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不哀之歌》

书号：978-7-5133-4111-0

定价：48.00

作者：曹利群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内容介绍：

如果说有谁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古典音乐的推广，曹利群必位列其中，他在古典音乐评论和推广上用力颇深。《不哀之歌》即他近年作品的精选集。全书分为“且听”“且看”“且行”三辑，古典音乐之外融入了更多历史、艺术、文学、博物、行走等内容，三辑以音乐聚拢，如奏鸣曲三乐章，读罢回味良久，不忍释卷。作者对诸位音乐人的掌故信手拈来，文笔深邃沉郁，是一本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兼容并蓄的文化之书。

编辑推荐：

音乐会怎么听？为人熟知的名家名作背后有哪些不为常人知的故事？自陈“我的交响曲大都是墓碑”的肖斯塔科维奇居然是足球迷？为什么作曲家都爱萨拉班德？李斯特之前的音乐会是怎样的？指挥这个行当有什么讲究？家喻户晓的《梁祝》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曲折？这些都能在《不哀之歌》里寻到蛛丝马迹。

无论是因卷入政治风波而忧惧不已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是作曲才能被掩盖在丈夫光芒之下的克拉拉·舒曼，“跳舞，跳舞，不然我们就会迷失方向”的皮娜·鲍什，亦或选择弃世的顾圣婴，此外还有卡兰卓、斯克里亚宾、皮亚蒂戈尔斯基……因为有音乐，有舞蹈，所以他们又具有超越悲剧的非同寻常的力量。曹利群用《不哀之歌》带我们进入一场盛大的艺术洗礼。

作者介绍：

曹利群，古典音乐评论家，古典音乐的传播者，《爱乐》杂志前主编。曾在中国交响乐团做过艺术策划，也参与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策划，以写与音乐有关的文章为乐事，在多地大学、剧院、图书馆和书店做过音乐讲座。已出版有《慢慢天明》《灯塔的光》《肖邦不住17号》《五音不全》《历史旁的花园》《永远的珍藏：世界著名厂牌与经典唱片》《缪斯的琴弦：西方音乐史话》等多种，编有《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并翻译有《如何听懂音乐》、《梅纽因访谈录》、《歌剧：一种新的聆听方法》（合译）、《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合译）等。

目  录：

第一辑  且听

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肖斯塔科维奇第八交响曲随想

告解与狂欢的密码——肖斯塔科维奇第六交响曲之谜

真假球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厄运之箭的射击练习——听肖斯塔科维奇晚期弦乐四重奏

