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颇受争议也受人关注。

军事的视角、政治的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与观念视角的近代史叙述，我们都已不陌生。

在这些范式下读历史，人们开始的反应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就是“历史规律是什么”，但读完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反应可能是——“历史的真问题是什么”。

这部书，为我们呈现的，是“法治”视角下的中国。 

1.以法治为线索，重新梳理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节点

王人博老师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有了宪法，人类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 。

1840年，在突然跌入现代世界之后，中国也曾将宪法作为救国的药方，希望依靠宪法，让中国快速摆脱困境。

但为何中国的法治之路，却异常坎坷？

为什么说是焦躁的心态，让中国近代法治之路变得痛苦而曲折？

在本书中，抓住“法治”这样一个关键动作，王人博老师专注考察近现代史中的重大法治时刻：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以致1949年以后的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

在对这诸多“法治”事件反思中，中国近代转型失败原因的一个宪法学剖面清晰显露出来。

2.从法学视角，再看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冲突与融合

宪法问题，并非单纯的法学问题，其背后交织的，是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

当这个老大帝国要完成法治转型时，必然也牵扯出更为复杂的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冲突。

旧中国先前“独立自我喂养的精神世界”如何开始逐渐崩塌？

西方的普遍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法治、权利，在一系列“法治”实践后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渗透进中国人的意识中，并被逐步接受？是外在的宣传灌输？还是基于内心的诚服？

最后，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又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它们又是如何不断塑造新的“法治时刻”？

以上问题，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贯穿的另一条线索。通过对“法治演化”背后的中西观念冲突的分析，王人博老师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述，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

王人博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也是中国法学界少有的，具有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对于学界讳莫如深很多问题，他都能以专业的眼光，毫无顾忌地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这种风格让他笔下的中国近代史，拥有了少有的穿透力。

史学家的洞察X法学家的严谨X哲学家的智慧，千万不要错过这本“独特”的中国近代史。

注：本书的写作前后历时大约25年。“上部”大约写于1995 年—2003 年，于1997 年､2003年先后以《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之名出版，后又于2015 年以《中国的近代性》之名出了新版；“下部” 的写作时间从2002 年一直到2018 年，中经不断修订和增补，于2003年､2009 年和2014 年先后以《宪政的中国之道》《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的中国性》之名出版。

本次统合为《1840 年以来的中国》，除对文字做进一步的校订外，新增补近80 页的”引言”，以及近30 页的”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一文。

◎ 在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家引入法治，必须完成语境的传布和表达。在此之前，传播者必须对西方的民权、民主、宪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才能避免肤浅的正确。近年来，王人博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

——新京报书评

从司法视角串联中国“现代化进程”

“研究中国法治现代化”最好著作之一

人人都知道“法治”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提起现代文明，人们关注更多的，依然是政治、经济等领域。即便提及司法，一般都以为是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具体实践活动。

而另一方面，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作品中，以“宪制”“法治”为切入点的书十分少，而从司法视角串联“现代化进程”的，就更少了。为此，我们诚荐这本被誉为“研究中国法治现代化”最好著作之一的《现代性的磨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司法改革》。

这本书有四个非关注不可的理由：

◎研究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开创性作品，也是弥补空缺之作

但凡人类活动，必然伴随冲突。而司法解决的，正是包含人类永恒课题的人的冲突。托克维尔更认为：“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最后都会变为司法问题”。然而，市面上的这类著作却少之又少。本书问世之前，市场上几乎没有一本专门研究1901-1937年这段时间中国司法改革历程的书，因此，本书既是开创性的，也是弥补空缺之作。 

◎提供一种新视角：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命途多舛，实际上有其必然性

《现代性的磨难》，简单说，就是从1901-1937年，横跨晚清、北洋、中华民国三个时代，长达37年的司法改革，虽然波澜壮阔，但却命运多舛，最终被内忧外患中断。

之所以是“磨难”，不仅因为司法改革本身需要彼时当政者的决心，以及匹配的民情条件，更受制于20世纪的国际环境，尤其受制于苏联、日本两大强邻的崛起这一现实。这和杨奎松等历史学者阐述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逻辑是一致的。 

