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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商品为鲁迅藏拓本全集 汉画像第一册
《书名》:汉画像卷(全2册)
丛书名:《鲁迅藏拓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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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先生逝世78年后,他的遗愿由家乡人民将其实现。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联手精心策划、编纂长达一年之久的《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今天正式出版。
鲁迅生前因受条件制约,未能出版自己的藏拓本全集,先生一直引为憾事。自去年始,鲁迅的家乡人与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多方沟通、努力,启动了这一浩大的出版工程,今年,藏拓本首卷终于付梓,为世人全面了解鲁迅、推动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鲁迅藏拓本全集》是一套收录鲁迅生前所藏历代拓本的大型系列丛书,分为鲁迅藏汉画像拓本、碑刻拓本、墓志拓本、瓦当拓本、造像记拓本以及砖刻拓本等12卷,这次出版的是汉画像卷。
内容简介:
《鲁迅藏拓本全集》为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鲁迅生前搜购历史拓本5100余种、6000余张,大略可分为刻石类,包括碑碣、汉画像、摩崖、造像、墓志、阙、经幢、买地卷等;吉金类,包括钟鼎、铜镜、古钱等;陶文类,包括古砖、瓦当、砚、印等。除了鲁迅生前编订目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汉画像选集外,大都没有公开面世。
《汉画像》卷,其分为上下两册。汉画像拓自刻有画像的石头,即“画像石”,准确的说鲁迅所藏汉画像是汉代画像石刻拓本。本书汉画像拓片多出于山东和南阳两地。
作者简介:
坐落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国家文物局直属的国家级博物馆。博物馆拥有数万件藏品。馆中展览以大量手迹、照片、图片等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鲁迅不朽的―生。鲁迅博物馆对外开放部分由陈列厅和鲁迅故居两部分组成。陈列厅中的展品可以说是馆藏精品中的精品,其中有新发现的鲁迅地质佚文手稿,也有与我们熟悉的作品密切相关的文物。如《阿Q正传》的惟一一篇残稿、鲁迅20多岁时所写《自题小像》手稿、鲁迅在仙台医专时的解剖学笔记等等,都是十分珍贵、难得一见的珍品。陈列厅的总体设计体现着朴素、典雅的风格,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陈列厅内以原木色、白色、黑色为主色调,朴素大方、自然流畅的色调正是对鲁迅精神的最好诠释。展厅陈列内容共分七大部分,随着鲁迅生活足迹的变化、每一部分的建筑设计都有各自的地域特色,体现着设计者的匠心独运。
序言:
一
汉画像拓自刻有画像的石头,即“画像石”。鲁迅所藏的汉画像,准确地说,是汉代画像石刻拓本。
汉代是中国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享有“禀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两晋唐宋绘画先河”之誉。汉代艺术,种类繁多,有石刻、砖刻画像、帛画、漆画、壁画、陶俑等等。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和陶俑留存下来的较多。
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社会物质财富积累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崇尚厚葬的习俗有关。历来出土的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一是河南南阳及其相邻的鄂北地区,二是山东、苏北、皖北地区,三是四川地区,四是陕北、晋西北地区。此外河南新密、永城,北京丰台,浙江余杭,陕西邠县等地,也有发现。其原因,一,前三个区域都是当时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陕北、晋西北地区在东汉顺帝以前是北方边防重地,其中心绥德又位于通往西方的贸易通道上;二,这些地区都有可供开采构筑墓室石材的山丘。因此,汉代贵族豪门就得以在这些地区建造耗资巨大的装饰有画像刻石的坟墓。
由于汉代文化融合了许多不同的因素,各地石刻画像艺术呈现出不同的题材和风格。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片多出于山东和南阳两地。
山东汉画像受到儒家礼乐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双重影响,表现历史人物故事题材居多,偏重对历史和现实人生的关照。山东汉画像不仅仅是崇“神”的作品,更表现了对于“人”本身力量的思索和肯定。其画幅多为组画,富于连续性和叙事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汉代齐鲁地区人民对神话世界的向往、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对日常生活的眷恋,往往将想象中的神话世界、传说中的历史故事和日常生活场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力图在画面中表达和阐释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山东汉画像在时空转换方面体现出高超的构图能力,至今仍然令人惊叹。
