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埃及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追溯过去三千年来的情报与间谍活动

窃密、欺骗、暗杀，重现隐秘战场上的精彩较量

从特洛伊木马到布莱切利庄园，回顾谍报工作技术与方法的演进

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探索情报与秘密行动如何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从特洛伊木马的传说，到沃尔辛厄姆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运营的间谍网络，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创立的;黑室，到二战中屡建奇功的;布莱切利庄园，情报和间谍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类的历史。但正如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所言，今人对情报活动的认识缺乏长期视角，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常被人忽视，这不仅阻碍了情报工作自身的发展，也使我们对政治、军事、外交史的理解缺失了一个重要维度。

本书是第一部跨越三千年的全球情报史著作。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强调了;长期视角的重要性，不仅分析了情报工作理论和方法的演进，更揭示了情报和间谍对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的影响。

著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现当代史荣休教授，曾任剑桥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官方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政治史与国际关系史，著有《保卫王国》（Defence of the Realm）、《剑与盾》（The Sword and the Shield）等。

译者简介

吴平，湖北文理学院文学学士。

目 录

导 言 被遗忘的全球情报史

1 开 端

2 古希腊的情报活动

3 罗马共和国的情报和预言

4 《孙子兵法》与《政事论》

5 罗马帝国与;劣等人

6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情报系统的崛起

7 宗教裁判所与反颠覆

8 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与西方情报部门的崛起

9 伊凡雷帝与俄国国家安全工作的起源

10 伊丽莎白一世、沃尔辛厄姆与英国情报系统的崛起

11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和西班牙情报系统的衰落，以及法国黑室的发展

12 英国的情报与政权更迭

13 太阳王时代的情报

14 欧洲旧政权下的密码破译者和间谍

15 情报活动与美国独立

16 法国大革命与革命战争

17 拿破仑战争

18 情报与反革命（上）

19 情报与反革命（下）

20 电报、19世纪中叶的战争和;大博弈

21 ;暗杀的黄金时代

22 大国与涉外情报，18901909

23 情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上）

2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下）

26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通信情报和人工情报

27 ;三巨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

28 情报和大同盟的胜利

29 冷战与情报超级大国

30 从冷战到;911事件

结 语 长期视角下的21世纪情报工作

参考文献

缩略词表

注 释

出版后记

对于喜欢各种历史逸闻趣事或者对间谍故事感兴趣的人来说，安德鲁这本书是过去几年出版的最引人入胜的作品之一。

亚当戈普尼克，《纽约客》

本书对情报史的叙述或许是最全面的，作者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无可比拟。

马克斯黑斯廷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书写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世界情报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将这样一部作品写得精准、全面、易于理解、引人入胜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在《隐秘战线》中就做到了。

爱德华卢卡斯，《泰晤士报》

《隐秘战线》是一部权威著作，既面向专家，又面向普通读者。本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证明了安德鲁是英国情报研究领域的;绝地大师。

迈克尔S. 古德曼，《文学评论》

这是首部全球情报史，其涵盖范围令人称奇，有趣的对比更是引人入胜鉴于情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关乎预测，安德鲁认为，情报史是现代间谍所能利用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此，这部扣人心弦、精彩绝伦的作品蕴含了对情报主管而言极为重要的启示。

理查德J. 奥尔德里奇，《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隐秘战线》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使人们意识到情报工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间谍小说爱好者的想象。

查尔斯希尔，《克莱蒙特书评》

正文赏读

导言

被遗忘的全球情报史

在21世纪，情报行业早已患上了;历史遗忘症。冷战初期，美国情报分析之父、历史学家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曾抱怨说情报是唯一一个缺乏严肃著述的专业：;在我看来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只要这门学科缺乏自己的著述，那么它的方法、术语和主要学说，乃至它的基本理论都有可能无法完全成熟。1情报行业的历史教训比其他行业的更难吸取，这主要是因为其过往经历大多只留下极少的记录。二战期间和之后的西方情报部门对一战之前甚至是战时的情报工作所知甚少。即使是在破译敌方密码方面取得空前成就的布莱切利庄园（Bletchley Park）;X站点也不例外。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英国曾遭遇过3次重大的入侵威胁：1588年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19世纪初的拿破仑，以及1940年的希特勒。然而布莱切利庄园那些破译了希特勒密码的专家却对他们的前辈在之前的国家危机中破译腓力二世和拿破仑密码的事迹一无所知，尽管他们中不乏许多知名历史学家。没有哪个战时职业会对自己的过去如此无知。例如，

