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美国当代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底层症结，看见个体的脆弱，揭露系统的残酷，来自政治局内人的有力书写贫穷不是一个人的错误，更不是一群人的罪行！

罗伯特F. 肯尼迪图书与新闻奖;特殊贡献奖美国律师协会银槌图书奖决选入围图书;读过《扫地出门》后bidu的十本书之一（《密尔沃基哨兵报》）法律界、学界、媒体界一致力荐：;对于任何一个试图理解美国社会正义需求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透过一国现实，理解贫困的底层真相在下行年代，首先被收割的是穷人。制度化的贫困，绝非自由竞争、个人拼搏可以突破。

美国法院高昂的经济门槛，让穷人成为法庭上首当其冲的弱势群体。原本不属于犯罪的行为变成犯罪，一旦留下犯罪记录，约等于被判终身贫困，贫困成为无法打破的恶性循环。

一把切入、理解当今美国政局乱象的钥匙去工业化和全球化、减税政策、大规模监禁、贫困犯罪化和种族问题的交织，如何塑造了今日美国？读完这本书，或许你就会开始理解，特朗普遇刺后，营利性监狱运营公司的股票为何飚高？让哈里斯误受指摘的;零元购法案背后是怎样的逻辑？

来自;美国政治最后的理想主义者罗伯特肯尼迪背后的首席智囊前白宫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顾问、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公正委员会主席彼得埃德尔曼以局内人视角，历数美国反贫困前线的绝望与希望

在GDP居全球首位的美国，繁华表象掩盖了4300万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事实，他们的贫困不仅蒙受污名，甚至已经在法律上成为一种罪。无家可归是一种罪，领取救济的同时卖血筹钱也是一种罪。三次拨打;911求助的贫困家暴受害者反而被城市驱逐。;轻罪重罚现象遍布全美，高额罚金让债务人监狱迅速膨胀，1000万人累计欠下法庭债务500亿美元。保释、缓刑、公共辩护律师全部标上了价格，坐牢必须缴费，欠费让刑期更长。这对富裕阶层而言无伤大雅，但足以榨干低收入家庭的每一分钱。学者、政府智库、反贫困运动倡导者彼得埃德尔曼以丰富详尽的实例和数据，全景展示了在一个贫富极度分化的社会中，穷人怎样因为他们的贫困受到惩罚，司法体系如何制度化地生产犯罪和贫困。将贫困犯罪化，根源和动力何在？终结贫困犯罪化，呼唤一种什么样的新政治？他断言，最终的目标是终结贫困本身，要看到贫困的反面不是富有，而是公正。

彼得埃德尔曼（Peter Edelman），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公正委员会主席，美国青少年法律中心董事会主席，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贫困与不平等中心主任、卡马克沃特豪斯法律与公共政策教授，著有《贫富之惑：美国如何才能消除贫困》等。作为反贫困运动的终身倡导者，埃德尔曼身居立法前线，曾于1964年至1968年担任罗伯特F.肯尼迪参议员首席顾问，后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1996年因克林顿签署福利改革法案极大损害贫困人口权益，辞职以示抗议，并在主流媒体发文正面抨击，广受关注，获哈里蔡平媒体奖。

对美国如何处理贫困问题的有力调查清醒而令人不安。 马修德斯蒙德 普利策奖得主、《扫地出门》一书作者

非同寻常地揭示了贫困犯罪化的问题，生动阐释了这种趋势的多种体现，且振奋人心地呼吁和引导改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没有人比彼得埃德尔曼更加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消除贫困及其带来的残酷后果。《贫困不是罪》是他令人钦佩的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新篇章。兰德尔肯尼迪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彼得埃德尔曼在新书《贫困不是罪》中对种族、贫困和刑事司法体系的交汇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察。所有在我们国家寻求司法公正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乔纳森李普曼 纽约上诉法院前首席法官

这本书令人不寒而栗地揭露了曾经是正义堡垒的美国法院，现在却通过无情地从我们国家最脆弱的公民那里榨取资源，将穷得付不起钱视为犯罪，从而贬低了自己和这个国家。书中还列出了一些名字既有选择剥削穷人的恶棍的名字，也有奋起反抗的英雄的名字。读它。凯瑟琳爱丁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两美元过一天》作者

