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力图通过重新建构民主观念，使民主重新有利于人民和左翼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往往将民主等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政治制度，而事实上后者在很多领域是反民主的。作者主张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种目的，形成面对面的小群体，以普遍价值相号召，争取在社区、工作场所和第三世界的本土尽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和自治，壮大公民社会，建立自由空间，从而既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又可以代替传统左翼的权威主义的组织方式。作者认为，这样的民主重建可以使左翼发现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并使左翼重新获得目标和号召力，这样，民主将再次和人民站在一起，有利于人民，这样的民主就是激进民主。

道格拉斯•拉米斯，1936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后来长期任教于日本津田塾大学政治学系。拉米斯学生期间曾受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理论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传统的影响，并和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家伊凡•伊里奇交往颇多。拉米斯曾积极参加过反越战运动。拉米斯力图重新发现民主和左翼之间的亲和关系，寻找一种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视角，探索一条新的反资本主义道路。

导言 激进民主
第一章 激进民主
第二章 反民主的发展
第三章 反民主的机器
第四章 民主有缺陷的传统
第五章 民主美德
结论 普西芬尼回归
译后记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为《激进民主》中文版写序。我也很想知道今天中国的读者如何看待这本书。当我写作时，我心中最初设定的对象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读者。很自然，这本书是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为背景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后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也就是说，它既被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影响，也被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产生的幻灭感影响。
激进民主力图表达的是一个特殊的美国问题(称呼它是一个“美国问题”，我并不是意指它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办法将它的问题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一般的民众和社会科学家，对于民主真实意义的理解很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民主的本义是指人民拥有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却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可以帮助人民赢得和拥有这种权力。由于很多这样的制度(宪政、由法律确立的人权和定期选举等)在美国已经建立起来，美国人就易于将“民主”等同于他们自己那一套政治制度。于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还是反抗国家权力的人们之理想的民主就演化成为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美国人被教导成持这样一种观点——民主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投票选举这个或那个政党来轮流统治这一超级大国(或被这一超级大国统治)，并支持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外的“保护民主的战争”。
第二，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被这样教育——平等的民主理念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不适用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自由就是自由市场，以至于任何通过把资本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方式来矫正自由市场所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做法都被看作是非民主的甚至是独裁的。在这种世界观的笼罩下，人们很难理解到经济体系本身也能成为一个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人们比如工人被一种非民主的方式所统治。
这本书(像我在第一章中所写)呼吁“正名”。我从孔夫子那里借来这一术语，虽然孔夫子的原意与此大为不同。这本书呼吁回归到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权力上去。我们应将这个词从那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手中夺回，将它归还给人民。我认为，不应该将民主看作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性的权力体系，而是应看作“一项还有待实现的承诺”。这一承诺特别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实现。工厂民主化的问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工人们都努力斗争以求解决，但是在21世纪它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问题。
为实现正名，本书往西方特别是英美历史深处挖掘，以唤醒人们，使他们认识到：民主在历史上曾经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一个理想。本书指出，定义为人民权力的民主不是一个新的思想，而是恢复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当然，所有这些论述本来是面向西方的。我能肯定中国读者将在这本书中发现很多不适用于他们状况的内容。提出要注意这本书的西方背景可能不利于说服那些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的人们。如果对中国历史有丰富的理解的某位能够为中国读者写作一本和本书意图类似的著作，它肯定和这本书不一样。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书可以写出来，也许已经有这样的书了。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权力，而不是取得权力的任何一种特定的制度，那么这种理念的根本精神肯定能够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找到。就像没有任何有机体自己去寻求疾病一样，没有任何民族会去寻求衰弱、压迫、剥削和堕落。如果这是我的一种倾向，那么就让它是吧：这正是我的信仰。同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肯定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传统已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这本书主张马克思的解放哲学的伦理基础是民主(像马克思年轻时候所公开表达的一样)。资本主义发展的缺陷是，它剥削和压迫工人并产生不平等，也就是说，它是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它结束剥削和压迫并给工人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也就是说，它将使经济领域民主化。因此，社会主义是手段，而民主是目的。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是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只是通向目的的一种设计。如果它不能带来所期望的目的，这绝对不会使民主本身失去可信度。它只是意味着必须寻求别的方式。
如果这种主张被接受，那么也许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认识到，民主不是美国政府利用禁运等压力方式从外部强加给中国的“美国体系”，而是中国人民在过去100年和更长的时间中历
尽巨大的、痛苦的和英勇的斗争而力求达到的重要价值。
本书认为，马克思从未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发展道路”。正是列宁在掌握政权后，在发现苏维埃国家的工业革命还是一片空白时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这种转换(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很根本的)。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这种解释的读者也能够发现，我这样做是在力图回到马克思的伦理观的根本上去。而且，这本书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很清楚地把握到“压迫的意志”和“剥削的意志”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被物化进机器和生产结构之中。这便利了恩格斯、列宁和以后的理论家这样主张：工厂中自由的缺乏不可避免，工人对它的反抗是错误的。我相信，对机器的神秘化对全世界工人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工业机器并不简单是既可以用于好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的中性工具。机器已经嵌入了深刻影响操作机器的工人的伦理选择(例如效率)。这意味着，工人民主化这一历史任务(工人的解放)必须包括“机器”的“去神秘化”和“去物化”。如果关于机器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它也适用于作为今天中国工业化基础的机器。因此中国读者可能发现这本书的有些内容和他们今天的情境还是有关系的。
最后，我要感谢翻译和编辑《激进民主》中文版的朋友，特别要感谢刘元琪，他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
道格拉斯·拉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