我们很难想象一位经济学家不知道工业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对《圣经》中记载的情报活动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本国历史上任一时期情报作用的认知。基督教的《旧约》（犹太教的《塔纳赫》）中包含的有关间谍的内容比英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书都要多。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童和成年人大多知道摩西是如何派间谍侦察应许之地，成为法老宰相的约瑟又是如何假装不认识他犯了错误的哥哥们，指控他们是前来窥探埃及防御弱点的细作，以及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是如何在;间谍星期三被高级祭司收买，进而背叛耶稣。摩西（穆萨）也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古兰经》有136处提到他，远远超过提到其他人的次数。和《塔纳赫》一样，《古兰经》也记载了真主命令穆萨派12名间谍去侦察他赐予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这次任务以有史以来第一次重大情报失误告终。正如之后几个世纪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次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情报的运用，而非情报本身。据《圣经》记载，40年后，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Joshua）开展了一次组织更为完备的情报活动，并最终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2

自摩西和约书亚派间谍潜入迦南以来，情报工作的首要任务一直是秘密获取从公开渠道无法取得的信息。在21世纪初，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将该局的主要任务概括为3个字：;窃密者（We steal secrets）。3在冷战期间，中情局任期最长的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曾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情报机构同样证明了它们是;阴谋的最佳工具。4自古以来，情报工作便时常包括通过欺诈、暗杀等手段左右事态发展的隐秘行动，这些手段被20世纪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称为;积极措施。公元前480年，在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的危急时刻，一位假意叛国者实施的欺诈对雅典赢得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接下来的两千五百年中，萨拉米斯的骗局引发的关注远不如虚构的特洛伊木马骗局。特洛伊木马首次出现是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后来又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中得到了更详细的描述。5即使到了21世纪，公众对情报活动的理解也时常被间谍小说影响，甚至是迷惑。真正的情报工作人员，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没有詹姆斯邦德那样出名。

在雅典黄金时代之前的两个世纪里，犹太祭司在《圣经》中记载了摩西和约书亚派探子到迦南实施的间谍活动，祭司们对战略情报的理解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中无人能及。欧洲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慌使战争不可避免。6 但雅典和斯巴达都没有把获取敌方情报作为重点，修昔底德也是一样，尽管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一名将军。

最先论证情报在战争与和平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著作并非诞生在希腊或罗马，而是出现在古代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它们一部是《孙子兵法》，据传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中国军事家孙武（约公元前545前496）所著，另一部是《政事论》（Arthashastra），一部由孔雀王朝（公元前322前187年统治印度）开国君主的高级谋士撰写的治国手册。两部古书的重现是让20世纪的中国和印度重新关注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前它们已经被忽略了几个世纪。在当今的印度，《政事论》的地位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西方的地位。而孙武在当代中国受到的尊崇远远超过了公元3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即便在美国，他在情报方面被提及的次数也超过了20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西方作家。7

在后世欧洲人所说的;黑暗时代，《孙子兵法》和《政事论》在亚洲的影响也逐渐衰退。在情报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是穆罕默德，以及他于632年去世后中东建立起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为了将阿拉伯半岛诸部落团结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穆罕默德参加了27次战役，策划了约50次武装袭击。萨菲尔拉赫曼穆巴拉克普里（Safiur Rahman AlMubarakpuri）大概是当今最著名的穆罕默德传记作者，他声称;先知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领袖。8 记录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中有许多他在军事活动中密切关注情报活动的事例。然而，穆巴拉克普里和穆罕默德的其他穆斯林传记作者几乎没提到他的情报活动，反而是伊斯兰激进派更常引用这些内容。9

欧洲在中世纪唯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情报活动是后世所称的;反颠覆。天主教为根除;异端而设立的宗教裁判所的活动要早于现代某些一党制国家的安全和情报部门开展的更大规模行动这些行动旨在打击那些被克格勃斥为;意识形态颠覆的行为。20世纪前的安全部门在组织大规模审判和保存详细记录方面都不及13世纪中叶朗格多克的宗教裁判所。20世纪的世俗审讯员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某些手段是几个世纪前的宗教裁判官发明的。;911事件后，美国审讯人员为从基地组织高级成员那里获取情报而使用的;水刑（模拟溺水），便是五百年前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发明的。10

