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深度追踪+广泛调查+海量采访，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继《无缘社会》《老后破产》后又一拷问社会良心的纪实力作，原作纪录片获多项国际大奖
2.梳理6年间全日本照护杀人案件，深度追踪其中具代表性的11件，透视照护的爱与苦
3.捕捉深渊之中发出的求救信号，察觉照护者的难言之隐，让面对照护的每个人不再孤立无援
4.揭露老龄化社会的残酷现实，直抵照护难题的症结所在，重建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照护共同体”
“照护杀人”，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一种非同寻常的谋杀。犯罪者并非全受恨意驱使，相反，他们一直肩负着照护的重担。在杀死至爱家人的那一刻，他或她，到底有过怎样的挣扎？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承担起照护家人的责任，应该如何面对？当身边人陷入无法言说的照护困境，我们能做些什么？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围绕“照护杀人”案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案件卷宗案发现场周边走访、与当事人对话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揭示了 11 桩照护杀人案件背后令人心酸的真相。这些案件聚焦于高龄者互相照护的“老老照护”、为照护而辞去工作的“离职照护”、容易被忽略却痛苦的“初期照护”等照护难题，试图找寻犯下照护杀人罪行的真正原因，探讨预防悲剧再度发生的方法，为我们设身处地理解照护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
一章　突然开始的长期照护
案件1“那时候，我觉得她是个披着我妈妈外皮的怪物。”
案件2“我从来没想过，会是由我来照顾老伴儿。”
第二章　即使妻子判若两人，我也不想和她分离……
案件3“我们既然结为夫妇，就不想被分开。”
案件4“如果我死了，把我老伴儿一个人扔在这世上，她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第三章　只有我能照顾我老伴儿
案件5“我并不后悔。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但是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办。”
案件6“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杀孩子他爸，现在是一的机会。”
案件7 为照护牺牲的女性群像
“不管家庭成员有多少，终照护的重担只会落到一个人肩上。”
第四章　照护离职之前
案件8“如果能在不辞职的情况下照护家人，那是好的。可是，真的有这种方法吗？”
案件9“妈妈太可怜了，所以我动了杀心。”
第五章　犯罪的边界在哪里？
案件10“结果，逃兵才是赢家。”
案件11“我觉得照护母亲之前的那个我已经死掉了。”
第六章 防患于未然是可能的吗？
终章　“照护杀人案”追踪实录
后记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日本 NHK 电视台纪录片节目“NHK 特别节目”的制作成员。曾编写出版《无缘社会》《老后破产》《高中生穷忙族》等反映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的书籍。
丁丽阳，译，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前图书编辑。热爱非虚构作品，在翻译中练习观察世界。译作已近百万字。
照护老人的使命有多沉重？只有亲历者才有体验。不只是劳碌，平常，琐碎，还有无尽头，无意义，无希望，足以摧毁同情与共情，产生照护倦怠与麻木，继而萌生厌烦、厌恶，由隐忍走向残忍。书中的案例不仅展示了照护绝望的心理魔影，揭示了人性的残酷一面，更提出了从社会层面关注和纾解这一困境的紧迫性。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爱不是万能的，爱到无力也会痛，扰于心且困于行，但这并不影响爱本质的美好。
所以：爱到痛心要救赎，爱到无力要求助，爱到末路要成全；即便有一天你在爱前犯错，但一定要相信“爱远比你想象的要宽容”。

路桂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

本书记录的至亲照护者成为凶手的惨痛案例，如实呈现了深度老龄化情境中对失能和失智长者的日常护理和关爱实践。在一个有着深厚礼仪传统和先进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度，家庭照护为何一次次成为失败的人性冒险体验，遭遇悲剧性的结局？如何在地方道德世界内修复和重建一个由家庭、社会、国家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照护共同体，已经是研究者和决策者无法回避的极议题。

潘天舒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

“照护杀人”是爱之切、身之疲、心之死的内心矛盾的迸发，是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后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如何尽早建立、完善家庭照护者支持体系，减轻家庭照护负担，避免端事件的发生，是这本书对社会发出的灵魂拷问。

张继元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案件1
“那时候，我觉得她是个披着我妈妈外皮的怪物。”
照护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2个月后，
亲手勒死母亲的50多岁男性犯人
这是一所监狱的会面室。犯人跟随队伍走进了房间，腰杆挺得笔直。他慢慢坐下，仿佛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
“我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给了我生命，我却亲手夺走了她的生命。真是罪大恶极……我正在深刻反省自己的罪孽。”

