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中国形象研究的“转向”之作

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做出重要修正和补充

一部“亚洲主导秩序下的英国文学史”

一幅“远东中心”的欧亚交流全景图

作者对殖民主义欧洲中心的否定，和对后殖民批评范式局限的批评，这一共存的双重叙述，使得这部十余年前出版的专著，至今仍具有其重要性，或者说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显得更为重要。

——马丁·普赫纳（Martin Puchner）

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等远东异域令英国人一度目眩神迷。当时的远东供应着欧洲渴求的香料和奢侈品，也是欧洲幻想中潜力无限的商品外销市场。作者罗伯特·马克利重新思考了彼时英国文学对国族和个体身份的想象，由此考察富强的远东如何唤起英国的追慕与忧惧。

本书是英语世界中国形象研究的“转向”之作，也是一部“亚洲主导秩序下的英国文学史”。继萨义德《东方学》及后殖民研究之后，马克利进一步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审视了弥尔顿、德莱顿、丹尼尔·笛福和斯威夫特等作家如何应对一个愈发陌生又颇具挑战的世界格局：迄至1800年，远东帝国主导着全球经济，而英国则身居边缘。

为了还原早期现代欧洲作为“弱势”文明对富庶的亚洲的历史想象，在细读文学经典的基础上，作者还广泛探讨了荷兰商人、欧洲传教士、俄国使团、西方地理志作者等群体撰述的两百余种作品和史料，勾勒出一幅“远东中心”的全球史图景，深刻影响了同领域此后至今十余年的研究方向。

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英文系讲席教授。美国权威学术期刊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主编，曾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包括Fallen Languages: Crises of Representation in Newtonian England（Cornell UP，1993）、Dying Planet: Mars i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Duke UP，2005）和The Far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Cambridge UP，2006）。马克利在18世纪研究、科学文化史研究和数字媒体研究等领域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编学术文集多部，并担任知名期刊的特刊客座编辑。

重写现代性：《英国的远东想象》与文学的世界史（颜海平 寿天艺）

中文版序

致 谢

导 论 明末清初的英国文学

第一章 远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想象

第二章 中国和欧洲中心观的局限：弥尔顿、耶稣会士和开封的犹太人

第三章 “敬呈常贡”：文雅、礼仪和欧洲在清朝中国的角力

第四章 商人英雄：德莱顿剧作《安波纳》中的贸易、民族主义和屈辱叙事

第五章 “我说完了我的岛，以及有关的种种故事”：鲁滨逊的远东漂流记

第六章 “这般取之不竭的金库”：笛福、信贷和南海传奇

第七章 格列佛、日本人和欧洲受辱的想象

尾 声 贸易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导 论

（节选，注释从略）

对许多学者而言，17—18世纪英格兰与远东的交往及对远东的理解，是一个充满模糊设想和误解的研究领域。尽管研究者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如传统派欢呼“文明”向非欧洲世界的扩张，修正派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但两个阵营对早期现代历史的理解在根本上都持欧洲中心观。双方依赖的历史叙事和分析模型——不管是殖民主义的还是后殖民主义的——都在讲述一个旧故事：东方文化的技术弱势、经济落后和政治保守导致其必然被欧洲殖民者击败。就此而言，许多学者按照19世纪殖民主义的预设去解读17世纪的历史，认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他们接触的非欧洲民族而言，国家和种族是优越的；他们认为欧洲对美洲的压倒性技术-军事优势也适用于亚洲；他们还认为西欧与日本、中国及东南亚苏丹之间的知识、宗教、文化和金融接触在早期现代历史中不太重要。这些假设都是错的，而要摆脱这些假设，就要反抗视欧洲“重商主义”为16—18世纪世界经济引擎的传统史学。许多批评家用“万能”的后殖民主义模型去理解西方商人、外交使节和海员（一方面）和亚洲当地统治者、税务官员、供货商和译者（另一方面）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这样做固然颠覆了欧洲中心论的道德感，但讽刺的是，这同时也复制了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价值和阐释。

《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对欧洲中心式现代性的一些根本性前提、价值和阐释进行了历史性和理论性批判。在书中，我对1600—1730年虚构和非虚构文本的解读建立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开展相关批判的学者包括乔杜里（K. N. Chaudhuri）、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布劳特（J. M. Blaut）、弗兰克·佩林（Frank Perlin）、保尔·巴洛克（Paul Bairoch）、王国斌（R. Bin Wong）、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杰弗里·冈（Geoffrey Gunn）等。这些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表明，直到 1800年，融合中的世界经济尚处在中国的统治下，影响居其次的是日本和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要理解这种统治，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崛起”的描述。在现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国，情况看起来几乎和常识相反。克劳迪娅·施努曼（Claudia Schnurmann）指出，“与远东的医学、工业和知识生活的进步相比，即使是在欧洲人看来十分成熟的荷兰，在亚洲人眼中也至多算得上是‘第三世界’”。这一论述透露出 早期现代世界的复杂历史。

书写亚洲主导世界中的英国文学史，并不是要淡化始于16世纪的征服美洲过程中近乎种族屠杀的暴行，也不是淡化此后欧洲对亚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许多后殖民批评家（下文会有所论及）对挑战传统的早期现代文学、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有着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论述往往集中在欧洲与奥斯曼、波斯和莫卧儿等帝国的交往上。本研究则聚焦于印度次大陆以东的国家，这是为了突出17和18世纪西方对伊斯兰文化的反应——一个熟知并恐惧的文化——和对日本与中国的反应的区别。这类作品数量庞大而分布广泛，是理解早期现代世界和西方在其中位置的关键。

约翰·弥尔顿、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以及彼得·黑林（Peter Heylyn）、托马斯·孟（Thomas Mun）、利玛窦、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扬·纽霍夫（Jan Nieuhoff）、埃弗勒·伊斯布朗特·伊台斯（Evret Ysbrants Ides）等人撰写的地理志、游记和历史，就欧洲在远东帝国统治下的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表现出了形形色色的补偿性的书写策略。亚洲或被忽视，或被描述成亟待救赎的庞大异教地区；或者援引欧洲在美洲的技术、军事和政治权力来否认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在东亚的局限。如果说新大陆殖民叙事强化了民族力量、普世君主制和基督教必胜等欧洲中心论观念，那么欧洲人在中国、日本和1716年前的莫卧儿印度的经历则彻底挑战了这类意识形态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