欧洲文艺复兴是情报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一点。欧洲首次在情报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地位直到美国宣告独立时才受到挑战。和20世纪的审讯者一样，文艺复兴时期情报工作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几乎没意识到他们是在频繁重复前人的工作。马基雅维利肯定不曾想到，他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洞察敌人的图谋是一个将领最可贵的品质11不过是重复了约两千年前孙武的一句格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密码破译人员自以为发明了;频率分析（密码分析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却不知道穆斯林哲学家兼密码专家雅各布本伊沙克肯迪（Yaqub ibn Ishaq al_Kindi）早在六百多年前就于巴格达的;智慧宫发现了这一方法。在1453年将其伊斯兰帝国定都于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人似乎同样对肯迪的成就一无所知。12

文艺复兴也是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与西方情报工作的发展密切相关。原本，大使只负责完成特定的外交任务。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在彼此的都城设立了常驻大使，这一制度后来被整个欧洲效仿。由于大多数常驻大使既要代表他们的政府，又要搜集当地的情报，招募的间谍也越来越多。因此，外交与情报收集在近代早期发生了重叠。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在15731590年（去世）这段时间成功地将外交大臣和情报主管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他每天都能见到女王和她的首席大臣。13

在19世纪晚期专业情报机构建立之前，外交和间谍活动在西欧和中欧皆无明显区分。唯一重要的例外是现在被称为通信情报（SIGINT）的领域，它源于对通信的拦截和解密。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出现负责破解密码的小型专业部门，他们所需的密码破译技术是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五百年后，大多数关于20世纪前的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著作仍会忽略通信情报的作用。关于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历史著作虽然承认了沃尔辛厄姆的重要作用，却很少对他的首席密码专家的贡献给予足够的认可。这位专家破译了苏格兰女王玛丽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密码，心怀感激的伊丽莎白一世专门授予他一笔王室津贴。14

在17和18世纪，欧洲的政治家们在外交上的成功与他们对通信情报的运用存在一种不完整却直接的联系（历史学家鲜有关注）。17世纪最杰出的法国政治家黎塞留枢机主教创立了法国第一个通信情报机构;黑室（cabinetnoir），这一名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被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采用。这名拥有自己庄园的黑室负责人受到的认可与奖励胜过20世纪前的任何一位密码专家。而他的英国同行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被奥利弗克伦威尔授予牛津大学教职，并占据这个席位长达半个世纪。18世纪中叶最卓越的国际政治家文策尔安东考尼茨（Wenzel Anton Kaunitz）伯爵（后受封亲王）曾先后担任奥地利外交官和首相，他对通信情报的运用同样无人能及。15 然而，黎塞留和考尼茨利用情报的技巧大多被后辈遗忘。正如一战之前的任何一位法国外交部部长对通信情报的掌握都无法与黎塞留相提并论，在帝国首都维也纳，考尼茨的继任者们也不具备他那样的外交情报工作能力。

第一个挑战欧洲在情报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的国家是在1776年宣告独立的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在以英军军官的身份与法国人作战期间了解到军事情报的重要性，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人成了他对抗英国的盟友。华盛顿在人工情报（HUMINT）和通信情报方面的行动均超越了他的英国对手。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后，他从国会那里拿到了一笔专用于涉外情报活动的资金，这笔资金后来上升到了联邦预算的约12%，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美国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情报上的大量投入。16

