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量百万级大众历史读物“历史的温度”系列时隔3年新作
展现于消亡中诞生的未来，见证文明的延续与希望
好读 有料 长知识

《历史的温度 8》延续张玮（馒头师）有温度的叙事风格，摒弃冰冷的史实罗列，聚焦历史长河中鲜活的个体与关键的瞬间。从鞌之战的春秋风度到武昌首义的破晓枪声，从周氏父子的悲剧命运到“癸酉之变”的荒唐景象，每篇故事都以细节为锚，还原历史人物的挣扎、抉择与坚守。
33个故事将古代战争中的权谋智慧、变局中的人性博弈，与当下的价值抉择、困境突破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既展现人性的复杂、时代的变迁，也提供应对当下的人生智慧。
正版独有裸脊锁线的装订方式可完全平摊于台面膝头，不刺眼的本白色纸张与清新的双色印刷更带来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适合大小朋友一起阅读。
有的告别，都是为了另一种开始。而在延续与希望之间，历史滚滚向前。
光绪皇帝的头发中，为何会有超出常人百余倍的砒霜？曾经是“亚洲一”的北洋舰队，怎样度过顽强抗敌的后十四天？“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个中国人为何会登上这艘梦幻之船，劫后余生者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人生？一张小小的邮票为何会成为财富的图腾，又如何悄然褪去光环？
历史从不因身份而施舍怜悯，无论是失权的皇帝、聪慧的美人、天才般的将领，还是芸芸众生。在时代更迭的间隙，有的挣扎都像是对黑夜挥出的拳头，向深渊投出的石子。
但记录黄昏并非为了嘲笑徒劳，焦虑、彷徨、踌躇与迷茫之外，仍有心底的火焰跃动光芒。因此，不要害怕过往，只需轻装上阵，迎接新时代的曦光。
自序

苍凉的背影
　鞌之战：春秋的温度
　周氏父子：两副盔甲，一个死结
　李广：被时代抛弃的“飞将军”
　周处：从救赎到献祭
　李商隐的政治迷途
　苏轼与章惇：一根横木，一世恩仇
　宋濂之死

帝国的黄昏
　癸酉之变：一场匪夷所思的“斩首行动”
　吴三桂的十字路口
　李秀成之死
　1899年，湖北来了个“光绪皇帝”
　1902年，重返紫禁城
　光绪之死
　“末代皇后”：翩翩何须似惊鸿，婉婉不如未见龙

黎明的守望
　刘公岛的后十四天
　唐胥铁路：“马拉火车”背后的故事
　同文馆之争：“凭什么，要学洋人的东西？”
　“土”字牌：一个清朝外交官的倔强和坚守
　那些参与武昌首义的人

执着的微光
　“核爆”前后的七个瞬间
　那个叫陈景润的人
　百年风雨路，百岁杨振宁
　王明贞：清华一位女教授的故事

绝境的人性
　“里斯本丸号”：沉没，但不沉默
　谎言与真相：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个中国人
　尧茂书，以及那一代人的“长江漂流”
　潜水员戴夫：一个游戏背后的真实故事
　寻找彭加木

岁月的留声
　“邮”曼蒂克消亡史
　人类“留声”简史：蜡筒、磁带、CD、MP3……
　为什么这台机器，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还记得吗？那一年的“深蓝大战”
　《血狮》事件：27年前的那只假“黑悟空”

　附录 读者评论
张玮（馒头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中文系文学学士、新闻系新闻学硕士。曾就职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有17年主流媒体从业经验，采访过三届林克运动会和百余项赛事，并先后担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数字传播中心主任，解放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总经理、主任，解放日报社运营、技术中心总监。
微信公众号“馒头说”创办人，2017 年8 月开始出版“历史的温度”系列。曾获得亚马逊中国“2017年度新锐作家”，2018—2022年连续获得“当当影响力人文社科作家”奖项，其作品曾获得广东省中小学生“喜爱阅读的十大图书”、全民阅读·全国书店之选活动“十佳人文社科作品”等奖项。
苏轼与章惇：一根横木，一世恩仇