这本书对我们如何妖魔化穷人并通过错误的政策维持贫困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深刻审视，对于任何一个试图理解美国社会正义需求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布莱恩史蒂文森 民权公益律师、立法倡议人

对改革的强硬有力的论证对争取正义的;全面运动慷慨激昂的呼吁。《科克斯评论》

引 言

第一部分 贫困犯罪化 第一章 弗格森无处不在：21世纪的债务人监狱 第二章 反击：辩护律师及其工作 第三章 金钱保释第四章 精神疾病犯罪化第五章 子女抚养费：贫困父亲犯罪化第六章 公共福利犯罪化第七章 学校中的贫困、种族和惩戒：直接入狱第八章 无犯罪住房法令和无家可归犯罪化

第二部分 终结贫困第九章 重视刑事司法改革第十章 翻看硬币的另一面：我们所了解的终结贫困

后 记致 谢索 引参考文献

引言佐治亚州班布里奇市居民薇拉奇克斯（Vera Cheeks）因为闯停车标志而被拦下并吃了罚单。法官对她处以135美元的罚款，命令她立即全额缴纳。她告诉法官，她失业了，正在照顾患有绝症的父亲，没有钱缴纳罚款，于是法官说，他会给她3个月的;缓缴期。奇克斯是非裔美国人，据她讲述，法官将她带到审判室后面的房间。;那里有一位着实高大的女士。房间两边是囚室，人们排着队向这位女士交钱。他们都是黑人。这里像是灰色地带，令人惶恐。这位女士称，奇克斯现在欠款267美元罚款135美元、（有偿）缓期付款者须缴纳的105美元，以及佐治亚州受害者应急基金27美元。女士将一份文件放到奇克斯面前，叫她签字。奇克斯说她是不会签的。女士说：;你这是拒绝签署文件。我要告诉法官，让你坐5天牢。奇克斯仍然拒绝签字，最后女士要求她缴纳50美元，否则就要坐牢。奇克斯的未婚夫当时也在，他典当了她的订婚戒指和一件草坪修整工具筹钱。这使她暂时免受牢狱之灾，但奇克斯哪怕晚交一次款，都仍有坐牢的危险。 奇克斯在纽约市长大，后来移居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2014年，一段罗曼史将她带到班布里奇（;我邂逅了一位绅士），尽管她;更像都市女郎，在小城镇;并不快乐。她做过巡回乐队的歌手，还当过药房技术员，她说后者是她得到过的最好的工作。她在马里兰的摩根州立学院上过一年学，但在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退了学。她有两个女儿、三个孙辈，还有两条;狗孙。她以前经常去做礼拜，但现在对牧师的印象一般，于是自行祈祷。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不过她已经戒了烟，因为想陪伴孙辈长大，然后就能去旅行了。佐治亚州班布里奇的法院系统惹错了人。薇拉奇克斯火冒三丈。她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眼前的景象使她;心灵受创，在那里;哭着看那些人对人民的所作所为。她认为有些事情完全不对劲，但她说这地方的人似乎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劲，并害怕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她回到家，开始找律师。她在电脑上用谷歌查询了3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南方人权中心的萨拉杰拉蒂（Sarah Geraghty）。奇克斯与她取得了联系，并请她做律师。奇克斯说，杰拉蒂欣喜若狂，这位律师告诉她，她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案件。杰拉蒂不仅解决了奇克斯的问题，而且终结了当地法院从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种身上营利的制度。奇克斯没有因贫困造成的罪行坐牢，这让她如释重负。她很高兴自己和杰拉蒂能为佐治亚州格雷迪县人民做点好事。几十年来，大规模监禁一直在造成伤害，但薇拉奇克斯的例子所体现的是一种更新的犯罪化贫困犯罪化。奇克斯获救了，但其他数百万人就没有这么走运了。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使奇克斯受到威胁的债务人监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今天的美国，贫困入罪的现象太常见了。 对穷人的惩罚和《圣经》一样历史悠久。在英格兰，早在10世纪就出现了济贫院，《伊丽莎白济贫法》在16世纪末开始实行。美国自建国以来就设有救济院、感化所和教养所，这在19世纪后期演变为对贫民的拍卖，后来发展成所谓的科学慈善机构。 如今我们仍在惩罚穷人，不过这段当代历史更为复杂。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策开始以积极的方式惠及穷人。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和公平劳动标准即使覆盖范围存在缺陷，仍带来了巨大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扶贫工作开始受到明确关注，贫困率从1959年的22.4%降至1973年的11.1%。同一时期非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从55.1%降至31.4%，60年代颁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权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扶贫的进程放缓，公众态度出现倒退。