南阳曾是周王朝与楚国的边界,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相遇、融合的所在。但因长期属于楚国,楚文化色彩较重。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热烈奔放,充满神秘和浪漫的色彩,其拜日、崇火、尊凤、阴阳观、长生术、辟邪和神仙等思想观念,直到今天还能在民间找到痕迹。《山海经》《淮南子》记载的远古神话传说,《楚辞》中上天入地、驱虎驾龙的奇幻意象,都在南阳汉画中得到表现。从艺术上说,南阳汉画与其他地区汉画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它较少繁密的位置经营,较少分层分格的图案排列,很少把不同的题材罗列在一起,而是一个画面只表现一个主题,构图疏朗明晰,画面的情节关系简练而鲜明。南阳汉画画面率多夸张、变形和抽象,经常出现人面兽身或人身兽面形象。动物身体有些部位被大比例地强调,有些部位则略而不计。《蹴鞠图》中的舞伎,腰部拉细得只成一根线,长袖变成很长很细的两条线,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几乎全部省略,使画面产生强烈的力量感和运动感。
此外,陕北汉画像石较多农耕、狩猎等画面,风格质朴简洁,装饰性强,可以看出胡文化的影响。四川特有的汉画像石棺,既受中原汉画像石墓格局的影响,又浓缩地表现了巴蜀地方文化的特点。这些地区的画像石刻拓本,鲁迅也有少量收藏。
二
鲁迅最早收藏汉画像是在1913年,是年9月11日日记:“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此后,为了收集更多,鲁迅经常到北京琉璃厂、小市等古旧文物集散地搜购,并委托朋友在别处寻觅。
鲁迅早期收集的汉画像,以山东出土者为多。鲁迅收到拓片,即做初步整理,写上原石在何县何村何地,尺寸大小,乃至画面内容。在有些拓本上,还盖上收藏印和鉴赏印。这些信息,以及他本人对画像的感受和理解,为后人留下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如他写的嘉祥洪家山画像说明:“嘉祥洪家山画象一石。打碑人手记云:在城东北五里天齐庙壁间,高四尺八寸,广二尺七寸。上,下,右有象,中画二层:上层孔子见老子象,共三人;下层一马脱驾,向车而立。今在山东历城金石保存所。”又如嘉祥孙家庄画像,在后来出版的《汉代画像全集》中,画面上有“题字五榜”:南宫,成王,周公,使者,门亭长。而鲁迅收藏的拓片上没有题字。由此可知,鲁迅收藏的拓片在前,后人妄刻题字在后。令人遗憾的是,便是这块被破坏的原石,也已流落异域。
鲁迅1926年离京到厦门大学担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时,随身携带一部分汉画像拓本,除作研究之用外,还曾在厦大的展览会上展示。鲁迅在《厦门通信·三》中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可知,当时他对自己收藏的汉画像拓本做了认真的研究。
鲁迅到上海后,一直不能忘怀汉画像拓本的整理和出版。1929年3月23日,他在给许寿裳信的中,透露自己“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
20世纪30年代,鲁迅锐意搜集、研究汉画像,除继续未竟事业外,与他提倡和扶持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有关。他认为,新兴木刻艺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因此,他一面大力引进西方版画作品,一面也提醒青年美术家注意向中国古代美术杰作取法。例如,关于汉画像,他就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也。”
鲁迅去世前两三年,其汉画像收藏又进入一个高潮。1935年2月7日他写信给曹靖华:“碑帖单子已将留下的圈出,共十种,今将原单寄回。又霁兄也曾寄来拓片一次,留下一种,即‘汉画象残石’四幅,价四元,这单子上没有。”1934年3月6在给姚克的信中说:“汉画象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象》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
得知河南南阳有大量画像石出土,鲁迅立即托人搜购,并购买相关书籍。当时南阳石刻,已经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关百益选印本,鲁迅购读后,觉得编辑不精。他还托台静农购买了《南阳画象访拓记》等书籍。
1935年5月,由于身体衰弱,鲁迅对此项工作感到力不从心,写信给台静农说:“收集画象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台静农回信说,可委托几位南阳籍的朋友代为搜集。鲁迅立即回信道:“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一全份,极望。”后托王冶秋请南阳籍的王正朔、王正今、杨廷宾等人代为拓印。1935年11月18日鲁迅致信王冶秋:“又汇条一纸三十元⋯⋯此款乞代拓南阳石刻,且须由拓工拓,因外行人总不及拓工的。”1935年12月21日又写信给王冶秋:“今日已收到杨君寄来之南阳画象拓片一包,计六十五张,此后当尚有续寄,款如不足,望告知,当续汇也。这些也还是古之阔人的冢墓中物,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也有车马行列,恐非‘土财主’所能办,其比别的汉画稍粗者,因无石壁画象故也。石室之中,本该有瓦器铜镜之类,大约早被人检去了。”
几位南阳籍人士在市区和唐河、方城、内乡、南召等县陆续得到200多张拓片。1936年夏,南阳暴雨成灾,拓印工作被迫停顿。王正朔把已经打好的拓本寄给鲁迅,并告知有些石刻因为用作桥基,被水淹没,暂时不能拓印等情况。鲁迅回信说:“其拓片一包,共六十七张,亦已于同日收到无误。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迟固无妨也。”不幸,两个月后,鲁迅逝世。
鲁迅一生,共收藏汉画像拓片七百余幅,其中山东三百四十余幅,河南三百二十余幅,四川、重庆、江苏、甘肃等地四十余幅。
三
鲁迅对汉代画像石刻拓本的研究,重点放在其美术价值上。蔡元培在《记鲁迅先生轶事》里说:“从前纪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过:“汉画象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鲁迅赞扬汉代人“闳放”,魄力“雄大”,“汉代艺术,博大沉雄”。汉代虽然也有边患,但“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汉代艺术表现了中国文化上升期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宋元以后,因为异族入侵和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文人画师多逃避现实,寄情山水,山水画中“丈山、尺树、寸马、分人”,隐晦曲折地表情达意,含有对现实人生的畏惧和逃避。