这起弑母案发生在2014年的冬天。
案发当天是那段日子里气温低的一天，日本中部地方[ 中部地方，日本地域中的大区域概念之一，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拥有以名古屋为中心的名古屋都市圈。下辖爱知县、新潟县、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山梨县、岐阜县等。]警察总部的记者俱乐部[ 记者俱乐部（記者クラプ），指的是由日本新闻协会、日本广播协会（NHK）和日本民间放送联盟（BA，简称民放联）牵头，全日本报社、新闻机构和电视广播公司共同成立的非营利性独立组织，成员包括全国主要报纸、电视台和新闻机构等，在首相官邸、省厅、地方自治体、地方公共团体、警察、业界团体等地设置记者室。]接到一条新闻线索：一名高龄女性在公租房里离世。同一天上午，警察局接到报案电话，有人声称自己“杀了母亲”。
负责接警的警察进一步询问了案件细节。这是一起近亲杀人案——亲生儿子杀害了自己年迈的母亲。
案发现场是位于郊外小山上的公租房，是一栋常见的普通结构集体住宅楼。为了进行现场勘查，警方禁止闲杂人等进入案发住宅楼的房间和走廊。楼栋周围没有可以挡风的建筑，因此走廊里冷风飕飕吹个不停。来到现场的警察们纷纷感叹“真是冷得够呛”。在这样的大冷天发生案件很难不令人感到惊讶。裹着厚大衣的记者手持摄像机，向邻居们打听起这家人的生活情况。
这栋楼每层都住着大约20户人家，记者走访了楼上和楼下的有住户，和这家人住在同一层的人对他们家的情况相对比较清楚。
这家人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邻里关系相当和睦。已故的母亲年纪已经80多，和邻居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几年前，老太太因为腿脚不便开始以轮椅代步，不过有人曾见过她和儿子一起去买东西，也有人看到过她在早上前往日托服务[日托服务，即日间照护服务（デイサービス），指日本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供的一种社会服务制度，患者不是入住机构，而是在白天去机构，在那里接受一些针对性训练和照顾，当天往返。]机构。而且，接受采访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这不是那种会发生案件的家庭，我想不明白他们家为什么会发生杀人案。”
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件事似乎不太对劲儿。
无论怎么打听，都没有人表示认识那个将母亲杀害的儿子。实际上，这个家里除了他，还有他哥哥跟他们一起住，而且哥哥似乎已经照顾母亲很长时间了，和老人一起去购物的也是哥哥。邻居们都知道哥哥在照顾母亲这件事上做出了多少牺牲，却几乎都不认识那个杀了人的弟弟。
为了获取更详细的信息，我们采访了负责公租房的民生委员，可是他们对这个家庭毫无了解。据说因为这一家并非独居老人家庭，所以他们没有去巡视过。
后，由于已经临近当天晚间新闻的播出时间，我们只播出了大约1分30秒的新闻，内容是“儿子杀害了自己正在照护的母亲”。

与逝者家属会面
新闻播出后，我们再次前往那栋公租住宅楼。
确认过一楼的信箱之后，我们发现上面挂的名牌与案发当天是一样的。他们家是不是还有人住呢？如果是这样，应该就是那位全心全意照顾母亲的哥哥吧？为了向他详细解释我们的采访目的，记者在信箱里留下了一封这样的信：
“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来信，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希望了解您多年来照顾母亲的艰辛经历，以及您认为在哪些方面需要他人协助。如果您觉得不方便和我们当面沟通，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们联系。希望您能考虑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们的心情很纠结：作为记者，我们想直接和他交谈，但同时也希望给他留下独处的空间。
四天后的傍晚，我们再次来到案发公租房，按响了门铃。
在几秒钟的静默之后，门开了。
门口站着一位60岁上下的男子。
我们先自报家门，告诉他我们是NHK的记者。他似乎已经读过了我们留下的那封信，果然，他就是杀人犯的哥哥。当时已是傍晚，他有很多事情要忙，于是我们请他留出第二天的时间接受采访。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下午，我们再度登门。住宅区里回荡着小朋友们玩闹的声音。
客厅的桌子边摆着三把椅子。曾经，母子三人——他本人、被杀害的母亲和杀害了母亲的弟弟——总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饭。尽管不得不触及弟弟谋杀了母亲的痛苦记忆，哥哥还是接受了采访。他说，这是因为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他想让人们了解家庭照护存在的局限。
在此之前，有很多报社和其他媒体联系他，提出采访请求，他全部拒绝了。现在，距离案发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整理好心情，愿意和我们一起谈论和回顾这个案子。
首先，他向我们介绍了自己在案发前的生平经历。
这位男性今年刚好60岁，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制造工厂里工作了一辈子。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们能感受到他是个正直认真的老实人。他的父母都是日本九州出身，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到了这里，住进了现在这栋公租房。所以他们家的亲戚都没有住在附近。
大约20年前，父亲就去世了。他们家一共有三兄弟，弟弟们都搬出去独立生活，只有哥哥留下来和母亲一起生活。
在九州出生的母亲是个踏实而坚韧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腰腿越来越弱，很难长距离行走。她患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病，需要照护的程度[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日本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所需的照护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轻的是1级，严重的是5级。]被相关机构认证为“1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过着平静的生活。母亲还和从前一样能够生活自理，哥哥每晚下班回家时，母亲做的晚饭已经摆上了餐桌。