俄罗斯音乐树上的奇异果

轻看了李斯特

湮没的声音——克拉拉·舒曼引发的思考

苦行：在恐惧与信仰之间

长太息以掩涕

电影里没有流出的血

抚平萨拉班德的悲伤

廿年不听海菲茨

指挥这个行当——送阿巴多先生远行

岁末送别杨松斯

第二辑  且看

头顶的星空  心中的道德

以音乐的名义

一个三和弦

古尔德的七宝楼台

《梁祝》六十年——不能淡忘的人与事

敢有歌吟动地哀——听王西麟《四重奏》

念陈师  忆《说园》

琴者马友友

我很寂寞  无法入睡

音乐是什么

异乡的蘑菇

走出阁楼的疯女人

不老的青春——听殷承宗弹舒伯特

《魔笛》：童话还是童话的外衣？

“死人音乐会”的前世今生

缄默的古城，我的北京——《骆驼祥子》80周年有感

这红楼不是那红楼

《前线》：呈现与遮蔽

混在艺术圈

第三辑  且行

空荡的剧场——皮娜·鲍什十周年祭

等着我吧

一些主题必然这样涌来——马勒在阿特湖畔

这个世界配不上如此美好的人——梵高在阿尔的日子


博物馆之殇

穹顶的护卫与庇护

旅行的赝品

一座剧院一座城

台北的秋虫

八月的阿炳

试读章节：

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肖斯塔科维奇第八交响曲随感

1943年的夏天，盟军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导致长时间胶着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军的最终溃败，战争也进入了最困难、最煎熬的时期。从列宁格勒撤到古比雪夫之后，当地的闭塞和生活的贫困给艺术家们带来很多不便。其中也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在古比雪夫度过战争期间的第一个冬天之后，作曲家搬到莫斯科的新家（基洛夫大街21栋48号），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心情自然好了不少。他在给朋友格利克曼的信中说，食品问题得到了解决，音乐生活也丰富了，经常和人见面，还结识了新的朋友。（《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东方出版社，第76页）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封信里他也提到了心情不好，具体原因并未说明。须知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封信和明信片上都要盖上“已经通过军事检查”的邮戳。就是说，信里的任何内容都是没有隐私的，自然也没人敢在信里抱怨。大清洗虽然过去了五六年，每个人仍然活得小心翼翼。疯狂可怕的抓捕似乎就在昨天。苏联秘密警察档案记载，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光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统计数字来自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特殊委员会下的内政部）。而在古拉格群岛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数并不包含在内。有调查表明，此后数十年中约170万人被关押，近70万人被处死。许多人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至今在列宁格勒郊区的树林里，不少死者家属把遇害亲人的照片嵌在树干上以资凭吊。不要说尸骨，这些冤鬼连墓碑都没有。

    1941年第七交响曲的成功让肖斯塔科维奇1936年以来的郁闷稍有消减，美国《时代》周刊封面那个标志性的消防队员头盔和众多欧美指挥全力支持的第七交响曲，让肖斯塔科维奇的国际声望得以进一步巩固。也许因为古比雪夫的困顿，之后的1942年，他只写了第二钢琴奏鸣曲Op.61、《为男低音与钢琴而作的六首浪漫曲》Op.62等一些容量不大的小品。第七交响曲被冠以“列宁格勒交响曲”之后，暂时给他戴上了政治的保险帽，老肖的处境尚属安稳。只是战争还在持续，深夜敲门的惊恐，那种不在场的在场，难以言表的苦痛、苦涩，依然折磨着很多人的内心。作曲家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都还关在牢里，音信全无，生死未知。需要一个大型的作品来宣泄苦闷，释放压力，清理情感，而通过创作摆脱困境是作曲家唯一的出路。于是在1943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就了第八交响曲——一部极具悲剧情怀的重头交响曲。（那以后直到作曲家去世的1975年，还有一部同样分量的作品是第十四交响曲。）

    有关这部交响曲，过往的评价大致有两种：以俄罗斯音乐史家丹尼列维奇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第八（甚至包括第七和第九）交响曲讲述的是那场战争。作曲家“以自己的方式，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战争”（《肖斯塔科维奇传》，商务印书馆，第162页）。他还以作曲家自己的告白为证，“在这部作品中我试图表现人民的疾苦，力争真实地反映恐怖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极大悲剧”（肖斯塔科维奇：《关于往事的思考》，刊载于《苏联音乐》杂志，1959年第9期）。然而谁都知道，因为要面对很多言不由衷的场合，老肖公开发表的文字均需打上一个问号。还有一种是作曲家自己的说法，语出争议颇多的《见证》：“阿赫玛托娃写了她自己的《安魂曲》，《第七》和《第八》交响乐是我的安魂曲。”（《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编译参考版，第199页。以下引文均简写为《回忆录》。）有关这部回忆录的真伪之争不是这里要讨论的话题，但我始终相信这本书在本质上的真实性。（曾经和作曲家有过交往的指挥家桑德林被问及这本书的真伪时，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回答。）“我的安魂曲”究竟是安何人之魂？是战场上的牺牲者，死在大清洗冤屈中的无辜者，还是家国丧乱导致的死无葬身之地者？事情要从1936年说起。

1936年的日子

    这一年因为《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以下简称《麦克白夫人》）的演出遭到最高当局的封杀，肖斯塔科维奇的日子开始难过。作曲家自己说，“在这部歌剧之前，我是个可能被打屁股的孩子，这之后我是个大罪人，无时不受监视，无时不受怀疑”（《回忆录》，第170页）。十天之内两遭《真理报》的攻击，后果可想而知。其实《麦克白夫人》在斯大林观看之前已经演出了两年时间，所演之处大受欢迎。此番遭到批判，很可能是当局杀鸡儆猴，借此开始全面清算艺术领域。而这种清算显然成为大清洗的一部分。1936年8月开始的公开审判表明，对艺术界开展的形式主义批判正在升级为清洗和恐怖。