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政府还是采取了重要的新政策。食品券（现称补充营养援助项目）、租房补贴券、所得税抵免、子女税收抵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已有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这些项目，将有超过9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个数目是今天贫困人口的2倍。 然而，一系列因素使我们裹足不前：税收、就业和福利政策加剧了不平等和贫困；我们国家的去工业化造成大量岗位工资降低；工会受到削弱；家庭结构的改变致使许多妇女独自带着孩子依靠低收入工作艰难度日；公共教育体系恶化，而它本该成为进步的踏脚石；大规模监禁盛行；平价住房危机旷日持久；歧视问题持续存在。所有这些问题叠加起来，在我们这个非常富有的国家造成贫困，并使之恶化和长期延续。 与此同时，对穷人的消极态度和将这些态度体现在法律中的公共政策得到强化，在乔治W．布什任内我们遭遇经济大衰退的时候和现在的特朗普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几十年来，人们在低收入工作中挣扎，心中充满愤怒，随着经济大衰退的突然一击而爆发。收入较低的白人激烈地抱怨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称他们只知不劳而获，白白领取政府救济，还特别指出非裔美国人利用积极区别对待政策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更别提几近失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积极区别对待政策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无不是这一番老调重弹，而2016年的选举证明了这种论调的巨大影响。 尽管有各种力量共同作用，但在2000年我们的贫困率仍为11.3%，几乎和1973年的历史最低点平齐。尤其是从那时起，关于贫困和其他诸多问题的政治理念越来越糟，特别是种族情感更加恶化。种族主义是美国的原罪，这体现在刑事定罪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彻头彻尾的歧视、结构和制度上的种族主义，还是内隐偏见。贫困和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有毒的混合物，嘲讽着我们所谓法律面前机会均等、人人得到同等保护的民主修辞。 除了大规模监禁以外，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采取一套新的刑事司法策略，进一步为穷人的贫困惩罚他们。低收入人群因为轻微违法行为而被捕，我们现在几乎是例行公事地处以高额罚款和收费，这对有产者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但对穷人和贫困边缘的人来说则是灾难性的。付不起保释金的穷人会被关进监狱等待审讯，处以额外罚款，费用会持续增加。如果仍未能支付，他们坐牢的时间将延长，利息累积，再加上新增的罚款和收费，债务进一步增加。对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的人来说，吊销驾驶执照也是种很常见的惩罚，且反复施加，会造成严重后果。穷人失去自由并经常失业，通常享受不到许多公共福利，可能会失去子女的监护权，甚至会失去投票权。而移民，即使是有绿卡的移民，也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一旦入狱，穷人没有了工作收入，往往还要支付他们的狱中食宿费。许多欠债的人到死都还不清，经常被职业收账人和新的起诉弄得焦头烂额。现代劳役偿债制度是政府经营的高利贷项目，已经运作了好多年，但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杀以后，根据密苏里州弗格森市披露的真相，公众才意识到这一问题。过度收费和罚款是一项大规模的全国性业务，已司空见惯。目前在美国，1000万人累计欠债500亿美元，包括日积月累的罚款、诉讼费、服务费、监狱里的食宿费以及其他不合理收费，这些人占美国今昔违法犯罪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社区治安已变成社区盘剥。;轻罪重罚的问题遍布全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华盛顿、俄克拉何马和科罗拉多等州，当然还有弗格森市。这使人想起南方的佃农经济，每年年末佃农家庭欠种植园的债总是比他们从棉花作物上挣到的钱还要多，因此不得不再干一季的活儿。这种经济带有南方特色，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许多州在实施监禁的同时也广泛吊销驾驶执照。其他州主要利用驾驶执照的吊销来迫使人们还债，无视这会使贫困的劳动者更难上班还债的事实。即使没有用到监禁和广泛吊销驾驶执照这些措施，高额罚款和收费也已成为美国大部分地区弥补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的主要做法。