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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点分析】
1.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
本书中涉及大量出版资料,例如《孙宝瑄日记》《孙中山全集续编》等书的编辑手记,对近现代史、文学史、出版史的研究者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他从自己的视角,向读者阐述古籍整理、文献出版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这对对于出版从业者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聚焦近代人物与文化根脉
书中部分内容涉及谭嗣同、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的著述版本、思想考据等,这对于研究者研究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也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3. 多元内容与跨界融合
本书内容丰富,涵盖学术论文、序跋、回忆录、诗词创作等。既有严谨考据部分,又包含了作者的个人情怀,可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从业二十年来的作品精选集,主要集中在编辑出版行业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探索与心得,以及在近代文献整理和晚清史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后附个人创作的旧体诗作,记录了一个努力以“学者型编辑”为目标的出版人藏于纸背的悲喜和对编辑出版工作的满腔赤诚。除了作品本身的学术价值以外,本书作者作为出版行业一线编辑中的普通一员,书中所收不啻为编辑出版学研究特别是出版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具体而微又真实可感的案例,因此也具有相当的出版史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张玉亮,天津人,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学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期刊协会理事。湖南省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谭嗣同与晚清史研究学术研习营召集人。长期从事近代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史与出版史,发表论文数十篇,整理出版新编戊戌六君子集、汇校本《仁学》、增订本《谭嗣同真迹》等,曾获华东地区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二等奖。
【目录】
自 序
上 编
研究起点与文本误读 ——兼论《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之钱锺书部分
我的第一本书——兼怀两位业界前辈
《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简端记
宋本《宝晋山林集拾遗》小议
关于近现代史板块的几点思考
谈《郑观应集》的旧书新做——答百道网采访
对文化根脉的回应——《甲午!甲午!》出版始末
津门书缘:《段祺瑞传》《冯国璋传》首发式侧记
从忘山庐到日益斋:新版《孙宝瑄日记》代前言
给杨绛先生当责编
《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辑出版 ——兼谈《孙中山全集》的修订
那些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书 ——中华书局版温图日记出版琐忆
下 编
档案中的历史侧影:古籍小组与中华书局简记
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史料价值刍议
整理出版,是对古籍善本最好的保护
技术变革时代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刍议:以中华书局为例
在“学术期刊主编面对面”活动上的发言
得罪人的话我来说:出版史研究现状之我见
外 编
梁启超日记序
谭嗣同著述版本与刊行考述
《戊戌四子集》前言
汇校本《仁学》前言
谭嗣同其人其学新研 ——在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的报告
近代文献整理甘苦谈:《袁昶庚子日记二种》读后
新编《刘光第集》前言
《谭嗣同真迹》(彩印线装本)出版说明
关于谭嗣同答问十二则
农学典籍的近代新变:以谭嗣同的农学论著为中心
《谭屑》自序
《碧血与汗青:戊戌六君子的出版史考察》前言
附 编
聆雪斋韵语(丁酉至甲辰)
丁 酉
戊 戌
己 亥
庚 子
辛 丑
壬 寅
癸 卯
甲 辰
【试读】
尽管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自嘲,自己已经逐渐老去,但真心惊觉这一点,是在掰着手指头计算之后——自2005年夏季毕业以来,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也已经20个年头了,而按照最常见的情况,一个本科生毕业怎么也得二十有余,意味着其职业生涯也就不足四十载,而我竟已在浑浑噩噩中虚度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抚膺喟然,自伤老大,于中文系专业出身的我来说,在中国文学史里见得太多太多,猛地轮到自己,还真不适应。既来之则安之,那就“照规矩”来,整点仪式感吧。于是收拾残丛,将年来述作略加董理。平生文字本不足观,在职业生涯过半之际,聊以以举来检视和鞭策自己,如是而已。
