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者：[匈]米克洛斯·尼斯利 (Miklos Nyiszli)

译   者：刘建波                                                       字  数：154千

书   号：978-7-220-11188-4                              

页  数：272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8.5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9年3月第1版                        

 装  帧：精装

印   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元

编辑推荐

 ◎ 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既协助过杀人如麻的狂徒，又是那个悲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 亲眼目睹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刻，也得以重温一个帝国缓慢瓦解的过程。

 ◎ 自1946年首次出版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评论家和学者对本书进行了观点各异的阐释，而其中部分争议甚至引发了人们对普遍生存困境的再思考。这部纪述由此成为同类题材中颇具争议性的作品。

媒体推荐

这是已知的对奥斯维辛经历非常好的简短纪述。

——《纽约书评》

著者简介

米克洛斯·尼斯利，匈牙利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囚犯编号A8450。1944年6月，尼斯利和妻女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关押期间，尼斯利被迫担任集中营的医生和验尸官，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直到1945年盟军解放德国后才侥幸生还。1946年，尼斯利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述首次在匈牙利的《世界报》连载，引起世人瞩目。1956年，尼斯利在罗马尼亚去世。

内容简介

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米克洛斯·尼斯利一家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尼斯利曾在德国学习医学，后来成为一名法医。在集中营的“筛选”中，尼斯利被迫担任“死亡天使”门格勒的医学助手，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像尼斯利这样被迫与纳粹合作的人被称为“特遣队员”。虽然他们暂时逃脱死神之手，但也只能苟活三四个月的时间。在“纳粹地狱”中，尼斯利见证了犹太人和其他无辜民众遭受迫害的过程，也记录了受害者群体难以为外人道的心路历程。

目录

序 一      5                                                                     序 二      31

序 三      38

声 明      53

01 抵达奥斯维辛                1

02 编号A8450                  7

03 死人也要站着点名           11

04 吉卜赛实验营               17

05 一场解剖测试               21

06 接管解剖室                 25

07 浴场和消毒室               36

08 心内氯仿注射               45

09 从颈部射入子弹             55

10 又一批特遣队员“到来”了   58

11 “拜访”焚尸场             61

12 成为法医                   67

13 火葬柴堆                   71

14 清算捷克营                 77

15 “错误”的诊断             81

16 重回下营                   85

17 新来三名助手               93

18 别救了，让上尉去吧               95

19 这个孩子必须得死                 102

20 小队长的“私人定制”             109

21 杀人根本影响不了我               113

22 游击队送来武器                   116

23 档案上的油污                     119

24 解剖报告                         122

25 寻找我的家人                     126

26 逃离C营                         133

27 C营的女囚犯                      137

28 特遣队的暴动                     142

29 暴动平息之后                     157

30 “有趣的工作”                   163

31 遗忘是最好的结果                 173

32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区         176

33 特遣队又要被清算了               179

34 再一次死里逃生                   182    

35 奥斯维辛将被毁掉                 188

36 新来的囚犯                       191

37 奥斯维辛的末日审判               194

38 逃离奥斯维辛                     199

39 我们自由了！                     207

后 记                               210

出版后记                            213

正文赏读

01　抵达奥斯维辛

那是1944年5月，囚犯们被用来装载牲畜的闷罐车押运，前往纳粹集中营。每个车厢中塞进去90个人，车厢牢牢上着锁，车上便桶里的排泄物由于太满而溢出来，大小便的恶臭充斥着运送的路途，挥之不去，让人无法呼吸。

这是一支运送被放逐的犹太人的车队，整整四天，四十辆一模一样的囚车昼夜不停地前行。车队先是穿过斯洛伐克，接着穿过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把我们载向未知的目的地。我们只是第一批数百万被宣判死刑的匈牙利犹太人当中的一部分。

车队经过塔特拉（Tatra）之后，穿过了卢布林（Lublin）和克拉科夫（Krakau）。这两座城市在战争期间被当做重组营，它们还有一个更确切的名称：集中营。在这两座城市，所有反对纳粹的欧洲人被集中起来，按人种分类，最后遭到灭绝。

经过克拉科夫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车队在到达一个重要的地方之前停了下来。当我看到几个哥特体字母拼出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单词之后，我心中隐约觉得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

透过囚车的缝隙，我注意到车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直跟随我们的纳粹党卫军换成了其他人，车上的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车队。从别人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捕捉到一些端倪，我们将很快到达此行的终点。

车子随后又发动起来。20分钟之后，伴随着从车头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哨声，整支车队最终停了下来。

透过车上那条缝隙，我看到一片荒漠般的情景，土地是微黄色的黏土，就像西里西亚东部的那种，上面间歇点缀着几棵绿树。混凝土电线塔并行排列，绵延到天际，其间布满了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上面有着明显的标示“高压请勿靠近”。这些电线塔与铁丝网围成一个个巨大的方形广场，每个广场上都有覆盖着绿色沥青纸的营房，它们有规律地排列着，在广场中间划出长长的规整的道路。路网与遍布两旁的营房一眼望不到边，直到视线的尽头。

