同。由于缺乏具有动员性的集体命运，这种追求越来越以个人的和局部的方式进行。人们抛弃了重大时刻，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人们谈论的不同主题，如村庄、妇女、移民和边缘人群等，逐渐组成一幅新的美学图形。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内部人种学从进步观念的危机中汲取营养，并发展成一种;静止的现在。关于路易十一、查理五世、拿破仑一世等英雄人物的大部头传记不再时兴，而有关普通人物的传记则悄然兴起。另外，层出不穷的新闻和全球各地的突发事件都被传媒化了，并使我们眼前的历史不断加速变化和越来越难以把握。我们对这种历史与其说是主动接纳，不如说是被动忍受。这种状况使我们投入了大量情感，但却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意义。于是，为消除恐惧，人们便从古老年代，尤其是从中世纪的平静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特性。全社会都拒绝成为孤儿，并努力从历史中寻根。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了法国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50.2%的被调查者拥有历史题材的图书，其中9.6%的人把这些历史书作为阅读的首选。由此可见，历史学极其卖座。但是，这又是何种历史学呢？

在纯商业性史学和史学商品的寄生现象背后，法国历史学的主要代表是居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成员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新史学家同时把自己塑造成专家、商人、推销员、广告商和管理人，以便控制历史著作发行网的所有层面。大多数出版社负责历史丛书的都是年鉴学派的人。他们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享有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还控制着新闻机构，并用它们宣传自己的出版物，从而保证其影响和争取更多公众。从研究实验室到发行渠道，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

年鉴学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在于它使用了攫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程序和话语的策略，并具有拿别人的衣服来乔装打扮自己的杰出能力。征服是年鉴学派的一贯做法。20世纪初，维达尔地理学派、涂尔干社会学派和亨利贝尔的综合努力都未能把社会科学统一起来。年鉴学派在总结上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制订出自己的策略，这使它的进攻更加得心应手。年鉴学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边缘地带的战斗性学派，它呼吁社会科学给予帮助，以求动摇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唯历史史学（lrsquo;histoire historisante）。年鉴学派把该史学作为牺牲品加以排斥，为的是不惊动它潜在的盟友。年鉴学派拒绝任何史学教条、哲学和理论，这使它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流动性，以及融入最广泛研究领域的能力。年鉴学派把坚定的联盟策略与统合认识论结合起来，这使它最终淘汰了自己的对手。年鉴学派通过运动战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在运动战中，军事战略的用语，如边界、领土等成为实现彻底征服的赌注。要理解这种胜利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再现年鉴学派的各个阶段。马克费罗提出，该学派代表了一种摆脱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念的实验科学的诞生，它将成为一门不受任何怀疑和影响的独立学科。这种观点使人们不再质疑年鉴学派成功的原因，也不再对该学派与时代精神和史学功能的关系提出疑问。然而，历史学与其产生的地点和时代有着密切的依赖关系。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所说：;史学实践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

年鉴学派已经存在了50多年，并有了自身的历史。吕西安费弗尔1946年说道：;由于世界在变化，所以《年鉴》也会变化。因此，我们应当搞清楚：这种新的史学论说何以能满足社会需求。对此，我们不应采取机械性的研究，即仅限于把史学论说看作整个社会的缩影。在人文科学领域，史学论说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学科逻辑。这第二种参量可以说明年鉴学派1929年至今所经历的根本性断裂和范式改变。

如果说历史写作是时代的产物，那么;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天真无邪的史学家（让布维耶语）。如果历史书写必须被置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审视，那么它还必须面对第三个视角历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视角。作为独立学科，历史学也有其职业逻辑。它必须面对自身的地位、创新和保持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从史学界的社会史和形态学观点出发，抓住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制度化的联系。只有通过对上述三方面的贯时性观察，我们才能发现在年鉴学派论说中发挥作用的合理内核。

要了解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的功能，便不可忽略对年鉴学派历史的思考。这一赌注十分重要，它关系到历史学本身的存在，以及它能否避免两种自毁的做法：一是铤而走险地融入其他社会科学之中，二是退回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只有超越经验主义和实现科学武装才能振作起来。历史学仍是一门按我们社会的需要进行建构，并与之不可分割的科学。因此，为历史学进行的战斗将继续下去。