与此同时，白领的金融犯罪使数百万人破产，受到的惩罚却只伤及皮毛，藐视法律的富人累计拖欠税款4500亿美元，然而司法系统的罚款和收费却对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种打击最重。 将无力支付罚款和费用的人关起来有失人道，具有破坏性，也浪费资源。付了罚款和费用的人，甚至只能通过不交水电费或者卖血凑钱的人，都是在为当局创收。不过监禁付不起罚款也无力分期付款的人，实际成本通常比收到的钱还要多。有些司法辖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现在它们限制自己只通过吊销驾驶执照的方法和粗暴催收机构来讨债。即使不被监禁，刑事债务负担也会给人带来重大损失。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监禁兴起时，受害者便大多是有色人种，这为针对贫困的新犯罪化埋下了祸根。但是，要理解使贫困成为一种罪行的新动力，我们必须追溯到始于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这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财政收入缺口。随之而来的是预算的大幅削减，从法院到执法机构乃至政府的其他部门，我们司法系统的支付重担开始转移到法庭的;用户身上，其中包括那些最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穷人无力支付滚雪球一样的罚款和费用，这使他们持续因贫困而被定罪，从而陷入无法打破的循环。 营利性机构和它们的高压游说者私营监狱、缓刑公司以及医疗服务和检查的提供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营利性机构承诺收取更低的费用，但只是通过提供极为劣质的服务来实现这一承诺，它们对犯人施虐或疏忽大意，结果是死亡时有发生。反对征税的游说者告诉选民，他们不必缴税也能成事州或市政当局会稍微勒紧裤腰带，从轻微违法者那里收取一大笔钱，一切都会妥妥当当。这不仅伤害了穷人。在一个又一个州，计税基数失守，严重削弱了公共教育，也损害了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的未来，受到伤害的孩子远不止生活在贫困中的那些。反对征税的势力在其他领域也造成了损害，破坏了精神健康服务、法律服务甚至行政执法工作。预算削减导致精神健康服务和成瘾治疗服务进一步衰减，警察成为需要最先应对这一局面的人，而监狱成为事实上的精神病院，这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破窗执法政策认为大规模逮捕轻微犯法者能强化社区的秩序。这助长了新的犯罪化趋势，警察成为伤害穷人的同谋。人们鼓吹实行;生活质量规则是实现公民安宁、防止更严重犯罪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它让牢房里关满了穷人，尤其是那些被逮捕后付不起保释金的人。 新的犯罪化不限于关押轻微犯法的低收入成年人，穷孩子也成为其目标。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孩子，尤其是贫困有色人种社区的孩子，会因为校内的所作所为而被逮捕并送到青少年法庭甚至成年人法庭，而不久前，同样的行为还只会受到斥责。;超级掠食者这一危险的名词和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中学的谋杀案导致了;零容忍政策的出台，公立学校的警力增加，这些警察被称为;驻校警官。郊区的白人孩子被杀，随后出台的惩罚性政策却对市中心的穷孩子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这一结果充满讽刺意味。 贫困女性也是新犯罪化的目标。为了寻找捷径，经费不足的警察局起初设计出了;习惯性滋扰法令以关闭可卡因毒品站，但他们也开始要求房东驱逐那些频繁拨打;911的人。这种现象在法律程序上完全缺乏正当性，实际上糟糕透顶。当法令被应用到家庭暴力受害者身上时，显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现在，根据警令，有些贫困社区的女性因为受家暴经常拨打;911寻求保护而被从租住的房屋驱逐。 无家可归的人一直是犯罪化的目标，他们现在也经受着新一波的刑罚性法律浪潮，其中包括监禁当众小便和在户外睡觉的人。当局越来越多地通过执法将无家可归犯罪化，而且要将无家可归者彻底赶出城市。对无家可归者的惩罚通常反映出潜在的偏见，而市政当局由于缺乏住房、精神健康服务、戒毒和戒酒治疗以及基本的现金援助所需的资金，现在正在采取更具惩罚性的措施。低收入人群由于福利欺诈的不实指控面临受制裁的威胁，这也使他们对公共福利望而却步。随着民选官员向;右转，旨在阻止人们寻求援助的法律变得更加稀松平常。 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在拙劣的执法权术和寻求收入的驱动下，针对贫困的新犯罪化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区，但公众对此关注甚少。当然，有些州和地区并没有过度罚款和收费，大多数法官也尽其所能秉公执法。当然，维护社区安全需要当局给出应对之策，在有些情况下是通过适当的惩罚。即便如此，针对贫困的新犯罪化仍已构成一个重大的全国性问题。弗格森市的事件使我们擦亮了双眼。