◎本书主题虽是20世纪初的司法改革，但却不只是“历史学”，更具有“未来学”的价值

重要的问题，不可能被一直搁置下去。事实上，现实中很多看似“立法、执法”的问题，本质上却是司法改革的问题，今年引发了海啸般舆情的徐州、唐山等恶劣法治事件，归根结底都是现代性的问题。

◎本书作者徐小群，其经历、教育背景和研究方向，是少有的可以驾驭该话题的学者。

徐老师1985年取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克利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本书2008年在美国刚出版即引起轰动。

本书中文版引进于2018年，杨明、冯申两位专业译者的贡献，提供一个严谨学术作品好译本的标准：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关键词翻译选择精准、行文流畅。

最后，现代性、司法等视角的书籍，都有一个“通病”：理论、思辨、概念太多，但重史实、重实践的书太少。本书做到了“以史统论”，因此，不仅适合所有关心中国社会转型的读者，也是所有法律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案头书。 

目前，该版本全网仅剩最后不足500本，分享给懂本书价值的朋友，欢迎收藏。

◎徐小群写出了一部出色的著作。由于这本书，我们对20世纪中国民国时期国家制度的建设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

——白瑞德（Bradly W. Reed）弗吉尼亚大学

◎通过《现代性的磨难》，徐小群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现有的最好的著作。这部书按年代顺序，把叙述主题和地理关系富有技巧地结合起来，给了我们关于法律改革运动地互为补充地观点。

——巩涛（Jerome Bourgon）法国里昂东亚研究所

◎徐小群史一位富有经验的学者。他通过对地方档案馆、省档案馆的资料和有关文件的研究，创作了一部扎实而令人信服的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的专著。该书将对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罗威廉（William T. Rom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实现法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正当程序。在正当程序之下，法律得到严格适用，违法行为则被禁止。改革者在努力纠正对待犯罪嫌疑人的两种传统做法中，提出了使正当程序制度化的主张。传统做法之一是刑讯逼供，这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

◎在1901年的奏折中，张之洞和刘坤一就批评了刑讯逼供，指出其与德治相违背。他们认为，在国外，定罪的依据是证人证言，而不是被告人的自供。这是因为，首先，审判由法官负责；其次，很少适用死刑；第三，监禁作为刑罚并不严酷。而在中国，刑罚较为严酷，定罪与否出入甚大，旁人多不肯出庭作证，被告则抱侥幸之心不肯认罪。虽然法律规定，即使没有被告的供述，只要其他证据确凿也可定罪。

宪法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有多大？为什么在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之前，中国依旧延续了几千年？自清末以来，我国的宪法变迁几乎将所有宪法模式都尝试了一遍，仍未得其解，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堪称最完善的“八二宪法”是否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时代的变革？中国的历部宪法中，蕴含着怎样的内在紧张？这一系列的问题无疑给我们牵引至本书所要回答的对象：宪法何以中国？

◎ 只有读懂宪法，才能真正能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一句话，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决定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标志。能不能真正搞清楚宪法，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停留在哪一个阶段。

本书不仅有对49年之后的宪法文本及宪法序言的研读、对“人民”、“民主”、“领导与代表”、“先锋队”等宪法关键词的详细考察，还对看似失败的遗产的中国宪法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并借此透视现代中国的宪法建构路径。

◎ 观照“宪法文本”，缩小自我与世界的距离

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作者对于宪法文本（包括宪法序言）进行了手术刀似的精确剖析。文本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文本既是目的，文本又是手段”。宪法文本不仅规范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关系，同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对文本进行修订。文本的变化折射出立法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抓住了文本，就能观察出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这不仅是一本适合法律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也适合每一关心中国法治和前途命运的人去阅读。

先知书店有幸获得翟志勇老师亲笔签名书，数量有限，十分难得。欢迎读者下单抢购！

◎ 重拾宪法史研究，并非要展示那些来自欧美的概念的“尴尬”，更非要抛弃这些概念以及概念背后的规范，而是要建立起这些概念的“中国历史与实践之维”，从而生发出基于中国历史实践的、经过反思的概念与规范内涵。

◎ 宪法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且是一个内生性的动态演变机制，是要不停地向前发展的，以实现自我承诺的目标。

◎ 领导权的实现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过统一战线广泛的代表性，从而将领导权延伸到不同的阶级、基层和群体；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隔离作用，使得党际之间的分歧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化解，从而使得统一的意志能够进入人民代表大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