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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有没有普遍规律？中国城市化是尊重世界规律，还是以“国情特殊”为由，置普遍规律于不顾？《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提出要从“国情”出发，避免步拉美国家后尘，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当前为“国情”量身定制的土地、户籍制度已造成经济/社会双重结构扭曲，体现为贫富差距巨大、贪污腐败等严重后果。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踩着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脚印，通过发展内生型城市化，越过重重陷阱，实现民富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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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谈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经济/社会话题——新型城镇化。开篇直指中国城市化的“畸形发展”现状：对农村地区“化地不化人”；城市自我现代化，接受外来人口提供的劳力，但决绝他们的进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贫富差距日益加深等现实问题。而后，作者提出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是造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双重扭曲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应改变本是权宜之计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废除桎梏农村人口发展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排除农村人口遭到的歧视。最终，中国应尊重全球普遍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借鉴“老浦西”模式，发展内生型城镇化，实现经济、社会和制度的三方面转型成功。

作者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著名文理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终身教授。当过知青，与中国的“三农”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文贯中于1982年夏，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冬，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芝大做访问学者和攻读博士期间，文贯中专攻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中国经济学前沿》共同主编，《中国经济评论》、《中国经济季刊》、《当代中国研究》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学术方向：中国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生产力及大饥荒，城市化的内生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

目　　录

推荐序 周其仁：为民“守土”的文士 
田国强：九州之上，公地之殇 
第一篇 什么在掣肘中国梦的实现？
　第一章 进退维谷的中国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 
　　三、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 
　　四、相对贫困化的中国内地农村 
　　五、中国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现代化？ 
　　六、中国城市化：反全球发展之道而行的“弯路” 
　第二章 扭曲变形的中国城市化之路 
　　一、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一：“化地不化人” 
　　二、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自我现代化 
　　三、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三：现行土地制度的“四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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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资源中，在我国只有劳动用得比较好。要提高经济产出必须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土地的使用效率。文贯中写的这本书全面讨论了土地使用中的问题，值得细看。
　　——茅于轼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贯中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产权必须清晰的主张，特别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后，论述转向土地制度对人口劳力转移的影响。他的新论点，即本书出现的允许农民拥有退出权，拜读之后觉得有道理。
　　——周其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进退维谷的中国
　　由于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在这种时刻，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明显无法持续。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提升内需。目前，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美国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严重影响全球繁荣，世界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安然无恙，由于短期和长期原因，中国这次显然无法独善其身。从短期看，这次危机虽然源自美国，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国的出口严重遇阻。虽说从2008年秋天起为了拉动内需、对抗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陆续注入四万亿纡困资金，2009年的信贷更高达9万多亿元，支撑了经济增长。但这毕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无法长此以往。
　　各国同步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了全球经济重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据国际货币组织（IMF）的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十分脆弱，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经济稳定之后，各国担心恶性通胀尾随而至，必然急谋财政性和货币性刺激措施的退出。短期内，中国的外需显然无法恢复到往昔的荣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各项挑战，才是万全之计。
　　秉着这样的思路，我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各种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通过农耕等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