有迹象表明，针对新犯罪化和大规模监禁本身的抵抗运动正在发展，这一转变充满希望。组织者和一些公职人员抨击大规模监禁，律师质疑债务人监狱和金钱保释的合宪性，司法领导者呼吁公正地罚款和收费，政策倡议人寻求废除有破坏性的法律，更多的法官和地方官员秉公执法，记者对此进行了全面报道。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从多个领域介入了这场斗争。弗格森的星星之火使孤立的行动主义事件转变为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并催生了无数倡议人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范例。现在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转变为一场运动。最终的目标当然是终结贫困本身。但在追求这一目标的同时，我们必须摈除不公正的法律和惯例，它们对无反击之力的数百万人实施监禁，毁掉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在任何存在大规模监禁和贫困犯罪化的地方进行抗争，也要和贫困做斗争。在邻里社区，在城市、州乃至全国范围内，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必须赋予人们权利，让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让权利成为应对挑战最基本的工具。我们也需要民选领导人、法官、律师以及记者的加入，但如果我们根植于要求行动的人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更快地实现目标。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一直都在鼓舞着我，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致力于终结贫困和种族主义，并将这种尝试建立在倾听各种族低收入人群声音的基础之上。当他访问布鲁克林贝德福德_斯图文森社区的居民、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工人以及密西西比州和肯塔基州东部挣扎在严重营养不良困境中的人们时，我很荣幸能在他的身边。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吸引了大量不同种族的低收入选民，这绝非偶然。他和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和他彼此相连。罗伯特肯尼迪不仅在终结贫困的运动中激励着我们，也在终结大规模监禁和贫困犯罪化的运动中给我们以鼓舞。 在那以后，我们的发展势头慢了下来，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但我们有了新的觉悟，从弗格森街头的人们身上，在全国范围内人们应对贫困问题的基层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推动了人们对公正的持续追求，布赖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提醒我们这种追求的原因：;贫困的反面不是富有，而是公正。《申命记》赋予我们责任：;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超速罚单罚款50美元或100美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罚款已达到250美元、300美元或更多。弗格森市对人们院子里的;高草和杂草罚款高达531美元。这样或那样的费用比如密歇根州的一个县收取法院健身房运营费500美元累加在罚款之上，多项费用加起来，总额要高得多。20世纪90年代，两种趋势加速发展并相互影响：对轻微违法行为的罚款和收费飙涨，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在20世纪40年代我小的时候，的确有治安法官和汽车超速监视区，但相对而言，那都是小事。我们在去祖母家的路上穿过明尼苏达州希尔城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宣称，他开得特别小心，以免超速被抓。但即便罚款，也只有25美元或50美元，而且很少有人在监狱过夜。不过，20世纪90年代，对收入的需要促使政府官员增加罚款数额并巧施名目。随后警官就被要求完成新的逮捕配额。 ;破窗理论主导的治安催生了更多的罚款和收费。此外也有恶意的成分。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公共辩护律师吉尔韦布（Jill Webb）告诉我，那里的警察经常把巡逻车停在非裔社区的停车标志附近，专门逮捕那些只是放慢一下车速、没有依规完全停下的人。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非裔社区，与营收和;破窗理论都没有关系。初犯酒驾轻罪的罚款和收费合计已从498美元（本就不低）上涨到715.5美元。罚款本身是166.5美元（这是最低的交通罚单罚款金额），还可能产生15种费用，包括法律图书馆费、法院信息系统周转基金收费、法医学改进评估费和反儿童虐待多部门账户费。这一金额还不包括法官强制执行的其他收费，比如;监管费和药检费。被告如果拖欠，法院就会签发逮捕令，加收80美元。债务最终会被移交给讨债机构，此举会使债务总额增加30%。

