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致年轻的朋友们
迄今为止，北岛先生主编的这套书，大多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说实话，当我接受编写这本书的邀请时，我对自己所要面临的挑战，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跟北岛先生算是同龄人，在读到他的诗作之前，我基本上是不读新诗的。不过，我的父亲是私塾出来的，逼着我从小背诵了很多古文与古诗词，后来，我自己又痴迷于艺术，比如西方古典音乐，因此，我算是一名不可救药的老“文青”。
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科学的春天”。当年一部优美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把许多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及文学少年吸引进了科学领域。这批人当中，如今已有新一代文理兼通的科学家崭露头角。其中有几位是我所熟知的，如北京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饶毅，芝加哥大学的遗传学家龙漫远，以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生物学家邓涛、王原等。
其实，由于历史原因，早期中国现代科学家中曾涌现出一批艺兼文理的大家，如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李书华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影响，后来又在西方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因此，他们既能做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工作，又能写辞章优美、立意深远的锦绣文章。比如竺可桢先生的物候学著作，其中展露的深厚诗学修养，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与钦佩。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文人墨客大多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的作品中也常常表现出科学的自然观。比如，中国的水墨山水画中呈现出的褶皱、断层、节理等岩体地质构造，颇具科学性，令专业地质学家们叹为观止。最令人称绝的，是中唐诗人韦应物的一首咏琥珀的五言诗：“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诗中对琥珀的成因以及昆虫如何一失足铸成千年犹存的化石，有如此形象的描述以及合乎科学的推断，实在令当今的古生物学家们惊叹不已。
事实上，科学与文艺探索和表现的通常是同样一些问题。比如，科学关注我们在自然界的位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而文学艺术也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手法去探究类似问题。当你读了一本好书、看了一场动人的电影、听了一首美妙的音乐或是参观了一次精彩的画展，便经常会感受到心灵的触动，抑或从新的角度审视自身。遗憾的是，我们常常忽略科学与文艺间的内在联系，更糟糕的是，有时甚至误认为两者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正因如此，我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向“科学性、文艺性、趣味性”的“三合一”方向努力。讨论生命演进的科普书籍很多，我本人近年来就写过两本，这本书与其他书有什么不同？能不能超越自己，写出新意？不然，何必浪费读者的时间与自己的精力？
进化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很宽，目前各类相关的科普读物提供了大量庞杂的“知识”内容。我则“别出心裁”，决定在这本书中着重沿着两个方向展开讨论，这两个方向与困扰达尔文一生的两个难题有关：一是生物演化的遗传机制，另一个是生物演进的化石证据的匮乏。所幸，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研究在这两方面的进展，大大有助于我们回答上面提到的科学与文艺所共同关注的“天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
有关遗传学的基础知识，我们目前已经了解了很多，生物教科书中也有一些介绍。我在书中围绕这条主线展开讨论时，旨在突出整个领域的重要研究和重大发现的历史脉络，帮助年轻朋友们一窥科学研究的真实面貌，了解科学家们如何锲而不舍地探求生命与事物的未知与神秘，学习他们的执着与专注。一定程度上，介绍科学知识反而变成了“附属品”，弘扬科学探索的精神才是头等重要的。
第二条主线涉及我的本行——古生物学。化石被称作生物演化的实证。达尔文之后，古生物学家们已经发现并研究了数以万计业已灭绝了的各类古生物的化石，展现了它们与现代生物的迥异之处，揭示出一条重要规律：生物化石在地球历史上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即：新的类型不是神创的，而是从旧的类型演变而来的。迄今为止，古生物学家们已经成功地重建了生命演进的全景图（包括我们人类自身的演化历程），几乎填补了所有的“缺失环节”。尽管未来的发现可能会补充和修正某些细节，但我们对生命演进的宏观图景以及基本规律的认识，不大可能有颠覆性的改变。故此，我在本书中对第二条主线的介绍，也意在重点突出生命演进这出史诗般大戏的宏观场景，而不仅是介绍零星的古生物学知识碎片。
如果这本小书能够帮助青少年读者朋友们认识到：科学同样具有文艺的一面，即想象力与诗性，而文学艺术也需要逻辑与推理，那么，出版方、编委会以及作者将会十分欣慰。谢谢大家阅读这本书！
苗德岁
2017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