变故是案发前一年半左右发生的。一起买完东西回家的时候，母亲在楼道里摔了一跤，导致脊柱骨折，不得不住院一段时间。就是这么一次摔倒，让母子俩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住院期间，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快速恶化了。
某天晚上，老太太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由于陷入了精神错乱状态，尽管已到深夜，她还是在病床上大闹了一番。另外，因为她原本就患有慢性基础病，夜间尿频，总在半夜按呼叫铃，护士们也不胜其烦。住院前，她的阿尔茨海默病认证护理级别为1级，但在住院期间发展到了4级，需要重度照护。
出院后的照护生活也是难以想象地折磨人。
即使在深夜，母亲也会每小时去两三次厕所，并大声拍打房间的门喊人。哥哥每次都要起来照顾她，几乎每天都没法睡个整觉。
在夜里经历了这么多事后，每天早上5点他还是得起床给母亲做早饭，再喂她吃完。早上7点后他出门上班，8点时，拿着备用钥匙的日托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会上门接走母亲。午休时他要回一次家，把剩余的家务做完。下午5点下班后，又要回家照顾母亲。
在母亲身体状况还好时，他们总在晚饭后一起悠闲地观看她喜欢的演歌节目。但这种安稳的日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工作就是照顾老人，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感到疲惫不堪，而独立生活的弟弟们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着，没法搭把手。
虽然想让母亲入住提供特别照护服务的养老院，但是希望入住的老人太多，得排上四五年。而且，据说私人养老院每月的费用高达20万日元以上，他们也无力承担。
家庭护理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他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觉。疲劳日积月累，突破了身体极限，终于，他昏倒了。他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医生建议他入院疗养一阵子，好让身体恢复健康。但他不得不拒绝医嘱，因为家里还有患病的母亲等着他照顾。
说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始终很平静，没什么起伏。然而，他突然开始语无伦次，说起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其实……我曾经……对母亲……差点……差点动过手。”
有一次，母亲在深夜里吵闹不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不知道自己是谁。无论怎么哄骗和安抚都没法使她安静。要怎样才能让她停下来呢？他没忍住，猛敲了母亲的头一下。
据他说，当时母亲突然恢复了神智，还向他道歉。
但接下来的每一晚仍旧是不眠之夜。有一次，他实在疲惫不堪，对母亲怒吼：“去死吧！”
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这样的状态再持续下去，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对母亲动真格的。

他终于放弃了独自照顾母亲的想法，向弟弟求助。当时他弟弟已经50多岁，住在日本的另一个县，处于失业状态，靠社会福利金维持生活。他问弟弟，能不能回家和他一起照顾母亲。
于是弟弟回了老家。他们已经有25年没有一起生活过了。
“当时我真的松了口气，或者说是卸下了肩头重担，因为我已经实在没法忍受那种日子了。”
开始同住以后，兄弟俩决定分担哥哥之前独自一人承担的照护工作。分工是这样的：弟弟负责白天的照护，哥哥负责夜间的。
弟弟也非常用心地照护母亲。母亲每周有4天要去日托服务机构，不去日托服务机构的白天时间，都是弟弟在照顾母亲。弟弟同时还包揽了家务，例如打扫卫生和洗衣服等。
虽然穿了尿不湿，母亲的排泄物还是一直会弄脏床单和睡衣。哪怕正值隆冬，弟弟也毫无怨言地在洗脸台手洗这些被弄脏的衣物。
在弟弟回家之前，哥哥每天都神经紧绷。从白天的照护工作里解放出来后，他的心情也轻松了一些。他想着，今后兄弟俩互相帮助，总有办法一直照顾母亲的。

然而，共同生活仅仅两个月后，弟弟就杀害了母亲。
那天早上，哥哥去上班后，弟弟在家里用电热毯的电线勒住母亲的脖子，夺去了她的生命。那条电热毯是哥哥刚刚买来给母亲御寒的。
正在上班的哥哥接到警察的电话，一反应是：“妈妈在医院惹了什么麻烦吧？”万万没想到，是弟弟犯下了大错。
在警察局和弟弟会面时，弟弟边哭边道歉，说“我们老妈实在是太可怜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要对弟弟大发雷霆。
“这不是你的错，照顾老人让人变得不正常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他对弟弟说。
案发以来，哥哥一直心怀歉疚：
“我觉得问题大的其实不是我弟弟，而是我自己。要是我没给他打电话喊他回来，他就不会犯罪了。而我把弟弟叫回来只是因为自己想摆脱痛苦。”

曾经，三口人每天围坐在一张餐桌旁吃饭，而案发后，就只剩下哥哥孤身一人，他现在每顿饭大概只花5分钟的时间。家里冷冷清清，没人跟他说话。
“妈妈走后我才发现，在我内心深处，哪怕她因为生病而变得有点不正常，我也还是希望她好好活着的。这张饭桌我一个人用，实在太孤独了。”
他说，每当吃完饭，他总是一个人想着：
如果，当时没叫弟弟回来的话……
如果，当时自己独自继续照护母亲的话……
说不定那时候杀害母亲的就是自己了。
当时应该怎么做才是好的选择呢？他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