第一章 弗格森无处不在：21世纪的债务人监狱

如果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关闭精神病院的时候能重点投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达伦雷尼（Darren Rainey）可能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们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高得离谱的速度监禁人，他可能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们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削减成瘾治疗资金，他可能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们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雇用私营公司运营我们的监狱或其中的一部分，且只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他可能现在也还活着捉襟见肘的资金使得他们只能招募未经培训、极不称职还常常施虐的惩教人员，招到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员也往往工作内容太宽泛，难以胜任，且经常在极其糟糕的条件下工作。但他死了，原因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精神病院去机构化后，我们的一系列所作所为都是我们能做出的最糟的选择。 雷尼患有精神分裂症，是非裔美国人，生活拮据，50周岁，因犯吸毒罪而服刑，被关押在佛罗里达州惩教部戴德惩教所，2012年6月23日死在了那里的过渡护理部门或称精神健康病房。惩教官安装了淋浴设施，用180华氏度（约合82.22摄氏度）的滚烫热水折磨他们视为不配合的犯人。达伦雷尼在牢房地板上大小便，不肯清理干净。惩教官罚他冲了将近2个小时的淋浴，在他惊恐而痛苦地拼命叫喊时，他们在一边嘲笑他。最终雷尼被烫死了。犯人马克乔伊纳（Mark Joiner）还记得这件事。;我听见他们锁了淋浴间的门，他们还嘲笑他。乔伊纳说，;他大喊，请停下来，请停下来。他们只是说lsquo;好好冲个澡吧rsquo;，然后就走了。佛罗里达州的监狱人口在美国排名第三。1996年至2014年，佛罗里达州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增加了153%。然而，佛罗里达州在精神健康方面的人均花费比爱达荷州以外的任何州都要少。 一些消息人士称，淋浴折磨只是戴德惩教所狱警用来使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乖乖听话的方法之一。雷尼去世3个月后，同样关押在精神健康病房的理查德梅尔（Richard Mair）在空调通风口上上吊自杀。他留下一张字条，说他和其他犯人常常遭受狱警的肉体摧残和性虐待。字条上接着写道：;如果他们不喜欢你，就会让你挨饿。狱警还强迫白人和黑人囚犯互相打斗，并打赌谁会赢。营利性公司派驻监狱的精神健康专业雇员对此保持沉默。 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导致贫困，而贫困也会导致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毒性压力是人们正在应对贫困的标志，往往最终导致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研究表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成年人中有8.7%有严重的心理困扰，相比之下，在收入高于贫困线400%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1.2%。贫困人口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2倍。失业和抑郁症密切相关，以至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失业是公共健康问题。低收入社区中精神健康和戒毒服务的缺乏与监狱人口中精神健康和毒瘾问题高发相互关联。对太多穷人来说，我们的监狱就是今天的精神卫生系统。通过用监狱替代精神病院，我们实际上已经将精神疾病和贫困一起犯罪化了，而贫困常常是精神疾病的根源。 这一循环一旦开始，就持续不断。曾遭受监禁的重度精神病患再次入狱的可能性要比没有这些疾病的人高2.4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再次入狱的可能性要比没有这一疾病的人高3.3倍。尽管监狱中的犯人和一些专业人员是佛罗里达州达伦雷尼死亡事件的可靠证人，但在《迈阿密先驱报》记者朱莉布朗（Julie Brown）持续不断地关注这一问题前，该州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人们这才注意到这件事，公众和一些立法委员积极跟进事态进展，该州行政部门的态度则是不情愿的，不过没有人因为雷尼的死而遭到检察官起诉。虽然布朗发现一份写于尸检当天却从未公布的初步报告提及;死者全身有明显创伤，但于2016年1月最终完成的阴性解剖发现，雷尼死于;精神分裂症、心脏病和淋浴lsquo;禁闭rsquo;的并发症。后来，在2017年3月，雷尼去世将近5年后，检方终于公布了一份长达101页的调查报告，判定惩教官没有犯任何罪。布朗和其他对这一案件感兴趣的人发现这份报告自相矛盾，她报道称，一些了解真实情况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并指出犯人的证词不被采信。