营地里，囚犯四处走动，有些人身穿粗麻布条纹囚服，有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有些人在搬运厚木板，有些人则挥舞着镐头和铁锹。在远处，还有一些人正在将粗壮的树干抬上卡车。

沿着带刺的铁丝网，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每个瞭望塔上都有一个党卫军警卫，以及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机枪，警卫站在机枪旁边，随时准备射击。这就是当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用日耳曼人的话来说，叫“KZ”（全称为“Katzet”），你知道的，他们什么都喜欢用简称。一开始看到的景象无法令人心生鼓舞，但至少当时的好奇心胜过了恐惧。

我看了看与我一起进来的人，我们这个小组里有26名医生、6名药剂师、6位年轻的女士，我们的父母、孩子和亲戚，以及一些老年人。他们或者坐在行李上，或者坐在车的隔板上，面无表情，精神萎靡，他们的脸上透露出一种不祥之兆，就算是刚到陌生地方的兴奋感也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几个孩子睡着了，有些醒着的孩子用力地咀嚼着我们仅剩的食物，其他的孩子没的可吃，只能用舌头舔舔已经干裂的嘴唇。

沉重的脚步声在外面嘎吱嘎吱响起，大声的命令打破了枯燥的等待。牢牢锁着的车门终于被打开，伴随着缓缓滑开的车门，我们已经能够听到传来的对我们的命令声。

“所有人下车！只能拿随身行李，所有大件行李都留在车上！”

我们跳下了车，然后转身接住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因为车厢离地面太高了，接近1.4 米。警卫让我们沿着轨道排成一列。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官，制服非常精致合身，一枚金色的徽章优雅地点缀在他的翻领上，他的军靴闪闪发亮。虽然我对纳粹的各种军衔等级并不太熟悉，但从他的臂章推测他应该是个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集中营党卫军的首领，同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门格勒博士。作为集中营的“医生筛选者”，他在这里等待每一趟运送囚犯的列车。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才真正明白在奥斯维辛，所谓的“筛选”是什么意思。在随后的各个阶段里，有的人幸运地经历了“筛选”而未死，但有的人却命运不济。

一开始，党卫军根据性别快速把我们分成两组，只让14岁以下的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恐惧很快淹没了我们，但警卫却用一种慈父般和蔼的语气回答了我们焦虑的问题：“没什么可担心的，按照惯例，他们只是去洗洗澡、消消毒，然后回来与你们团聚。”

当警卫给我们分组的时候，我有机会四处看看。在夕阳的余晖下看到的景象，与我在车里透过缝隙看到的景象有所不同，要更加怪异并且充满危险。有个东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一个用红砖砌成的巨大的方形烟囱，下粗上细。它立在一幢双层建筑上面，看起来就像是奇怪的工厂烟囱一般。烟囱顶端的四个角上都装着避雷针，避雷针中间冒出的巨大火舌使我吃了一惊。我甚至想象，大概只有地狱里煮饭才需要这么大的火焰吧。突然，我意识到我是在德国的地盘上，这里遍地都是焚尸场。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年，从医学学士到医学博士，我清楚地知道，在德国，再小的城市都配备了焚尸场。

所以，这座“工厂”应该就是焚尸场。不一会儿，我看到了第二个带着烟囱的建筑物，然后，在灌木丛后又发现了第三座。这时候，一阵微弱的风卷杂着烟气向我吹来，瞬间，我的鼻子里、喉咙里全都是令人作呕的味道，我知道那是焚烧肉体、烤焦毛发的味道。那里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但容不得我多想，第二阶段的“筛选”已经开始了。我们站成一队，男人、女人、儿童、老人依次通过筛选委员会。

“医生筛选者”门格勒医生做了个手势，所有人被分成两组一字排开。左手边的一组是老人、残疾人、病人以及带着14岁以下儿童的女人；右手边的一组由身强力壮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因为他们可以干活。在右手边的队伍末尾，我看到了我的妻子与我14岁的女儿，我们不能再通过言语和对方交流，只能简单地做做手势。

那些身体过于虚弱、上了年纪以及疯疯癫癫的人都被送上一辆有红十字会标识的“救护车”。我所在的这一队中，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医生询问他们是否也可以进那种车里，但没人答复他。“救护车”离开后，左手边的一组按照警卫的指示，排成五列，从侧面离开了。几分钟后，我们的视线被浓密的灌木丛阻断，他们消失于灌木丛后。

右手边的一组留在原地。门格勒博士命令所有的医生向前迈一步，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队伍，大约有50人。他又问有谁曾在德国的大学学习过，谁具备完备的病理学知识，并且精通法医，他命令这些人再向前一步走。

