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苦役和减少工时从来都不是不战而胜的！

星期五不上班之于21世纪，就像双休日之于20世纪

Ø 一篇铿锵而恳切的檄文

——它警醒我们，奴隶制至今依然并未从世界上消失，我们在工作至上的社会中成了终生苦役。

Ø 一份激进务实的宣言

——它号召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重新激活对缩短工时的长期需求应成为我们社会中任何进步轨迹的核心，减少工作时间必须成为下一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需要缩短每周工作时间？随着不稳定性和低薪进一步深入就业市场，在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和疲惫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激进的就业方法，基于此，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强有力且切实可行的对策——缩短工作周。

对此，作者提供了植根于激进传统的分析，以檄文式的紧迫与关切解释了缩短工作周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意义，深入探讨了这一理念的历史及其政治含义，并呼吁我们，不论是在个人生活与人类繁荣的层面上，还是在性别分工，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正义的层面上，缩短工作周都可以为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一个以集体自由和人类潜能为基础的社会提供可能。

在未来的岁月里，重新激活对缩短工时的长期需求应成为我们社会中任何进步轨迹的核心。

作者简介

威尔·斯特朗是自治智库（Autonomy）的总监，该智库专注于工作的未来。他拥有布莱顿大学政治和哲学博士学位。

凯尔·刘易斯是自治智库（Autonomy）的联合创始人，并领导缩短工作周的咨询和研究。

他们共同开展了世界上最大的私营部门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试验。

译者简介

重命名小组是一个由学生、研究者和爱好者组成的志愿翻译团队，旨在推动人们对日常事务中的一般概念和意义保持敏感，并扭转它们的意义。该小组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症结普遍感兴趣，研究领域涉及后工作政治和国内外年轻一代的生活状况。小组试图以悠闲的方式和扁平的结构运作来与传统工作伦理和组织弊病作斗争。

在这本精彩的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且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即缩短工作时间是实现更大可持续性、平等和自由的途径。

——凯西·威克斯

左翼仅仅高喊“工作、工作、工作”已经不够了。本书不仅表明了为什么缩短工作周需要成为所有工人新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表明了如何赢得这场协议。

——埃莉·梅·奥哈根

本书是为争取更短工作周而发出的振奋人心的行动号召。……工人的任何胜利都离不开斗争。本书对于试图了解工作世界如何发生变化，以及如何想象一个我们的生活不再被工作主宰的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本至关重要的著作。

——格蕾丝·布莱克利

数百年来，工人们为摆脱工作专制而进行的斗争再次兴起。摆脱苦役和减少工时从来都不是不战而胜的。这本书将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仅可以武装那些想要了解这场斗争的人，更重要的是可以武装那些想要参与这场斗争的人。

——约翰·麦克唐奈

致 谢

导言：一场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的斗争

工作时间仍然是个问题

当今工作的危机

一项多重“红利”的政策

1 生活于工作至上的社会中

时间、自由和工作

劳动至上的社会

工作场所的暴政与人类的贫困化

2 未开发的潜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与人类繁荣

凯恩斯主义的常识

凯恩斯的失误：低估“经济理性”

