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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8.0
ISBN：9787545536584
作者：叶永烈
版次：第1版
出版时间：2019-04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后，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位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直至遵义会议才确立了*的领袖地位。 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究竟是历史的选择，还是时势的造就？ 作者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采访，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档案，以翔实、流畅的笔调，从独树一帜的“领袖史”视角，揭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如何顺应历史从而取得了*终的胜利。
目录：
第一章 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第一章 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4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偏爱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胜利会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打败江西两只羊”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钦差大臣”瞎指挥
“黄洋界上炮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第三章 驰骋赣南
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失去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着力整顿红四军
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的亲笔信差一点儿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横扫千军如卷席”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的预言
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产生严重分歧
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遭罢官的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就要使威信扫地”
被架空了
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校场升起“反叛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崽卖爷田心不疼！”
“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急诊
第六章 长征途中
“三人团”决策西征
“鸽子飞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
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得到“当主席”的情报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对遵义会议20 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的名字紧紧相连
第八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
张闻天不再在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订宣传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选集》
“在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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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 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在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在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工作。 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人主张再打。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 “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以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这么一来，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 “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地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
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在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在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工作。
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人主张再打。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 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
“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 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以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 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这么一来，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
“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地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江口会议的这一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为三路进发。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西路军”。
中路军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总指挥，任命进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由朱德坐镇，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被分配在中路军，名曰“随军行动”。这时的是政府主席， 并无军职，但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成了总指挥——虽说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不顾这些，他在江口会议结束之后，便来到了红一军团。
随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 他便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
据聂荣臻回忆，是这样陈述自己见解的：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向东进军了。
这么一来，东路军便掌握在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出一出不亚于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新戏”来。
这时，驻守闽西、闽南一带的，是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
张贞是福建最南端诏安县人。1918年，35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南拉起一支“民军”，曰“福建靖国军”。张贞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但张贞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那时，陈伯达做过他的秘书，佩少校军衔。1929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有一雅号曰“战无不败的‘豆腐军’”。可是，这位张贞“将军”偏又爱摆派头，曾规定漳州各商户每月必须缴“飞机捐”，凑齐70 万银圆，向国外购买了旧式油布练习机和侦察机各两架、运输机一架，开辟了机场。那飞机在漳州上空飞来飞去，十分神气。其实那飞机堪称“饭桶飞机”。一天，该师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吴光星搭乘飞机，那飞机在半途中飞越龙门岭时， 竟挂在了松树上！书记长先生受伤不用说，那架飞机用了几十人拉、抬，才运上公路，用大卡车载回漳州修理。还有一次，张贞坐飞机由永定回漳州，家属早早在漳州机场迎候，却久久不见空中有飞机的影子。事后才知，“饭桶驾驶员”弄错方向，把飞机飞到广东潮州去了！
选择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出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
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一接触，首战告捷，歼敌685名， 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
接着，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
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150多里。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 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入红军之手，这一仗俘敌1600多人，缴枪2300多支。
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来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警卫员才大为惊讶，以致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
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经周恩来力争，恢复总政委要职
就在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进行着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第38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1932年4月4日，发表于同年4月25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
“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1990 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1 卷， 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饰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30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
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地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是“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谁？刘少奇的化名！
紧接着，5月20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嗒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译报员译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的名。
电报称，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 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 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1] 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让党和红军的干部认清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一边去，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
正在“随军行动”的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
5月29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
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
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这次恢复建制， 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 应当也恢复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
可是，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的总政委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
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
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 那就过分使难堪，所以不如不设总政委。
7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7月21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交谈中，都发觉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
这样，7月25日，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为此，周恩来于7月29日，又以他个人名义去函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于是，中革军委于8月8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革军委主席 朱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就这样，终于恢复了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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