“请仔细考虑，”他补充道，“你们必须能够胜任这项任务，要是你们名不符实的话……”他那威胁的手势使我们不敢多想，我瞥了我的同伴们一眼，他们可能被吓傻了。这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在心中作好了决定。

我走出队列，举荐了自己。门格勒博士问了问我的身高，在哪里就读，我的病理学导师是谁，我是如何习得法医学知识的，我实际操练多久了等等。很明显，我的回答令他很满意，他立刻让我出列，并命令其他人回到队伍中去。现在，我必须声明一个我当时还不知道的事实，那就是左手边的队伍和“救护车”在随后几分钟驶进了焚尸场的大门，那些车上的人无人生还。

02　编号A8450

我与其他人分开之后，独自待了一会儿，我想到了我在德国奇妙又曲折的命运，我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我头顶的天空月朗星稀，微风徐徐吹过，令人精神焕发，只不过，偶尔还会从第三帝国的焚尸炉中飘来尸体燃烧的气味。要是它没有卷杂着尸体燃烧的气味该有多好！

混凝土电线塔顶端的数百个探照灯射出了令人目眩的光线，仿佛织成了一张网，在这张光网后面，我感觉空气也变得凝重了，仿佛厚厚的面纱包裹着集中营，在这张面纱下面，只能看出营房的轮廓。

现在，运我们来的车上已经没有人了。有些身着囚服的人出现了，他们把我们留在车上的大件行李搬下了车，然后放在旁边的一辆卡车上。随着夜幕缓缓拉启，40节车厢慢慢地消失，直到完全融入周围黑暗的夜色当中。

门格勒博士给党卫军下达最后一个指令后，就钻进了小汽车，坐在驾驶室里，并示意我也上车。我上车以后，坐在一个党卫军官身旁，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小车疯狂地沿着泥泞的道路向前奔驰，整条路都是被碾压出的车辙和雨后的水洼，车身剧烈地上下晃动。车子越开越快，明亮的探照灯在我们身边飞快地掠过，不久之后，车子在一扇装了防弹钢板的大门口停了下来。门格勒打了个手势，一个党卫军哨兵跑过来，打开了大门，让这辆他们很熟悉的车进去。我们沿着主路继续往前开，道路两侧都是军营，几百米后，车子在一栋看起来比较好的建筑物前再一次停了下来。通过入口处的标志我知道这里是“营地指挥部”。

进入指挥部以后，我看到几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他们的眼睛中露出深邃、精明的目光，面容精致，身着囚犯的制服。他们看到我们进来以后，马上站起来，立正站好。门格勒博士走向其中一个人，他大约50多岁，秃顶。由于我站在一个党卫军中队长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所以没有听清他们聊些什么，只看到那个人频频点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F营地的医生，森特·凯勒博士。按照他的要求，我走到另一张办公桌前，桌子后面也坐着一个囚犯办事员，他翻了翻抽屉，找出一些档案卡，然后问了我几个问题，把问题的答案记录在档案卡上，另外记录一份放到一本厚厚的文件簿里，然后把档案卡递给了一名党卫军警卫。随后我们离开了这间屋子。经过门格勒博士的时候，我微微鞠了一躬。

看到我的行为以后，森特·凯勒博士克制不住地提高了音调，看似无意却又充满了讽刺意味地说：“这种客套在我们这里就免了吧，在集中营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不需要这种客套的礼节。”

一个警卫过来，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营房，营房的入口处写着“浴场及消毒”，在这里，我和我的档案卡被交给另一个警卫。这时候，一个囚犯过来拿走了我的医用包，搜了我的身，然后让我脱掉衣服。一个理发师过来先把我的头发理光，然后又全部剃掉我身上的其他毛发，随后把我送到了浴室。他们用氯化钙溶液帮我洗头，有一些液体跑到我的眼睛里，烧得很难受，以至于有好几分钟我都无法睁开眼睛。

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的衣服被换成了厚重、几乎全新的外套和一条条纹长裤。他们把我的鞋在一个盛着氯化钙溶液的容器里浸泡了一会儿，然后还给了我。我试了试新衣服，发现还挺合身（不知道在我之前，哪个倒霉蛋穿过这套衣服）。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囚犯过来拉起我的左手袖口，核对了一下我的档案卡上的数字，用一个装满蓝色墨水的器具在我的胳膊上熟练地印上一组文身记号。一连串小小的、淡蓝色的斑点立刻显现出来。

“你的胳膊可能会有点儿肿，”他安慰我说，“但一周之后就会消肿，那时候，数字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米克洛斯·尼斯利博士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个世上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中营囚犯，A8450号。

突然我的脑中浮现出另外一幕，十五年前，在布雷斯劳（Breslau） 弗雷德里克· 威廉大学医学院（Medical School of Frederick Wilhelm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上，院长一边把我的学位证书递给我，一边握着我的手祝我前程似锦，并送上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来自评审委员会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