让技术服务于自由

解放人类潜能

抛给社会主义者的问题

3 属于女性的时间与更短的工作周

家是心之所在的地方

就业，性别和时间

“两班倒”和女性的时间贫困

为家务劳动付薪：将时间留给自己

朝向更公平的工作和时间分配方案

4 是时候关注环境了

改变衡量标尺

通过减少工作来降低碳足迹

绿色新政：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的机会

减少工作既必要又诱人

5 争取缩短工作周的斗争

社会运动：少工作可以拯救地球和我们的未来

工会：该重新激活它们的昔日辉煌了

政党：构建权力，提供希望

一场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的斗争

我们许多人都把每周从周一工作到周五视为正常或自然的，可实际上这是一项社会和历史成就， 而且这项成就很多地区还未曾实现——许多地方的工人昼夜不停地劳作，一周工作7 天，然而却收入微薄。我们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大部分地区享有的闲暇时间是19、20 世纪的劳工们争取到的胜利成果。澳大利亚的石匠在1856 年率先赢取了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在建设不断扩张的墨尔本时，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和他的同事们受够了每天工作10小时的艰苦生活，因此， 在一次建筑工人会议上，他们得出结论：“是时候在建筑行业引入8小时工作制了。”不过，这一要求可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4 月 21 日，斯蒂芬斯和同事们离开了修建墨尔本大学的工作岗位，开始向着贝尔维迪尔酒店（Belvedere Hotel）游行，途中还召集了其他建筑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最后， 他们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还在酒店举办了宴会。宴会上，体力劳动者们纵情狂欢，庆贺他们能站在一起。据当地《先驱报》（Herald）报道，经过数月与雇主的谈判，他们的诉求被满足了：

至少在所有建筑行业中，[石匠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地执行了[8小时工作制]。雇主们发现有必要……作出让步，甚至没有任何异议；我们相信，他们会同意支付与之前10小时劳动时相同的工资。

对工人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庆祝活动——最初被称为“8小时游行”——持续了95 年，并最终与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同期进行。

石匠的例子——以及历史上许多关于工作时间的斗争——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很少——甚至不可能——依靠他人的施舍，从苦工中得以解脱，获取自由；只有提出诉求和斗争，才有可能获得这种自由。第二，无论在何种形式的职业中，无论在资本主义的哪个时期，缩短工作时间都是劳动人民的热望。当时的石匠们很清楚——我们现在也很清楚——能够放松、与所爱的人共度时光、从事自主活动并从老板那里获得自由，都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毕竟，时间就是生命。

工作时间仍然是个问题

不过，这场关于工作时间的斗争并没有过去。争取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再次进入了政治议程。近些年来，全球北方的政治家们重启了这场政治辩论， 其中就包括美国的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 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芬兰的桑娜·马林（Sanna Marin）、英国前影子财政大臣（Shadow Chancellor）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和新西兰的雅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像德国的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英国的传媒行业工会（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和爱尔兰的福尔萨这样的工会——都曾在新冠肺炎大流行（Covid pandemic）并造成大规模失业之前发起过减少工时的运动。此后，甚至更多的工会加入了这一行列。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企业——大到在日本拥有两千多名员工的微软，小到伦敦一家小型的桌游公司——都在不减少员工工资的情况下， 接受了他们每周更短的工作时长。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不再是一项处于边缘的社会运动，相反，它是过去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复兴的一个核心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对工作时间的新一轮关注并不奇怪：毕竟，它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一个结构性因素。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认真思考自己每周的工作时长——无论他们是受雇于人、自雇还是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无论他们是工作时间过长、工作时间不足还是根本找不到工作。工作定义了并决定着我们的一生，从年轻一直到晚年。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本书中，我们将主要从受雇佣劳动（employment）的角度来讨论工作时间， 而且主要是在全球北方的背景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形式的工作或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的工作对讨论不重要——远非如此。事实上，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将关于无偿工作和“影子工作”（“shadow work”）的讨论从不同的方面整合进我们的论点中。同时我们指出，那些用来理解全球供应链的理论和经验资源会提供更多关于这些劳动现象的分析。人类活动的其他商品化形式—— 如奴隶制——长期以来一直与雇佣劳动一起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动力，不仅在物质上——有时甚至在同一工作场所内——而且在不同大陆之间的同一价值链内同时存在。我们也不应忘记或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奴隶制至今依然未从世界上消失。

当今工作的危机

目前，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运动方兴未艾，而这是在劳动力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说“努力工作”曾经能确保你的境况得到改善，那么现在， 这一点已远不能得到保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而资本所占的比例却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仅仅通过拥有股票或住房等资产，你就获得了通往经济成功的捷径；“挣钱谋生”已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短语。

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范围内， 资本份额越高（劳动份额越低），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越高。就当下英国的情况而言，约 12% 的人口拥有 50% 的私人财富。这就不难理解， 一些人将这种新的经济形式称为“食利者资本主义” （“rentier capitalism”）。在这种经济形式中，继承财富或仅仅是拥有资产的人兴旺发达，而大部分人却“劳而无获”。