鲁迅称赞汉画“深沉雄大”,推重其奔放粗犷、充满生命活力的艺术特质。汉画像中表现的对自由、灵性的追求,强烈的个性意识,正符合鲁迅所期望的中国新兴艺术的方向。他说:“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他把古代美术珍品推荐给木刻青年,希望他们有所借鉴,从而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1935年2月4日他在给李桦的信中说:“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玩赏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当然,鲁迅对汉画像的认识,视野并不限于美术方面。石刻画像反映民风国运,对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衣食住行、礼仪习俗,作了真实的刻画。例如南阳汉画像的内容既有神话故事,也有社会百态,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更有车马出行,均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鲁迅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然无所知⋯⋯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粹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鲁迅对汉画像石的关注和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在鲁迅的时代,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拓片并不多,画册流传不广,汉画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所应有的重要地位,尚未得到认定。经鲁迅的大力倡导,美术界逐渐认识到汉画是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如今,汉代绘画艺术被艺术界称为“纯粹的本土艺术”,汉代被美术理论界称为“中国第一个艺术热情时代”。人们从民俗、天文、体育、哲学等诸多角度解读汉代石刻画像,已经形成一门“汉画学”。
四
鲁迅生前几次想把他所收藏的汉代石刻画像选编出版。他在《厦门通信·三》中对出版商李小峰说:“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沈》印出。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请你印。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及至到了这里,看看情形,便将印《汉画象考》的希望取消,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1934年3月6日,他致信姚克说:“汉画象模胡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
鲁迅对已有相关出版物并不满意。1935年11月15日致台静农:“印行汉画,读者不多,欲不赔本,恐难。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本(中华书局出版),亦多凡品,若随得随印,则零星者多,未必为读者所必需,且亦实无大益。而需巨款则又一问题。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象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南阳画象如印行,似只可用选印法。瞿木夫之《武梁祠画象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鲁迅博物馆组织人员从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本中选出438幅,编成两卷本的《鲁迅藏汉画像》,河南一卷,山东及其他地区一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91年出齐。这是鲁迅所藏汉画像第一次大规模面世,在学术界产生良好的反响。因为种种原因,书中也有些讹误。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辑入鲁迅为每幅画像所写的说明。
本次编辑《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两卷,一卷收山东汉画像,一卷收南阳及其他地区汉画像。除剔除部分重复拓本外,全予收录。按先地区、后时间的顺序排列,每幅标注名称、尺寸、鲁迅所写拓本说明、原石出土时间地点、现存情况等信息。此外,从鲁迅抄录的汉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目录、石刻目录、石刻杂件、金石杂件、古物调查表钞、《汉画象集》拟目中辑录出有关汉画像的资料,编为《鲁迅金石杂件抄(汉画像部分)》,附于书后。为了让读者更充分地了解鲁迅一生收藏研究汉画像的情况,特辑录《鲁迅汉画像年表》。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先生审读了第一卷,南阳汉画馆的石红艳女士审阅了第二卷中南阳画像部分,对编排顺序、纪年、原石保存流传情况等提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北京鲁迅博物馆叶淑穗女士对编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谨此致谢。北京鲁迅博物馆刘思源、夏晓静、刘然、常楠等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编辑。
黄乔生
2014年4月29日于北京阜成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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