据说在互联网上“苏东坡”三个字是一个流量密码，但很多
谈及他的人却很少会说这个故事。

1
那一年，陕西的仙游潭边，出现了两个来游玩的年轻人。
年龄稍长的那位指着潭水那一边的石壁，说要一起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要到达那块石壁，须要踩过一根窄窄的横木。
横木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年轻的那位看了看横木，望了望深渊，想了想，摇了摇头。
于是，年长的那位就自己一个人从容走了过去，然后将绳子一头系在腰上，另一头系在树上，爬上了石壁，用笔写下了六个字，后又走了回来。
年轻的那位感叹道：
“老兄，你肯定能杀人！”
年长的那位问原因，年轻的那位回答：
“自己的命都不在乎的人，肯定能杀人。”
两人都笑了起来。
而他们不远处的石壁上，写着的六个字是：
“章惇、苏轼来游。”
不敢过去的是苏轼，过去把两人名字都写在石壁上又回来的，是章惇。
那一年，他们都不到30 岁，都刚刚步入仕途，各自做了个小官。
两个人互相欣赏，交情好极了。
但那时候的苏轼不会想到，章惇未来要杀的人，是自己。
2
这个开头颇像金庸，结尾貌似古龙的小故事，见于南宋学者曾慥的笔记《高斋漫录》。
笔记所录，有真有假。但历来这个故事被频繁引用，乃至被收入《宋史》，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体现了章惇的性格，真的很准。
另一个史实是：
嘉祐二年（1057 年），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进士。恰逢苏轼母亲去世，只能回乡守丧，而章惇也没能拿到这个“进士”头衔—他是自己放弃的。
原因很简单：章惇的一个族侄章衡拿了这一届的状元。虽然同为进士，但没有晚辈考得好，这让章惇感到很羞耻，索性就放弃了这个资格。
两年后，章惇再赴京赶考，中了个一甲第五名，这才满意。
视声名为头等大事，视科考如探囊取物—前者说明章惇性格， 后者可见章惇才学。
所以，苏轼与章惇虽为同科进士，但当时两人并不相识。
两个人开始交往，要等苏轼守丧归来，两年之后放了一个凤翔府签判。而当时章惇担任的是商洛县县令，距离苏轼并不远。
两个年轻有为的储备干部，本来就彼此慕名，所以就开始见面， 结识，乃至结伴旅游—两人游仙游潭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这段 时间。
苏轼是很信任章惇的。当时他的弟弟苏辙要到商州任职，苏轼还专门向章惇请教，然后写给弟弟一首诗，一句就是：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章子”就是章惇，这是苏轼一次把章惇写进自己的诗里。
官场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进士们就像一个个微小的零件，被安置进这台大机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的命运齿轮开始运作，来到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
当苏轼还在当基层干部的时候，章惇先起势了。
公元1069 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有锋芒、有辩才、有能力、有胆识的章惇立刻就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开始一路青云， 终升到中央掌管财政的高职务三司使。
苏轼并不完全反对新法，只是不同意其中那些激进和不合理之处， 但总体被认为是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派。道虽不同，但并没有影响苏轼和章惇之间的友谊。而那时候章惇虽然身居高位，也没有忘记在基层的苏轼，两人还会互通书信，互相问候。
不久之后，因为党派斗争，章惇被贬出中央，放湖州知州。章惇在被贬前给苏轼寄了一首诗，后一句是：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失意之际的章惇，先想起的是苏轼，即便萌生退意，他觉得能和自己相知的精神伴侣，也是苏轼。
而苏轼收到章惇的诗之后，也回诗两首，其中有一句：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不仅与章惇产生共鸣，而且还回忆了当初两人作为基层干部相伴相游的岁月，对未来相见充满憧憬。
可见，虽然当时两人地位不同，政见不同，但友情却依旧深厚。
那时候，已经习惯贬谪的苏轼，还能宽慰刚刚尝到个中滋味的章惇。
但很快，苏轼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大的一次劫难。
3
公元1079 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爆发。
一连串针对苏轼诗文的捕风捉影，终积压成了一块千斤巨石， 要将苏轼压得粉身碎骨—有些人，就是要苏轼的命。
在这些人中，当朝宰相王珪可以说是一个军人物。为了给装苏轼的沉尸袋再加一块石头，他向宋神宗又揭发了苏轼的一首诗。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中有一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原是苏轼赞美坚贞不屈的本意，却被王珪曲解为影射天子：皇帝应是飞龙在天，苏轼却恶毒地将其比喻为地下的“蛰龙”，居心何在？