第四章 精神疾病犯罪化

各州往往会通过除名来惩罚在工作分配或办公处预约中迟到或缺席的（福利）受益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经由任何正当程序，第一次除名会持续2~3个月，第二次除名持续时间会更长，在有些州，第三次除名会持续终生。 与除名相比，让人申请无门是减少名单人数的一记力度更大的重拳。各州通过降低收入水平标准减少符合获取福利资格的人，收入高于这一水平的人就不符合资格。他们还通过确保人们排队太长以至于终日等待到关门时仍得不到服务来打消人们申请的念头。这种工作方案的运作使人非常不快，以至于许多符合资格的人在听说这种情况后都懒得去申请，而那些确实去申请了的人，则会被问到侵犯隐私、令人反感的私人问题。 犯罪化与其说是为惩罚福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而将人们实际投入监狱的一种策略，不如说是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去申请福利的一种方法。更广泛的策略是各州将名单压缩到能够;淹没在浴缸里的规模，这里借用的是格罗弗诺奎斯特关于联邦政府规模的臭名昭著的表述。大多数州都遵循这一策略。丽贝卡瓦拉斯律师还详述了这种起初旨在帮助低收入人群的设计后来如何变成了用来惩罚穷人的方法：;福利制度成为抓获罪犯的工具警察实际上依靠社会服务办公室进行调查，甚至核查指纹。这一过程简直就像立案。（申请人）必须提供个人信息，签署大量文件，让警察进入你的住所进行突击检查，提交生物识别信息和社会保障号码并让他们调查你的过去。当然还有重罪毒品禁令。这是对穷人的管制。人们一直坚信，失业保险是对 ;值得帮助的穷人的援助。但在当今世界，缩短福利持续时间和削减福利金额的现象普遍存在， 同时还会采取其他措施来压缩享受福利的人数。 北卡罗来纳州向 ;右急转的一个后果是该州将失业保险覆盖率削减至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为全美最低水平。国家就业法律项目的乔治温特沃思（George Wentworth）称：;没有哪个州像北卡罗来纳州那样对待 《众议院4号法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失业保险项目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损害。佛罗里达州在实行一系列措施削减符合资格者后，将失业人员的保险覆盖率降低到11%。2017年， 密苏里州新任州长为共和党人，议会也由共和党把持，他们利用新获得的权力确定了一项最高优先事项，即将失业保险金支付的持续时间由20周缩短到13周。肯塔基州将处理失业保险索赔的办公室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雇主已经开始雇公司处理索赔官司，使得申请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背上沉重的债务。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要求一些失业保险受益人接受药检，如果受益人未通过药检或拒绝接受药检，就拒绝给他们发放保险金。尽管法院判决有关法规违宪，但已有十几个州颁布法律，强制要求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受益人接受药检。此外，还有几十个州已考虑在失业保险、补充营养援助项目、医疗救助计划和各种地方福利中引入药检。