情报工作的发展并非没有波折。在19世纪末，美国和英国都不像19世纪初那样重视涉外情报。除了华盛顿的几位直接继任者，其他美国总统都没能以他为榜样。就连南北战争也只不过是美国情报工作长期衰落的暂时停顿。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报工作也退步了。1844年，英国的情报解译部（Deciphering Branch）在议会的抗议下关闭，结果英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缺乏一个通信情报机构，这在16世纪末、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任何一场重要战争中都不曾有过。1914年一战爆发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Herbert Asquith）对情报的掌握都不及他们在18世纪的前任，也就是乔治华盛顿和威廉皮特父子。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同样遭到忽视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虽在才智上不及威尔逊和阿斯奎思，却更重视情报工作。由于未认识到通信情报的作用，20世纪诸多关于一战起源的著作皆未提到，在1914年7月，圣彼得堡和巴黎都是从解密的外交信息中发现了奥地利准备向塞尔维亚下达最后通牒，进而开战的第一个迹象。1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空前的规模和烈度，又发生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故在情报史上成为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转折点。19世纪电报和无线电的发明使人们的通信更加频繁，通信情报在军事冲突中也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战争的指挥者对过往经验的无知使他们无法充分利用情报资源，这在战争初期尤为明显。尽管俄国战前在涉外情报工作上取得过成功，但在战争爆发时，其军事情报部门的效率远低于一个世纪前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前夕。仅仅几周后，它的无能便让俄国遭遇了战争中最严重的失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和统帅部对情报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临时摸索的。尽管通信情报对英国海军行动至关重要，但在1914年8月，海军情报局局长并未留意它在战争中的作用，直到被截获的德国海军通信密文在他的办公桌上越积越多。这些意外截获的信息促使海军部成立了自1844年以来英国第一个通信情报部门，该部门与陆军中相对应的军情一处b科（MI1b）在战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过去6周，克格勃的前身布尔什维克契卡（Bolshevik Cheka）便成立了，这也是出自临时的规划。尽管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情报机构，但其设立最初只是一项权宜之计，是为了应对即将发生的政府雇员罢工。18相较于以往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各国以不同的方式更加努力地吸取情报方面的经验教训。英国通信情报部门在二战中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在一战中吸取的教训，包括加强协作。美国未能吸取这方面的教训是其通信情报工作混乱的主因，这导致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互相竞争的美国陆军和海军密码专家收到了轮流破译日方外交电报的奇怪指示。19

二战中的三巨头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战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报工作经验，这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比普遍认为的要大。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沙俄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Tsarist Okhrana）保存的关于他的情报文档，并给每一页都做了注解。丘吉尔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则比以往任何一位战时领导人都要丰富。他和经验较少的罗斯福在一战中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要在二战中加强盟军的情报合作。出于对英国在一战中;出色的情报工作的钦佩，身为总统的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就批准了与英国的情报合作，尽管当时美国在名义上保持中立。战时的英美通信情报联盟（UK/US SIGINT alliance）为延续至今的跨大西洋;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奠定了基础。20与许多业内人士的看法不同，这并非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通信情报联盟（第一个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与荷兰建立的），21但仍是最重要的一个。

自20世纪后期以来，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活动的出版物远远超过了关于此前任何一场战争中情报作用的出版物。然而在二战结束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战时对纳粹德国取得的情报工作成果被官方隐瞒，这给历史学家造成了严重阻碍，这些成果包括破解敌军高级密码的;超级机密（ULTRA intelligence）和被称为战争史上最成功战略欺骗的;双十体系（Double_Cross System）。这些情报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被解密之后，人们才能准确地描述盟军在北大西洋与U型潜艇作战以及诺曼底登陆的情形。22

尽管情报史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发展，但如今的冷战研究依然在忽视通信情报，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前，这种忽视也妨碍，甚至是误导了人们对二战中情报工作的认识。哈里S. 杜鲁门总统的传记作者没有一位提到，在战时英美通信情报联盟中的短暂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因此他同意在和平时期延续这一联盟，这深刻影响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发展。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往往会提到中央情报局，却很少提到规模更大的国家安全（通信情报）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战后国际关系史事实上将通信情报排除在外，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错误地相信，被执行电椅处决的原子弹间谍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夫妇及其他在美国落网的苏联间谍都是官方妄想症和麦卡锡主义者歇斯底里的无辜受害者。冷战结束后，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解密的苏联机密文件显示，他们罪有应得。23

冷战中超级大国竞争的历史因克格勃比中情局更擅长保守行动机密而被歪曲。任何对美国在第三世界政策的描述都不会忽略中情局秘密行动的作用。相比之下，大多数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著作几乎都未提及克格勃的秘密行动（;积极措施）。结果，对第三世界的隐秘冷战的描述出奇地片面，这样的情报工作就好像一个巴掌拍出的声响。例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那部杰出的冷战史著作提到了中情局在智利、古巴和伊朗的秘密行动，却没提到克格勃也在这些国家开展了大规模行动。24事实上，从冷战后克格勃外泄的档案材料来看，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克格勃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就比中情局更加活跃。