这种明显是牵强附会的攻击，连宋神宗都有点听不下去，但因为王珪位高权重，却无人敢有不同意见。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章惇。
当时的章惇，刚刚服完母丧，被召回朝，也就是个翰林学士，自己的脚跟尚未站稳。但看到好友被如此攻击，他觉得不能忍受，当庭站出来就和王珪正面硬刚，帮苏轼说话，并且在退朝后仍拦住王珪 追问：
“您这样做，是想让苏轼家破人亡吗？”
王珪推脱说：
“这是监察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哼了一声：
“那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此事之后，章惇还忍不住对别人抱怨王珪：
“人陷害别人的时候，居然还能像这样无所顾忌！”
应该说，对于在政治上一心想求上进的章惇来说，在暗流涌动的朝堂之上，如此公开站队挺苏轼，还是冒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这就是宁可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帮一把好朋友苏轼。
终，苏轼从“乌台诗案”中侥幸得脱，被贬为毫无实权的黄州团练副使。
如此明显的失势，也导致苏轼门庭冷落车马稀，原先不少热络的好友也不再联络他。但在他孤独低落的时候，依旧是章惇，不顾其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写信去慰问他。
这一举动让苏轼无比感动，这从他给章惇的回信中就看得出来：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而章惇给予的还不仅仅是精神宽慰，苏轼自己也承认：
“……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章惇字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章惇雪中送炭的举动，也让苏轼发出由衷感慨：
“子厚奇伟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如果说原先苏轼和章惇只是互相慕名、互相钦佩的文人之交，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但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就难以停下。
4
公元1085 年，宋神宗驾崩，汴梁城的上空再次风云涌动。
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向来反对新法， 所以起用一拨旧党人物，其中重要的是三个人：司马光，苏轼和苏辙。
苏轼历经贬谪之苦，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且度受宠。
与之相对应的是，原本身居高位的章惇，开始摇摇欲坠。
在哲宗登基初期，新旧党争还短暂地维持了胶着状态。但章惇心里清楚，变法派已失去了皇帝靠山。不过为了维持一些变法的成果， 他还是选择挺身而出，和重新进入权力中枢的司马光在朝堂上公开辩论。
不善辩论的司马光根本不是思路敏捷、能言善辩的章惇的对手， 一败涂地，以至于要委托苏轼传个话，请章惇不要公开羞辱他—可见章惇的嘴有多毒，也可见在那个时候，苏轼和章惇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渐渐地，随着高太皇太后的态度越来越明显，新党的地位开始急转直下，而被集火攻击的要目标，自然就是章惇。各种针对他的参奏如潮水般涌来，其中不乏很多恶毒攻击。
章惇久经风浪，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其中的一道奏折，却瞬间让章惇彻底破防了。
那是苏轼的弟弟苏辙递交的一份奏折：《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在这份奏章中，苏辙明确提出，为了避免章惇再祸害国家，应该罢免他枢密使（国家高军政长官）的职位。
观点之争可以理解，人身攻击也有准备，但章惇万万没想到，在自己艰难的时刻，参与落井下石的居然有苏辙。
全天下皆知，苏辙和苏轼兄弟俩关系其亲密，苏辙参奏我章惇， 完全没有顾及你哥哥苏轼和我的友情吗？而苏轼你，事先真的会一点都不知情吗？
章惇的推理，并不算违反逻辑。
苏辙的奏章递上去后，苏轼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保持沉默。
章惇应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年的“乌台诗案”，我赌上自己政治生涯为你作保，换来你现在这样对我？
苏辙上奏五天后，章惇垮了。
他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位，逐出朝廷，贬去汝州。
而就在这时候，又有人对章惇补了一刀，补刀的人，正是苏轼。
如果说上次是苏轼看着自己的弟弟举刀的话，这一次，手握刀柄的人成了他自己—他也上了一道奏章。