工人们还在以更隐性的方式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长时间无偿加班；通勤时间甚至比十年前更长；实际收入比十多年前更低；并且正在遭受严重的在职贫困（in-work poverty）。本世纪以来，不稳定工作——那些无法保障生计的工作——的数量急剧上升，2017 年签订的零工时合同（zero-hours contract）超过 100 万份，而这虚假的“自雇工作”剥夺了工人们的基本权利。有迹象表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只会加剧“非标准”工作的增加。户户送（Deliveroo）和亚马逊（Amazon）——这两家公司都是声名狼藉的差劲雇主——宣布有数千个新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部分原因是高街零售商（high street retailers）和食品店由于疫情封锁而关闭。除了一些人没有体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人因工作而过度劳累。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英国一半以上的病假都源于工作上的压力、焦虑或抑郁，而工作量是造成这些痛苦的首要原因。

传统上，劳工组织的职责就是防止劳动状况的退化，并推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工作世界。在我们了解到的工作时间大幅减少的时期——英国和美国处在战时的那几年——工会的成员人数众多，并且所要求的职权范围也很激进，这绝非偶然。而到了1980 年代，一项持续的政治计划在全球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展开，目的在于摧毁工人的集体力量。在此之后，工人原本应该拥有的，关于劳动力市场如何运转以及在谁的利益下运转的发言空间被严重挤压。英国连续出台的《就业法》（Employment Act，1980）和《工会法》（Trade Union Act，1984） 等倒退性劳动立法，以及目前未能取缔的优步（Uber）和户户送等平台所实施的虚假自雇行为， 都导致了渐进式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流产。这也意味着工会曾经提出的减少工作时间的传统要求越来越远离主流议程。

据估计，目前在欧洲范围内，英国是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覆盖率第二低的国家。与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超过70% 的覆盖率相比，如今，英国的集体谈判覆盖率可能低至20%。这一下降在很大程度是由敌对政策造成的：甚至连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也曾说过，英国的工会法是“西方世界中限制最严格的”。

简而言之，现代工作——尤其，但不限于在美国和英国的工作——无论是在工作条件、可供选择的工作类型方面，还是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决策权方面都达到了新低。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一次接近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1845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书：这项令人震惊的调查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极端贫困和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但可悲的是，在2018 年联合国一项关于英国极端贫困人口和人权状况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恩格斯的作品也是当下现实的写照。该报告的作者，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教授，明确阐述了劳动力市场和支撑它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如何导致极端贫困和社会剥夺的:

有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400万人的收入不足贫困线所规定收入的50%，150万人赤贫，无法负担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广受认可的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预测，2015—2022 年，儿童贫困率将上升7%，而各种资料来源预测那时儿童贫困率将高达40%。在21世纪的英国，几乎每两名儿童中就有一名是贫困儿童，这不仅是一种耻辱，也是一场社会和经济的双重灾难。

恩格斯在描绘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生活时所勾勒的许多令人心酸的故事都在奥尔斯顿关于最低工资工作和福利“支持”的报道中重演，对此的集中体现便是福利支付方式“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的推出。工作不再能减轻贫困、为公民提供自由和安全。在21 世纪的英国，工作的特点是无保障的合同、惩罚性的监视和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资：

低工资、无保障的工作和零工时合同意味着，即使失业率创下新低，仍有14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一位牧师说：“我们食物银行（food bank）接济的大多数人都有工作……护士和教师都在接受食物银行的接济。”

在这种情况下，过度工作（overwork）就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英国人工作时长位居欧洲第三的原因。我们对工作的执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规范和受限的政治想象力，在这种规范和想象力中，工作不仅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好事，而且还是个人健康和社会福祉得以达成的条件。大卫·弗雷恩（David Frayne）将此称为“工作信条”（“employment dogma”），这种信条经常将工作和健康联系起来，并让其看起来天然对人类的繁荣发展有所裨益。然而，历史清楚地表明， 如果没有重要的集体组织活动和政治监管约束，劳动力市场就无法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以保障我们的经济安全和自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仅凭就业还不能被看作是为个人提供健康和经济保障的充分条件。只有当工作能够提供社会条件，使全人类能够相互合作、合理安排时间、获得尊严感，并获得必要的物质手段以便生活在安全且有保障的环境中时，工作才能被认为是帮助人类繁荣发展的充分条件。

一项多重“红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