导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乔治·奥威尔在历史女神克里奥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公众渴望了解自己的过去。人们争先恐后地前去聆听历史讲座。过去那些埋头钻研档案或封闭在大学圈子内的研究人员纷纷被邀请到电视讲坛和电台录音室。在选举日的夜晚，勒内·雷蒙给人们带来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乔治·杜比被任命为法国电视七台台长。为了使听众体验到变化，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大量增加了由皮埃尔·米盖尔、亨利·阿穆鲁等专业史学家参与的历史节目。而最好的时段则留给了一个提供梦想和消遣的女主持人夏娃·吕吉耶里的晨间节目。她在每日广播剧栏目中讲述马扎然、卡斯蒂利欧伯爵夫人、克利奥帕特拉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的故事。该栏目的忠实听众预计在97.5万到120万之间。阿兰·德科在电视节目中取得的成就更是显而易见。所有传播手段把史学领域团团包围起来，它们旨在满足公众对历史无可争议的渴望和迫不及待的需要。普及性历史图书和杂志的市场也因此繁荣起来，在经济危机时期仍能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历史》杂志这种高品位刊物的发行量也能达到8万份。对历史的诉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纪念遗产年（1980年）的各种活动过后，许多人对本家族的谱系提出了疑问，并记起“一个老人的死亡等同于一个图书馆的焚毁”的说法。于是，他们找出录音机，录下前辈的话，把正在逝去的生命保留起来……历史为人们所利用，成了一种治疗手段，它可以弥补缺憾，使缺乏历史记忆的地区打破孤立处境。这样，历史学家俨然成了档案保管员：他们能给人安全感。人们还常把史学家请到社会的病床前。由于缺乏令人鼓舞的当前，而未来又令人担忧，人们只能面向过去。他们借助那虽不遥远但永远逝去的时代，向过去寻求想象的认同。由于缺乏具有动员性的集体命运，这种追求越来越以个人的和局部的方式进行。人们抛弃了重大时刻，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人们谈论的不同主题，如村庄、妇女、移民和边缘人群等，逐渐组成一幅新的美学图形。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内部人种学从进步观念的危机中汲取营养，并发展成一种“静止的现在”。关于路易十一、查理五世、拿破仑等英雄人物的大部头传记不再时兴，而有关普通人物的传记则悄然兴起。另外，层出不穷的新闻和全球各地的突发事件都被传媒化了，并使我们眼前的历史不断加速变化和越来越难以把握。我们对这种历史与其说是主动接纳，不如说是被动忍受。这种状况使我们投入了大量情感，但却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意义。于是，为消除恐惧，人们便从古老年代，尤其是从中世纪的平静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特性。全社会都拒绝成为孤儿，并努力从历史中寻根。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了法国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50.2%的被调查者拥有历史题材的图书，其中9.6%的人把这些历史书作为阅读的首选。由此可见，历史学极其卖座。但是，这又是何种历史学呢？在纯商业性史学和史学商品的寄生现象背后，法国历史学的主要代表是居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成员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新史学家”同时把自己塑造成专家、商人、推销员、广告商和管理人，以便控制历史著作发行网的所有层面。大多数出版社负责历史丛书的都是年鉴学派的人。他们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享有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还控制着新闻机构，并用它们宣传自己的出版物，从而保证其影响和争取更多公众。从研究实验室到发行渠道，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年鉴学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在于它使用了攫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程序和话语的策略，并具有拿别人的衣服来乔装打扮自己的杰出能力。征服是年鉴学派的一贯做法。20世纪初，维达尔地理学派、涂尔干社会学派和亨利·贝尔的综合努力都未能把社会科学统一起来。年鉴学派在总结上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制订出自己的策略，这使它的进攻更加得心应手。年鉴学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边缘地带的战斗性学派，它呼吁社会科学给予帮助，以求动摇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唯历史史学（l’histoire historisante）。年鉴学派把该史学作为牺牲品加以排斥，为的是不惊动它潜在的盟友。年鉴学派拒绝任何史学教条、哲学和理论，这使它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流动性，以及融入最广泛研究领域的能力。年鉴学派把坚定的联盟策略与统合认识论结合起来，这使它最终淘汰了自己的对手。年鉴学派通过运动战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在运动战中，军事战略的用语，如边界、领土等成为实现彻底征服的赌注。要理解这种胜利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再现年鉴学派的各个阶段。马克·费罗提出，该学派代表了一种摆脱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念的实验科学的诞生，它将成为一门不受任何怀疑和影响的独立学科。这种观点使人们不再质疑年鉴学派成功的原因，也不再对该学派与时代精神和史学功能的关系提出疑问。然而，历史学与其产生的地点和时代有着密切的依赖关系。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所说：“史学实践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年鉴学派已经存在了50多年，并有了自身的历史。吕西安·费弗尔1946年说道：“由于世界在变化，所以《年鉴》也会变化。”因此，我们应当搞清楚：这种新的史学论说何以能满足社会需求。对此，我们不应采取机械性的研究，即仅限于把史学论说看作整个社会的缩影。在人文科学领域，史学论说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学科逻辑。这第二种参量可以说明年鉴学派1929年至今所经历的根本性断裂和范式改变。如果说历史写作是时代的产物，那么“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天真无邪的史学家”（让·布维耶语）。如果历史书写必须被置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审视，那么它还必须面对第三个视角——历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视角。作为独立学科，历史学也有其职业逻辑。它必须面对自身的地位、创新和保持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从史学界的社会史和形态学观点出发，抓住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制度化的联系。只有通过对上述三方面的贯时性观察，我们才能发现在年鉴学派论说中发挥作用的合理内核。要了解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的功能，便不可忽略对年鉴学派历史的思考。这一赌注十分重要，它关系到历史学本身的存在，以及它能否避免两种自毁的做法：铤而走险地融入其他社会科学之中；退回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只有超越经验主义和实现科学武装才能振作起来。历史学仍是一门按我们社会的需要进行建构，并与之不可分割的科学。因此，为历史学进行的战斗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