在这份《缴进沈起词头状》中，苏轼指责王安石“始求边功，搆隙四夷”，顺带搭上章惇，说他招降了五溪边民（湘西地区少数民族）， 加剧了“结怨交蛮，兵连祸结”。
这件事的背景是：王安石和章惇一直主张在边境上对西夏等国家采取强硬态度，寸土不让，而司马光一派则主张不宜发动战争，甚至可以放弃土地求和平。
苏轼在这一点上支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无可避免地带进了章惇。
事实上，用现在的眼光看，章惇收服五溪边民，扩大北宋版图和增加税收，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而章惇当时也颇以此事自得。但当年写诗赞扬章惇“功名谁使连三捷”的苏轼，现在却在人家落难之际说这些话，章惇作何感想，可想而知。
失势的章惇在旧党的“组合拳”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自己请求罢官，提举洞霄宫—去杭州管理一个道观。那是一个给退位宰相安排的养老职位。
之后，章惇父亲过世，在守丧期间，旧党依旧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
此时的章惇，倒是活出了苏轼的洒脱，他在一首诗里这样自嘲：
“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但章惇毕竟不是苏轼。
他是那个当年敢走过独木桥去题字的人，是被苏轼认为“敢杀人” 的人。
他内心孕育的不是宁静，而是复仇的怨恨。
而他所要等待的，只是时机。
5
公元1093 年，章惇的机会来了。
61 岁的高太皇太后去世，16 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
这位少年天子非常反感旧党的那一套，一旦自己拥有了权力，就立刻开始推翻奶奶的一切安排，驱逐旧党，起新党。
一度已经准备度过残年的章惇，重新被任用为宰相。
章惇重返相位之后，开始着手恢复一系列之前被废除的新法，同时，他没有忘记一件事：复仇。
事实上，就在章惇要担任宰相之际，各类攻击旧党的奏章就已经纷纷开始递上来了，而且大多数奏章参奏的对象都是固定的一个人—苏轼。
朝野上下都知道，章惇心里恨的是谁。
事实上，苏轼因为相对客观公正，在旧党中也屡遭排挤。他知道自己两头不讨好，于是曾上书请求辞去京中职务，外放去做地方官， 但又多次被朝廷召回入京。
苏轼已经预感到一场针对自己的风暴即将来临，但他没有想到， 这场风暴来得如此猛烈。
在一封封的参奏下，苏轼很快被革去了有中央职务。他先是去了位于河北的定州做官，之后又被贬到更遥远的广东英州。
57 岁的苏轼还在去英州的路上，追加令又来了：
像这种“罪大责轻”之人，还是罚轻了，别去英州了，去更南面的惠州！
给苏轼带去麻烦的不仅仅是近乎流放的贬官。
他发现，每到一处，但凡当地官员有对他热情接待或给予帮助的， 不久之后都会遭遇贬官或调离；而朝廷派来巡视他所在地的高级官员， 无一例外，都是他当年的冤家对头。
换言之，有人不仅想要搞他，还想借他人之手，搞死他。
而苏轼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一切的幕后那只手是谁的。
因为有针对苏轼等一批“元祐党人”的贬谪，须终都经一个人的同意。
没错，就是身居宰相高位的章惇。
但或许是出于洒脱的心态，也可能是有倔强的想法，苏轼自始至终没有低头求饶过，反而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且自得其乐的心态。
比如在惠州，他花了近一年的功夫，造好了自己的新居，不仅“日啖荔枝三百颗”，还写出了惬意之句：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种诗句传到章惇案头，无疑是一种无声的示威。
于是，再贬，贬出大陆，跨海去儋州！
但即便如此，苏轼还是一句不讨饶，反而认起了故乡：
“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此时，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其实已经成了一场时间的赛跑。
只要时间足够长，总会有变数产生。
6
公元1100 年，年仅23 岁的宋哲宗驾崩，没有子嗣。
关于下一任皇帝，宰相章惇的想法是，按礼法，要么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要么立哲宗的长弟申王赵佖—哪怕他有眼疾。
但向太后却中意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宋哲宗的次弟，那个能写善画、多才多艺的端王赵佶。
章惇极力反对，情急之下，说出了那句名言：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这句话是否真的出自章惇之口，后世一直有争论，但章惇反对立端王，是确凿无疑的。
但偏偏终是这个端王登了基，也就是宋徽宗。
在宋徽宗坐上龙椅的那一刻，章惇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宋徽宗登基当年，章惇就丢了一切朝中官职，被贬往越州，接下来，他的命运和苏轼一样，被不断参奏“罪大责轻”，导致贬谪层层加码：节度副使，团练副使……当初苏轼被贬时给安的头衔，章惇也同样品尝了一遍。