第六章 公共福利犯罪化

无犯罪法令是把人们逐出家园和社区的手段。这些本已无处安身的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地成为法令和政策的靶子，这些法令和政策要将他们驱逐出整个城市。 近年来，关于无家可归问题的市政新政策激增，其结果是穷人、有色人种和残疾人进一步被扣上罪犯的帽子。以全市为范围，对在公共场所露宿和乞讨，游荡、闲混和流浪，在特定公共场所坐卧，以及在交通工具上睡觉的禁令显著增加。违反这些法律中的任何一条都会入狱。在过去10年间，各城市以全市为范围，对在公共空间露宿的禁令增加了69%，对游荡、闲混和流浪的禁令增加了88%，对在交通工具上居住的禁令增加了143%。禁止在公共场所睡觉、就座和吃东西综观这些禁令，很明显，许多城市就是想让无家可归者离开。毋庸讳言，犯罪化无法减少无家可归者。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机构理事会在2012年的报告中称：;犯罪化制造了一扇昂贵的旋转门，使身陷无家可归处境的人从街头转到刑事司法体系里又转回来。美国进步中心称，这不仅代价高昂，还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因这些身份违法行为被定罪的个人无法缴纳作为惩罚而征收的罚款和费用，他会因欠费被关进监狱。结果他有了犯罪记录，就更难获得住所和工作机会了，也更难重新振作起来。因此，在无家可归的人口中，一半以上有被监禁的经历。无家可归的人受到监禁的可能性比整体人口要高11倍。罗素巴塞洛（Russell Bartholow）是无家可归犯罪化的一个缩影。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一座大桥下住了15年，在此期间收到来自警方的190张传票，成为132起案件的被告，在狱中度过了104天，被罚款10.4万美元。巴塞洛是印第安人，童年时被寄养在保育院，后来被他的养母收养。他曾是一名聪明的学生，后来在校内一起由种族问题引发的袭击中脑部受伤。此后他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但逐渐染上毒瘾并变得偏执。他的妻儿搬走了，他的母亲去世了，他落到住在桥下的地步。他不时寻求政府的帮助，总是不成功，却经常遭到警方的骚扰，付不起罚款时，他一再受到逮捕和监禁。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2013年，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他侄女的名字。当时她是西部法律和贫困中心的立法倡议人。他们曾经失去联系，重逢时欣喜若狂。杰茜卡巴塞洛（Jessica Bartholow）说：;他的牙都掉了。有人放火烧他，他在烧伤病房里待了几个月。他好几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他的身上伤痕累累。不只是小伤，还有大伤疤。这是一个完全不具有威胁性的人。他的逮捕令多半跟睡觉和露宿相关。他想消除这些逮捕令的影响。但对他来说，实在没有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他在2016年因癌症去世，那时身上还背着37份逮捕令。

第八章 无犯罪住房法令和无家可归犯罪化

大规模监禁过去与种族有关，今天仍然如此，但它如今也与贫困有关，当种族问题与贫困结合后更是如此。贫困人口和有色人种在监狱中总是占多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过监禁就注定了他们的余生会在贫困中度过。大规模监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高招。从尼克松总统的;南方战略开始，它将美国南部民主党人引入共和党阵营。这项战略如此成功，以至于成为一项全国性战略。在不动用;黑人词汇的情况下利用种族问题大做文章，在监狱里关满黑人，这些做法都巩固了南方的吉姆克劳法，也助长了美国其他地区的共和党势力。保守派牢牢把持了白人的选票，削弱了新兴的黑人政治力量和黑人社区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这一招非常聪明：;二度重建的终结始于以现代方式进行的新重建。 随着20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大规模监禁的经济价值变得更为重要。我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纽约担任青年惩教专员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童工委员会担任副主席时，看到非裔和拉美裔年轻人的失业危机不断加剧，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经济不需要年轻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因此，如果他们没去上大学很多人也确实没有上大学他们22岁或23岁之前在就业市场上是多余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现有工作进行配给。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贫困犯罪化都满足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且效果很好。 大规模监禁成为一种分类机制。年轻男性和一些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不仅在坐牢期间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余生实际上也被拦在他们原本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前。不仅保有犯罪记录（或仅仅是逮捕记录）的事实是一种阻碍（至少是一个污点，尤其是同时考虑到申请人的种族时），而且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也会构成有前科者简历上的空窗期，造成他们在人脉资本方面的缺失。我们必须终结不合理的附带后果和大规模监禁，但这只是我们为纠正错误而必做之事的一部分。劳动力市场已支离破碎。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更不用说足够的好工作了。我们必须从诚实地讨论问题出在哪里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在于改善学校教育、扶助家庭、让人们获得价格更容易承受的住房、关照身心健康需求、投资儿童保育以及终结种族主义，这些都要求我们修复劳动力市场。

第九章 重视刑事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