有关那个年代的恐惧，有老肖的亲属和朋友的佐证：

指挥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我周围（指的是夜间突然有人敲门）。我看到人们被捕，我家里也有人被带走，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开始只是内心的惴惴不安，一种本能的恐惧。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第二天还能不能回来。那些给他（指作曲家）写的信一封也没有留下，他把所有的信都付之一炬，以防这些信在搜查中被发现。他不想让那些和他通过信的人处于危险之中。每个夜晚，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这是个残酷的年代，有多少恐惧蹂躏着他的内心，耗损着他的精力。虽然他幸免于难，可是他的身体非常差，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死于69岁，而是109岁。

马克西姆（儿子）：恐惧无处不在，每次敲门都意味着那些克格勃的魔鬼要把你带走，然后枪毙或者投入古拉格群岛。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恐惧和担忧，要小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父亲当然是担心的，为家庭担心，他亲眼见到人们的消失，一些关系亲密的人被枪杀。在我们家里，我的姨夫被杀害，外婆被投入监狱。

加丽娜（女儿）：孩子们也很清楚，家里说的那些话永远都不要去重复。不管在街上、学校还是电影院，以及其他场合都不能说。哪怕是我们的朋友。

    那个写作第一交响曲的少年不见了，那个诙谐幽默，有时甚至带点儿恶作剧的年轻人木讷了，那个在沸腾的年代、社会的变革中飞动的身影消失了，那个桀骜不驯、胆大妄为，在音乐创作中不断出新出奇出刺出偏出怪的革新者无影无踪了。谁能想到，年轻的作曲家曾经有堪称野心的抱负，谋划为乐队、独唱与合唱写作大型交响诗《从卡尔·马克思到今天》的五乐章作品，并且在1932年已经完成了序曲，所有宏大的现代主题，戏剧性的前卫探索，都在突然来临的“严寒”中瞬间冻僵了。很多接近肖斯塔科维奇或者同情他的人都先后失踪。除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遭枪决之外，迈耶霍尔德的名字也从人们的谈话中消逝了。在《麦克白夫人》写作过程中帮助过作曲家的加丽娜·谢列布里雅柯娃，第二年被送往古拉格群岛，一关就是20年。作家A.列支涅夫因为说了“我把肖的事件看成是导致在德国焚书的同样的‘指令’的开端”，而冒犯了斯大林，于1938年以犯有“多种意识形态错误”被执行枪决。作曲家的亲人相继遭抓捕和监禁。“这是那个年代一个可怕的特征，一个人不见了，但是人人都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回忆录》，第195页）每个人都下意识地感觉，下一个就轮到肖斯塔科维奇了。所以从那以后的几年中，说“等待枪决”是他的主题并不为过。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作曲家死里逃生，后来才写了众说纷纭的第五交响曲，一个以退为进的告白。那些不能承受生命重负的轻灵的音符一风吹了。就连一贯的讥诮嘲讽也多了一些毛刺、棱角和锐度。“我的交响曲大都是墓碑”完全是自供状，而列宁格勒保卫战背景下写就的第七交响曲，除了鼓舞了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之外，那些弦外之音只有作曲家自己知道，只有那些和他心灵相通的人知道。第五和第七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地狱般的绝境才是他痛楚的内心世界。在第七交响曲的悲鸣中，大清洗以来人们没敢流下的眼泪，借着战争的血色尽情地流淌。到了1943年，没有了“列宁格勒”规定性的背景，新的言说可以更抽象、更自由，可以摸索更多新的写法，毫无疑问也容纳了更多的表达元素。

