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第二辑新作，在一个个“物”里看见大世界
——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作序荐
——走进英国商业铸币的传奇故事，一枚车轮币、德鲁伊币、威利币、蜂巢币以及一批蒸汽动力铸造的硬币……
——工业革命时代英国制造商挑战英国政府垄断铸币市场的精彩故事
——审视了私人铸币在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关键作用，挑战了现代政府货币垄断所依赖的信念

18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势头渐强，皇家铸币局未能生产出足够的小面额硬币，供工厂主支付工人工资。由于货币短缺威胁着工业的发展，制造商们开始铸造被称为“商业代币”的定制硬币。这些代币迅速被广泛接受，成为英国受欢迎的工资和零售货币，直到1821年，英国政府宣布除本国货币外的有货币皆为非法货币。
本书讲述了这一时期英国制造商挑战英国政府垄断铸币市场的精彩故事，不仅审视了私人铸币在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关键作用，还挑战了现代政府货币垄断所依赖的信念。

乔治·塞尔金，作家、货币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佐治亚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卡托研究所货币与金融替代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经济学，包括货币史、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思想史等。著有《自由银行理论》（The Theory of Free Banking, 1988）、《银行放松管制与货币秩序》（Bank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Order, 1996）、《小于零：增长经济体中价格水平下降的案例》（Less Than Zero: The Case for a Falling Price Level in a Growing Economy, 1997）、《货币：自由与不自由》（Money: Free and Unfree, 2017）等。
李新宽，译者介绍：
李新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武汉大学世界史工作站博士后，英国伯明翰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领域包括英国重商主义、近代早期英国消费社会、近代早期英国金融史。著有《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读》《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源》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一章 英国的大问题
哦，是的！ 哦，是的！
谁能说说，有的钱跑到哪里去了？[1]
现在人们不习惯于处理货币短缺问题。 当然，他们抱怨缺钱。但他们的抱怨不是经济学家术语意义上的短缺。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财富为其所用;但不管弄来多少钱，他们都希望或多或少是来自他们想要的方式，比如现金。 他们能把支票换成钞票和硬币，或者反过来，他们看着怎么合适就怎么来。 没人会费功夫把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甚至 100 美元的钞票换成零钱。 相反，大多数收银机旁边会有一小杯免费取用的便士，或者我举一个个人的例子，我家的碗柜顶部会有满满一碗零钱。 由此可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缺乏零钱的时代，是零钱过剩的时代。
今天没有人担心硬币的状况或合法性。 伪钞仍是一种危害，但是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美元硬币是伪币，如 25 美分硬币、10 美分硬币，更不用说便士了。[2]在大多数情况下，硬币的标记清晰、统一，看上去很正式。 偶尔异常的硬币只是一种古董。 它是一种赠送外甥的礼物，不是铸币局出错的证明。
两个世纪以前，情况完全不同。 许多国家日常深受硬币短缺之害，特别是小额硬币，[3]英国也不例外。 根据文献记载，小额硬币短缺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平民经常向议会和国王请愿，要求发行更多的法新和半便士。 在 1380 年、1404 年和 1444 年都曾听到人们紧急呼吁增加更多小额硬币。 [4]与 18 世纪初次在爱尔兰爆发的货币短缺相比的话，这些短缺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度需要半便士和法新，有种类的银币几乎都消失不见了，小额金币更是极少。” 托马斯·普赖尔（ Thomas Prior） 在 1729 年写道。 “ 这是我们的不幸，”他进一步说道，“在我们中间不仅很少有现钱，就连构成货币的金银也很少，其不便于国内贸易的经营。” [5]
爱尔兰的货币短缺很快扩散到整个英国，在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一阶段，情况变得相当严重。 工业革命被假定（至少是被一些历史学家假定）为开始于 1760 年左右，引发了对小额硬币的巨大需求，被用来发放矿工、工厂工人和雇工的工资。 到 1771 年，一位匿名作者告诉议会中愿意倾听的人，“在过去 10 年里，贸易行业的人们感受到了严重的零钱短缺，并且这种短缺每天都在扩大，卑鄙狡猾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通过信用获得小额金钱，他们从来没打算归还” 。 [6]
除了见证人口的加速增长外，18 世纪“革命的”几十年也见证了就业从农业向制造业无例的转移，工资劳动者人数相应增长。 早在 16 世纪中期，英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依赖货币工资;到 18 世 纪末，接近于四分之三。 根据芭芭拉（Barbara）和约翰·劳伦斯·哈蒙德（John Lawrence Hammond） 的研究，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 1760 年至 1780 年议会圈占公地大爆发的结果。 圈地迫使许多小土 地有者和仍旧人数众多的茅舍农与无舍农，放弃了“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式的生存方式，作为无地劳动者去寻求就业，去往大农场，或者去往日益增加的城市工作坊和工厂，“没有围栏的敞田被富家之子瓜分，甚至贫瘠的荒地也不再公有”。 [7]
但与其说圈地把人们赶出了乡村，不如说工业诱惑让他们走了出来。 英国国外市场的扩展，再加上重大的技术革新，有助于生产力和劳动力特别是非农业劳动力实际收入的实质增长。 工业——戈德史密斯所认为的“综合了一万种让人苦恼的技艺”——的收益，不仅有助于“过度的奢侈”，如同戈德史密斯所过的生活，而且终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 [8] 除此之外，正如乔治·克拉布（ George Crabbe）坚持认为的那样，大多数村庄与“甜蜜的奥本” （ Sweet Auburn）有着很大差别：
尔等优雅的灵魂，梦想着乡村的宁静，
对着平稳的溪流，请咏一首十四行诗;
出发吧！ 如果想分享你颂赞的和平小屋，
走进来看一看，问问和平是否在那里。 [9]
我们不应该忽略对挣钱能力的解放，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相当欣赏这一点。 据他观察，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也受缚于土地，没有便于携带的财富。 相比之下，以金币、银币或铜币支付的工资，提供了对封建制度“抵制的权力和逃离的手段”。 [10]
不论工业革命是否做到了解放，事实上，由于工业革命，大量家庭曾经在荒地上放牧牲畜，从公地上捡拾落穗、灌木、泥炭，而现在不得不花钱购买黄油、面粉和燃料。 没有了奶牛，新生的“挣工资的无产阶级”发现自己完全依赖他们的铜板。 [11]但是，无地的工人成倍增加，良币的供应，特别是小额良币，却在缩减。
到了 18 世纪 80 年代，即使是景气的企业也在为支付工资单进行着一场艰苦的斗争。 尽管大多数工人每周所得工资少于 15 先令，但一些企业的工资总支出仍数额庞大。 单独一个棉纺织行业雇工人数就超过了 15 万人，半数是织布工。 个体纺织工厂经常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 例如，在 1786 年秋天的斯托克波特，塞缪尔·欧德诺（Samuel Oldknow）雇用 300 名织布工为他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单超过了 1000 英镑。 在安德顿的第二家工厂让欧德诺每月在工资上花费 500 英镑。 “棉布为王”的流行才刚刚开始，这一产业恰好利用了由蒸汽机提供的机会。 到 1792 年春天，欧德诺的工资支出已经飙升到每周 750 英镑。 几年以后，欧德诺成为多达 20 家大纺织厂的工厂主。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