年少失学,根底浅薄,早岁文字无可留存;毕业后负笈西南,供职巴蜀书社,以未餍之求知欲得以继续攻读,然独索冥行,所得盖寡。故而以入职中华书局为始,迄于今秋。录存谨守三不收:命题、代笔者不收,无甚新意者不收,未发表或未经师友斧正者不收。循此得文27篇,勒为三编。
上编为担任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近现代史编辑室图书编辑时发表之作品。第一篇虽起草于大学期间,然发表较晚,其间多所涂乙,略志早岁求学之稚嫩,二、三两篇大体完成于入职中华前两年在历史编辑室的时候,可见其时尚有余闲。此后奉命参与组建近现代史编辑室,主要承担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等基本文献类产品线,所作亦多与此有关,直至2017年底告别专职图书编辑岗位。最末一篇虽成于此后,但系追怀此前工作者,亦入此编聊为收束。
下编为负责学术期刊《中国出版史研究》后所作,多关乎古籍出版与中华书局局史,最末收录了2018年受聘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和2024年受聘为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委员这两个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外编所收,多系离开近代史图书编辑岗位后的“不务正业”,大言不惭地以“甲方”身份整理出版了新编戊戌六君子集3种、《仁学》汇校本和增订本《谭嗣同真迹》,其前言和出版说明虽无甚发明,然于文献资料之搜求、整理方法之改进略有所得,故而辑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惠我实多,我勉强可称作研究的收获多承他的分享、鼓励与指导,收录为其撰写的书评和受他邀请参加复旦青年读书会的发言稿,以记取这段珍贵的学术情谊。在我接手期刊工作之初,参会组稿压力颇大,学术会议无文难入且效果有限,于是不揣浅陋勉力为文,经年而积稿盈箧,谭嗣同农学论著一文即其一。至于其他论文,多以“维新运动+出版史”为题,别为编次,今仅录存二序,以见一斑。
附编为文人积习所造语业,然以多关乎编辑出版和学术活动,即便一己牢骚之语,似亦可当出版生活史之资料,姑置卷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编中关于孙中山著作出版的文章是我与同事李闻辛编辑合撰,下编汇校本《仁学》前言则系与张维欣女史一同完成。本来各自承担的部分可以区分,但此二人一为共经风雨的工作伙伴,一为导我进入谭嗣同研究领域的挚友,多承二位雅意俯允收录全文以志鸿雪之请,谨致谢忱。
我所在的中华书局是一个历史悠久、名家辈出的老牌出版机构,许多为人称道的学者型编辑至今仍是学林佳话。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和专业分工细化,编辑与学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学者型编辑”一度被明确为不再需要的,早先那些前辈的成长环境也已不再。有感于此,我曾在第三届编辑出版青年学者论坛提交了关于“学者型编辑”认识误区与培养困境的论文草稿。是我莽撞了,这篇草稿至今未能完稿,因为这或许是一篇永远难以完篇的文章吧。时代的移步换景,业态的日新月异,媒介环境的瞬息万变,学术界的知识生产模式乃至考评要求……太多太多的变量需要观照、分析、省思。
找一个、一些乃至一堆“学术助力编辑工作”的例子再太简单不过,号召、提倡培养“学者型编辑”的口号、“进路”更是耳熟能详、连篇累牍,但那些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活动如何纳入考核,有什么具体举措可以让编辑像完成KPI一样重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升,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出版业界的现实是,编辑中的佼佼者转行进入高校科研机构者远多于反向流动,而一线编辑(非领导)学术积累的时间、精力与意愿也非但远远没有调动起来,甚至有越来越唯KPI的倾向。
研读、学习出版史也有几年了,我对“学者型编辑”这一出版史上著名概念的辉煌过往和尴尬现状的看法有些悲观。但无论如何,这个词毕竟凝结了太多憧憬,它可能是有学术功底和学术追求的年轻人愿意在高校科研机构之外还会把出版业当作职业选择之一的最重要因素。
在一部个人文存的自序里饶舌于“学者型编辑”,绝非敢以此自诩,其初衷有二:一是以自己工作中体会的编辑与学术之间的拉扯和挣扎,为同样关注这一问题者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二是表达感谢,若非幸运地就职于刚刚启动了“名编辑培养计划”的中华书局,若非同样幸运而更惶恐地入选此项目而获得研修、经费等方面实打实的支持,这部小书的出版也不大可能。
年轻时的我认为编辑是世上最美好的职业,能满足爱读书的需求还能给我开工资。从业二十年来,也有无数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问我编辑是不是一份好工作,我却渐渐回答不出。有时难免觉得,编辑出版类似于钱锺书所说的“围城”,但这是座反向的围城,外边的人不大愿意进来,里头的人又不大舍得出去。而我仍愿在这座围城里呆着,忽悠外头的人多进来一两个、里头的人多坚持一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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