在历史的废墟上

    既然音乐史家认为第八交响曲是战争交响曲，是反映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的，照理说应该大演特演，为什么在俄罗斯演出了不多场次就被打入冷宫？“《第八交响乐》一上演就被公开宣布为反革命的和反苏维埃的。他们说，肖斯塔科维奇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写了一首乐观主义的交响乐，现在却写了一首悲哀的交响乐，这是为什么？战争开始时我们是退却的，如今我们在进攻，在消灭法西斯，而肖斯塔科维奇悲悲戚戚，这意味着他站在法西斯一边。”（《回忆录》，第203页）这个帽子几乎要把人压死。文化官员们不买账，他们根本不顾这个作品在美国和拉丁美洲200多家电台同时转播首演的盛况。苏联国内的行家对第八交响曲也并不看好。最不认可的竟然是普罗科菲耶夫，他认为这部交响曲过于冗长，“第二乐章‘既不新颖’‘也很粗糙’，（第四乐章）那段帕萨卡利亚舞曲显得多余……刚一开始，听众就已经感觉到了疲劳。整个第四乐章不可能被听众全部理解”（《苏联作曲家协会关于第八交响曲的讨论录音记录》，1944年，苏联作曲家协会档案）。有些音乐学家把史诗般的叙事和悲悯的情怀说成黑暗战胜了光明，也有人表示，作品违背了传统的听觉习惯，破坏了音乐美学的原则。以至于五年后的1948年，仍然有人把第八交响曲和西方的形式主义拴在一起。总之从形式到内涵，这部新作品都遭到冷遇。而作曲家本人却在等着真诚的批评意见。1943年12月8日，老肖从莫斯科写给格利克曼的信中还在说，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致使俄罗斯作曲家协会的讨论迟迟不能进行。他诚恳地说，“在讨论会上，肯定会出现有价值的批判意见，这些意见将有助于我以后的创作”（《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第80页）。善良的作曲家哪里想到会有如此的非议和贬斥。

    人们津津乐道《列宁格勒交响曲》源自其故事性，特别是那个“侵略”主题。但第八交响曲中，所谓第七中的“爆炸和释放”成了“隐忍和张力”。除了1959年那个公开言论，老肖并未更多谈及1943年的这个作品。曾经跟作曲家有过交集的指挥家桑德林说，“肖斯塔科维奇从来不谈自己的作品——作品的含义。没有跟穆拉文斯基、没有跟康德拉辛、也没有跟我谈起过”。列宁格勒作曲家马尔科·阿拉莫维奇曾经记录过作曲家的创作谈。当被问到作曲的过程是从一个偶然的细节出发，还是由一个“全部的幻象”决定时，老肖毫不犹豫地说是后者。而问到哪部交响曲完成用的时间最短时，老肖脱口而出是第八交响曲，只“用了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戈约夫：《肖斯塔科维奇》，第164页）指挥家、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也说，没有人真正了解肖斯塔科维奇，也许他最亲近的朋友可以。“他全部的精神生活都隐藏在他的内心，这也是他创作音乐的一个方式。往往（一个人）沿着街道边走边自言自语，突然停住脚步，仰头望着天空，一个乐思就产生了。然后径直回家，坐在小桌旁，尽快把那个灵感记录下来。音乐直接在他的头脑里流动起来，然后写在纸上。”第八交响曲居然两个月就完成了，足见写作的过程一气呵成。和列宁格勒的专业人士的评论不同，库谢维茨基深为第一乐章的柔板所感动，称音乐展现的“人类情感的力量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国的指挥家张国勇说，肖斯塔科维奇站在废墟上，他思考的不仅是眼前的胜败存亡，而是整个人类为何会陷入这样惨烈的困境。

