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书名: 危险的愉悦
定价: 168.00
ISBN: 9787214268921
作者: 贺萧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5
用纸: 纯质纸
装帧: 精装
开本: 16
跨越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
对20世纪上海娼妓业的复原与想象性重构
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奖
20世纪的上海,人们对娼妓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愉悦、危险、寡廉鲜耻、痛苦的经济选择、关系到国家的衰落......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场所,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危险的愉悦》是一部20世纪上海娼妓业史话,在对史料的追溯与爬梳之外,作者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创造性重构,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文字的界限,将处于失语状态的娼妓重新置于各种历史情境之中,探究她们身上的印迹,从而呈现出人们如何通过“性”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问题的讨论。
《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品。
20世纪的上海,人们对娼妓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愉悦、危险、寡廉鲜耻、痛苦的经济选择、关系到国家的衰落......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场所,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危险的愉悦》是一部20世纪上海娼妓业史话,在对史料的追溯与爬梳之外,作者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创造性重构,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文字的界限,将处于失语状态的娼妓重新置于各种历史情境之中,探究她们身上的印迹,从而呈现出人们如何通过“性”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问题的讨论。
《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品。
贺萧,著者简介:
贺萧(Gail Hershatter),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文化史、劳工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著有《天津工人:1900-1949》《美国女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合著)、《中国的产生:妇女、文化和国家》(合著)、《重新勘测中国》(合著)、《中国妇女研究指南》(合著)等书。
译者简介:
韩敏中,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教学。担任《欧洲文学史》19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学主要撰稿,编写《北大英语精读》,发表英美文学及人文教育与文化性思维方面的论文若干。译著有《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等。
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和文论研究,并主编《外国文学评论》(1999—2009)。学术代表作有《二十世纪美国文论》《新历史主义》《文学:鉴赏与思考》《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思辨的愉悦》等;译著有《结构主义诗学》《现代百年》《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假如明天来临》《不朽》等。
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充满缜密思考与创见的叙述,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一部语义丰富的、勇敢的著作。
——费侠莉
贺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单一的主题作为窗口来使用的范例,她通过这个窗口来体验和阐释一个特定地方的认知史、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她的治史和理论方法富有挑战性和前瞻性。本书引人入胜,体系复杂,有极强的可读性。
——勒诺·曼德森
本书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细节再现了上海娼妓问题的历史。它证明了娼妓问题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史与政治史是多么至关重要,并且提供了一种书写特定历史——它探寻并具体描述了其根源——的范例。
——琼·沃勒克·斯科特
感谢贺萧的著作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性工作者的过去,也感谢她为我们理解和处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提供了女性主义的视角。
——李银河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说算不上想象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的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业缘由的专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就上海各类人口中性病发病率所做的调查报告、救援机构记载的绑架拐卖妇女进妓院的案例、用小说笔法记录的妓女的骗人伎俩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资料来源还不只限于以上所述。这些资料各有各的用处,但总起来看,它们对于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动向很有认识价值,可以说明上层人士如何建构并把握被统治的“他者”的类型。简言之,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的大多是作者们的分类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经历。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
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
曾迭喟叹道,读下流小报的花丛艳遇、青楼韵事也好,读主改革派闭门造车的作品也好,读有关在沪东洋、罗宋妓女的猥亵文字也好,总之,读者不可能找到一句直接从妓女嘴里说出来的话。
因此,有关娼妓的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挣扎,乃至她们的自我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被上述其他人的声音和机构所建构起来了。于是,再刻苦再勤勉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用“取回”的方法来书写出历史,好像只要在被忽略的文献中大力发掘,便能复原出以往听不到的声音。事实上,此举之不可能性也使人们对复原模式本身产生了疑问。这种不可能性将注意力引向产生历史记载的种种方式;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的产物,有着此时此地关怀的历史学者不得不隔着无法逾越的时间跨度,对这些关系作出模糊的理解或猜测。
一位上海妇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务(对参与者和观察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因娼门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这是因为上海娼妓业有多方参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妓女、老鸨、嫖客、妓女的相好和丈夫、娘家人、夫家人、警察、法庭、医生、市政府、传教士、社会改革者、学生和革命者等等——都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对娼妓问题的认识理解,并对所形成的认识提出质疑、反复商讨和吸纳利用。于是,研究娼妓业及其变迁对理解上海社会多个阶层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具有启示作用。又因为关于娼妓问题的辩论往往在地区或全国性书刊上进行,故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社会性别与现代性的争论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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