章惇一度被贬到了雷州—那是他当年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的偏远之地。
在海峡对岸，是当初被他贬到儋州的苏轼。
而此时的苏轼，又起势了—宋徽宗要召他入朝。
全国各地的官场都在盛传：苏轼这一回去，肯定是要被重新重用的，很有可能要登堂拜相了。
在北归的路上，苏轼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
这封信，是一个叫章援的人写的—他是章惇的儿子。
章援也是进士，而且他考中进士那年，主考官正是苏轼，所以苏轼也算是章援的老师。
章援的那封信写得言辞婉转，但一看就知道他的诉求：
当年我的父亲曾经害过您，如果您回到朝堂上身居高位，请不要报复他。
收到章援来信的时候，64 岁的苏轼已经身染重病了。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提笔给章援回信。上来的一段话，其实就让章援放了心：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虽然章惇早已被贬到了尘埃里，但苏轼在信中依然尊称他为“丞相”。对于影响他半生的贬谪乃至迫害，苏轼只用四个字来形容：“出处稍异”。然后就表明了态度：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都不要提了。
在那封回信里，苏轼更关注章惇的身体健康，叮嘱章援他们去探望父亲时要多带一些药品，提醒喜欢道术的章惇万不要外服炼丹， 还给他开了几个药方，希望他好好休养，保重身体。
这封信，被章家后人一直珍藏。
但没有现存史料有记录，章惇后来给苏轼写过信。
两人还是没有恢复直接往来。
7
一个月后，北归途中的苏轼，在常州逝世。
四年后，章惇在湖州的贬所逝世。
二十二年后，“靖康之变”发生，那个曾经的端王，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成了金国人的俘虏。
北宋灭亡。
馒头说
关于苏轼和章惇的这段恩怨情仇，确实一下子挺难说清的。
不过总体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
苏轼说到底多犯了一些小错，但章惇明显“防卫过当”，乃至下手太狠了。
这主要还是苏轼的性格使然。
苏轼这个人，洒脱归洒脱，但其实还是颇有些“耿”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认事的对错，不认人。
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苏轼其实并不是完全反对新法的，也不完全支持旧法，这就让他的处境一度比较尴尬，两面受气。
攻击王安石对西夏的边疆政策，我们确实可以说苏轼的认知有时代局限，但他当时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不是为了攻击别人，为反对而反对。
这从他极力支持王安石的“免役法”就能看出来。当时王安石已经倒台了，但苏轼认为“免役法”就是比之前的“差役法”好，为此， 他还和司马光闹得很不愉快。
想明白这个底层逻辑，再来看苏轼当时对章惇的态度，就多少可以有些理解了。
“苏辙上奏弹劾你，关我什么事？虽然他是我弟弟，但在政治观点上，我和他是两个独立的人，我不能也不想决定他的观点和行为！”
“我确实认为不要用武力去处理边疆问题，你章惇是王安石一党的主力，怎么可能提他不提你？而且我主要说的是王安石，只是提了一句你而已！”
“贬出中央怎么了？我自己早就体验过了，而且我俩不是都向往无官一身轻的隐居生活吗？”
“没错，在‘乌台诗案’中，我命都差点没了，你为我仗义执言， 我没忘记啊！你现在也命都要没了吗？不过就是去当地方官而已啊！ 而且我确实不同意你的政治观点啊！留你在朝堂上干什么？继续和我每天吵架吗？”
代入这些台词想一想，可能就多少能揣摩出一些苏轼当年的内心想法和观点。
再退一步，苏轼可能就是有些“不够朋友”，但章惇应该是了解苏轼的，他是那种人吗？
从章惇后来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他的仇恨能量是惊人地高，而有一些手段，真的有点想借他人之手弄死苏轼的意思了。
这真的不好。
所以，历史有时候也挺会开玩笑的。
后半辈子一路崎岖坎坷、受尽委屈的苏轼，却留下了胸襟开阔和洒脱的美名，一直被后世传为美谈。
位极人臣，并且自认为快意恩仇的章惇，却在晚年品尝到了失意的滋味。
关键是，有一件恐怕章惇知道后还要暴跳如雷的事：在元人修的《宋史》里，章惇被列为“奸臣”。
于能力，于贡献，章惇都无理由入选。
若苏轼再世，恐怕也是要为这位老冤家喊一声冤的。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奸臣一》（脱脱 等）
2.《宋史·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子过）》（脱脱 等）
3.《苏轼与章惇：“密友”何以成“仇敌”》（《中国青年报》，2021 年3 月23 日，节选自陈歆耕《何谈风雅》，作家出版社2022 年出版）
4.《关于章惇历史定位的再认识—兼论苏轼与章惇几方面的异同》［喻世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01 期］
5.《苏轼传》（王水照、崔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