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第八交响曲听过多次，在肖斯塔科维奇110年诞辰的前夕来听，忽然感觉任何言语的解析都是苍白无力。当锥心的刺痛把灵魂震慑住，所有技术的分析、术语的描述都可以暂时搁置一旁。什么言语都不可能言说其苦涩与悲悯。面对那样残酷的日日夜夜，我不相信作曲家有纯音乐的写作。（因此我也不赞成那些说法：离开音乐技术分析对一个作品的文字评说就是隔靴搔痒。）那是作曲家的心跳与血流的加速，他的心理活动，意识发散，他的悲愤，他的眼泪，他的无奈，他的绝望，都在音符的字里行间。指挥家弗洛说得对，肖斯塔科维奇想要说的一切都在谱子里。我补充一句，对于看不懂谱子的人，可以说，他要表达的都在声响的世界里。你可以说这是由慢板、两个谐谑曲、一个帕萨卡利亚舞曲和一个不太快的奏鸣曲——五个乐章构成的作品，庞大的第八交响曲充满了复杂的音乐技巧，高难度的赋格手法，以及大量复合拍子营造出的“舞蹈性”。当然，你完全可以放弃这些说法，从直觉出发，说你听见了沉重的脚步，响亮的步伐，粗暴的践踏，刺耳的尖利，以及内心的恐惧，还有葬礼、悲歌和希望。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说过，人们能够准确地听出音乐真正表达的是什么。而听懂“真正表达”的前提是，你要了解从1936年到1943年间，在肖斯塔科维奇所处的苏联，在他个人周遭的各个层面所发生的大事小情。尤其是那些被有意遮蔽、藏匿不见的带血的文字和影像的记录。第一乐章依然延续了第五、第七交响曲的慢板乐章的苦难感，沉重、撕裂、哀号、践踏、恸哭一一将你淹没，结束前那个单簧管独奏透出无限的孤寂。我忽然想，这个茕茕独立的单簧管难道不会是作曲家自己的化身吗？月夜里寻看着四野八荒横七竖八冰凉的尸体——看得见的尸体，看不见的血泪。

    分歧出在两个谐谑曲上。公平来说，第二个谐谑曲远比第一个写得精彩。普罗科菲耶夫对第二乐章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笼统的说法是，两个乐章都把焦点对准敌人，体现了对死神鲜明而简练的描画，仿佛死神和敌人正歇斯底里地跳着令人头晕目眩的荒诞舞蹈。丹尼列维奇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第二乐章是厚颜无耻、傲慢怪诞的交响曲，间或有酗酒狂欢的插曲；第三乐章是毁灭性的机器，一个庞然大物造成的恐怖。为什么要用两个谐谑曲描写敌人？这是他没有说明的。而且对于第三乐章也的确有不同的音乐家在理解方面有歧义。作曲家王西麟说，看过一个苏联的纪录片，画面是游行、庆祝、鲜花、广场，人们载歌载舞，配乐就是第三乐章这个托卡塔，不断地重复，这是极大的反讽，人们都是木偶嘛。德国指挥家弗洛指出，这是世间最恐怖的音乐，那个托卡塔就好像有人在刑讯室里审问你，一遍又一遍地逼问。台湾作曲家陈玫君说，听起来让人感觉就像在做一场噩梦，好像暗夜里有人在追杀你，一路一直追、一直追……我想大家都做过这种梦吧，我们在梦里不晓得为什么而害怕，于是发狂地一直跑、一直跑。反讽，审问，噩梦，似乎都有道理。丹尼列维奇给出一个声音的“三层结构”：中间是中提琴的“无穷动”（始终保持一个快速的重复音型），上层是管乐器奏出的高呼声，下层是类似枪声的低沉的和弦。显然，他还是为其描写敌人的观点做解释：有人开枪，有人呼喊，有人奔跑。

    回到谱子。按照指挥家的说法，第八交响曲的五个乐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第二乐章是一部分，后面三个乐章是一部分，而且后三个乐章需要连续演奏。这样看来，两个谐谑曲的安排逻辑就有些眉目了。如果一定要把抽象的乐思具象化，第二乐章的笨拙、粗野，偶有马戏杂耍性格的音乐（短笛从高音区下行）更多与战争有关，应该是在描画苏联人民的敌人。而第三乐章则机械木讷、喋喋不休、咄咄逼人，作曲家的心理呈现也许旁出一支，也对应了另外的敌人。两种敌人都为作曲家所痛恨。加了弱音器的小号令人不寒而栗，分明是死亡的舞蹈。于是，上述三位音乐家的反讽说、审讯说和噩梦说，都找到了各自的依据。接下来的第四乐章从思绪上就顺理成章了，所有横死的无辜者，所有受难的灵魂都是作曲家悲悼的对象。被普罗科菲耶夫诟病的第四乐章，那个帕萨卡利亚舞曲是老肖的苦心孤诣，低音重复演绎的崇高的史诗性主题（主题出现了12次），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段悼词，是作曲家内心的安魂曲，是哀莫大于心死的孤绝，是为更多的人死于非命而悲恸不已。