在整个冷战期间，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对情报机构实行了过度的官方保密，这同样抑制了情报史学的发展。直到1992年女王在议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秘密情报局［SIS，通称军情六处（MI6）］的存在才被官方承认。同年，斯特拉里明顿（Stella Rimington）成为第一名为公众所知的军情五处（MI5）负责人。性别历史学家苦于无法研究一战时期军情五处女性成员的招募情况，因为所有记录当时都是保密的（很多后来被解密），但此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的正式名称）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女性领导的重要情报机构。英国小报对里明顿担任这一职位的不解体现在;主妇超级间谍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对恐怖分子毫不手软这类标题上。

在冷战中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的情报分析师们通常意识不到学术研究不足和自身历史视角缺乏给他们带来的阻碍。而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谢尔曼肯特则是个著名的例外，他在二战和冷战期间总共做了17年的情报分析师。世界上第一份经同行评议的情报学刊物《情报研究》（Studies in Intelligence）在1955年诞生，创办它的不是大学院系的学者，而是美国中情局的谢尔曼肯特。起初这份刊物是保密的，但其上刊登的大多数关于情报工作方法和历史的文章如今都可以在网上获取。《情报研究》更像学术刊物，而与大多数情报报告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宣称：;所有事实、观点和分析均来自作者本人，它们反映的未必是中情局或其他政府部门在过去或现在的官方立场和观点。在《情报研究》创办了30多年后，该领域的第一份学术期刊，即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和本书作者合编的《情报与国家安全》（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才问世。

20世纪末的情报评估和冷战初期的一样缺乏长远的历史视角。在二战和冷战期间，西方情报部门已经充分了解了纳粹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对20世纪末逐渐世俗化的西方世界来说，理解宗教激进主义要困难得多。这种对宗教激进主义政治力量的不理解在1979年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得到了生动体现。这场革命使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覆灭，78岁的什叶派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上台。当华盛顿方面被霍梅尼在民意上的胜利所震惊时，其中一名震惊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问道：;谁曾把宗教当回事呢？25在接下来的10年中，西方的很多情报分析师都没明白：要理解;基地组织的吸引力及其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必须认真研究其宗教思想。在;911事件发生前，那些最了解宗教恐怖主义威胁的人通常都具有长远的视角，其中就包括;圣恐（Holy Terror）方面的学术权威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26

网络战争逐渐兴起，恐怖分子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迫在眉睫，这给21世纪的情报机构带来新的严峻挑战。然而，要尽可能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个长远的视角，这在过去往往被遗忘或忽视。当然，和大多数领域一样，从以往的情报工作经验中吸取教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历史学家约翰比尤（John Bew）的话说：

历史无法简单地体现在决策者日渐依赖的幻灯片或行动纲要上真正理解历史需要耐心，但政策的紧迫性有时不允许。一个好的出发点是把过去视为智慧的源泉，而非启示。27

原剑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指出：;只有以长远的历史视角看问题，才能摆脱我们文化分析形式中的狭隘之处。28缺乏长远视角的战略情报分析必然是狭隘的。这些问题现在已有改进的迹象。例如，针对情报史的学术研究在一代人之前几乎不存在，如今却在大西洋两岸越来越多的大学中如火如荼地开展。在21世纪初，英国的3个情报部门与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皆委托外界的专业历史学者撰写官方或授权的史书，这些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档案查阅权限。这一切都遵循了半个世纪前谢尔曼肯特在《情报研究》中提出的开拓性原则。

在21世纪，情报比以往更加频繁地成为头版新闻。有关;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官方报告以及那些非官方的检举人公开了数量空前的情报材料。29然而，只有凭借长远视角才能充分理解近期情报历史研究的意义。与21世纪初的许多领域一样，情报研究经常遭遇我所说的;历史注意广度缺陷障碍（Historical Attention_Span Deficit Disorder）。

情报活动的历史比今天任何一个情报机构的历史都要久远得多。本书试图部分还原过去三千年被人们遗忘的全球情报史，展现它是如何影响了当代的历史书写的，并论证它与21世纪情报工作的持续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