作为终曲，第五乐章被认为是田园风格，仿佛黑暗以后的“黎明”。铜管再现了第一乐章开头的主题，是新生命在沾满鲜血、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的新芽，是漫漫长夜，是苦苦等待的长夜前的微明，还是万念俱灰、劫后余生的短暂的安宁？在一个肖斯塔科维奇的纪录片里看到这样一张照片，1941年老肖和家人在乡下避暑，乡下的木屋前，野花开放，老肖抱着一只小猪，脚边还有一只小猪，五岁的女儿加丽娜仰着单纯的小脸看着他，俩人开心地笑着。比起眉头紧锁的“标志性”脸孔，那是我很少见到的他内心的袒露。

    翻阅着作曲家的不同传记，看到作品目录，忽然发现他写的第一部钢琴曲竟然取名为《士兵之歌》（The Soldiers）。“这是一首很长的曲子，表达得详细、完整，并且还有文字说明（例如‘这个士兵正在此地阻击’等等）。”（戈约夫：《肖斯塔科维奇》，第34页）根据列夫·丹尼列维奇的传记，肖斯塔科维奇的《士兵之歌》写于1915年之前，也就是不到9岁时。这是一首为革命的牺牲者而写的葬礼进行曲，是《革命交响曲》的一个乐章。作品没有写完，就连草稿也没有保存下来。一个未成年的儿童如何会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真的难以想象。唯一的说法是，这是他1915年受到战争报道影响而写的曲子。从9岁起，士兵、战争、杀戮、死亡、葬礼、安魂，这些事件、这些字眼、这些场面，一再进入作曲家的视线与耳鼓，铭心刻骨，一切都难以让他置身事外，相关的经历成就了相关的音乐。他的音乐里始终存在一种隐藏在音符背后的纯粹，一种逼到眼前却难以言说的真实，那是非亲身经历所不能拥有的。

    反复聆听末乐章的结尾，小调变成了大调，音乐的氛围也逐渐明朗、清新、宁静，莫非这结尾的憧憬是他真心的渴望？忽然记起老肖那句话，如果音乐在微笑请不要相信它。仔细再听，高音之下，大提琴尚有犹豫不定，低音大管暗中的尾随就像一个赶不走的阴影。作曲家不是将军，不知道战事还会持续多久；更不是时局的掌控者，不知惴惴不安的人心什么时候可以绽放出笑脸。安魂曲是音乐的解决，但亲人还在牢房里，古拉格的苦役每天都在死人，活着的、死去的，结论结果都还悬而未决，是暴风眼中的喘息。那个未及窥见的内心深处有被阴翳遮掩的深井，不堪，不安，不知，不决，前路漫漫，内心忐忑。是什么呢？是生命中的“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是——好。木心的这句话，实在就是肖斯塔科维奇当时的心态，也是他生命的常态，他从来都是不得不如此面对生活。直到躺在葬礼的棺木中，肖斯塔科维奇才把紧锁的眉头永远地舒展开。修整过的遗容甚至都有些不像他本人，看上去多了些慈祥。妻子妮娜站在棺木的端头，儿子马克西姆和女儿加丽娜在棺木的左侧，他们中间是两个孙子。本以为魔鬼已经放弃了对作曲家的纠缠，而我们在送葬的队伍里还是看到了冷漠的身影：那个表情坚硬的高个子男人分明是克格勃。斯大林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但制度还在，阴影还在，鹰犬还在。那个小胡子的暴君从来没有放过他：“他必须受到监视，哪怕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