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汗淋淋走过这些词

广告语：在文学副刊烟消云散的时代，承接特里林文学批评传统，在诚与真中寻求文学的社会职责。江弱水、姜涛、柏桦联袂推荐！

外文书名：（无）

丛书名：（无）

ISBN：9787544782012

(国别)作者：凌越

定价：58.00元

出版年月：2020年10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码： 299

内文用纸：70g轻型纸

重量：（编辑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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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世界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中图法分类号：I106-53

上架建议：文学随笔

字数：170千

印张：9.75

正文语种（注意是否双语书）：中文

版次、印次：1版1次

【编辑推荐】

承接特里林文学批评传统，在诚与真中寻求文学的社会职责

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是本书的题眼，是作家进行文本批评的方式，“没有道德意识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轻浮的，被道德意识捆束太紧的文学作品则是僵死的”。在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里，道德对作家创作起着怎样的支配作用，又是如何在文本中流现。从经典到热点。从小说、诗歌到文学批评。体味文学的复杂与纯臻。

二十世纪中期，特里林、威尔逊等人在流派林立的美国文学批评界中自成一体，在日趋技术化的世界里，以其道德追问与独特的艺术感受力，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批判力量。时隔近七十年，凌越在这本书中对“文学的功用是什么”再次作答。

是时代寂寞的观察者，也是文学的苦修士，“为了写一篇评论而读了一架书”

凌越的老友，诗人黄灿然曾在一篇文章中评价他在写作上的认真，为一篇文章读近两百万的字，像威尔逊那样“为了写一篇评论而读了一架书”。距离他的第一本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的出版已经过去了近十年，本书可以看作是凌越写作近三十年的积累。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里曾赞誉凌越的评论不追踪潮流，非时人所写。他在书桌的一隅以诗人的敏感、批评家的好奇心、翻译者越境的文化视角，观察时代、阅读文学。

在文学副刊烟消云散的时代，做一次逆潮流的文化回望

本书精选凌越老师早前创作的评论文章，他在每一篇末尾都标记了文章发表的具体日期与刊物名称，随着时代的发展，《诗建设》《天南》等刊物已然消逝，《新京报》也将主阵地移到网络。于本书中，我们可以感受那个曾经的副刊黄金时代，随着书中文章做一次逆潮流的回望。我们会发现最新的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在2013年即引入国内，余秀华诗歌阅读热潮发生在2015年……本世纪前二十年的文化记忆，作为书评人的凌越于阅读中探寻深刻思考在此留下印记。

【名人评价及推荐】

作为一个自带“批评器官”的诗人，凌越的文字一如既往地饱满、清晰、富于洞察。他的批评视野十分开阔，总是把握着文艺和理论的ZUI新动向，但在深深卷入对方逻辑的同时，又能时时强力抽身，收拢于自身的立场，这立场既是美学的，也是认知的，更指向了伦理。因而，他体内的“批评器官”也仿佛时代喧嚣中一枚沉静又昂扬的音叉。

——北大学者、诗人、批评家姜涛

我一直是凌越文章的秘密读者，他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会细读。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么喜欢他的文章？那是因为我偏爱学术随笔式的文章，也就是宇文所安说的“娱思”这一类文章。这类文章外国写得好的文章家很多，老一代的有埃德蒙·威尔逊，后来有苏珊·桑塔格以及布罗茨基等等。可在中国不多见，一直到我发现了凌越的文章后，我的这种阅读快乐才第一次得到了满足。

——著名诗人柏桦

他写评论是很认真的，正因为认真，有时也相当艰苦，例如为了写某篇文章而读了近两百万字，差不多有点像威尔逊那样“为了写一篇评论而读了一架书”。

——诗人、译者黄灿然

【作者简介】

凌越，诗人、评论家、译者。安徽铜陵人，现居广州。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访谈集《与词的搏斗》。与梁嘉莹合作翻译《匙河集》《兰斯顿·休斯诗选》《迟来的旅行者》等，主编“俄耳甫斯诗译丛”。

【内容简介】

该书收录凌越创作的二十四篇评论作品，作者承袭自特里林、威尔逊而来的批评传统，关注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的文学作品，探索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本书可视为对21世纪头二十年的文化侧记，也是凌越作为一位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的深刻思考。

全书共分为三辑，第一辑《从道德看文学》以小说评论为主，既有新近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作品《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也有如《蝇王》这样经典名作；第二辑《不死的俄罗斯之魂》聚焦白银时代的诗人们，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等人的往事，伯林与这些诗人的交际，对奥登、齐奥朗等作家评论亦归在此辑。第三辑以诗歌评论为主，包括对策兰、狄金森、马斯特斯、中国诗人蓝蓝、黄灿然、余秀华以及工人诗歌等当代诗坛的新动向的批评。

【目录】

辑一从道德看文学

作为词语见证者的推销员和守门员

汽车里的奥赛罗

天堂沦为屠宰场

你必须吞下整个世界

汗淋淋走过这些词

波佩的面纱蒙住了镜子

从道德看文学

辑二不死的俄罗斯之魂

齐奥朗：活在火焰之中

诗歌作为辔头的战地报道

作为书评人的奥登

现代诗歌：燃烧的荆棘丛

不死的俄罗斯之魂

苦难选中这女人作为喉舌

伫立在两座废墟上的爱情歌手

嵌入音韵缝隙里的道德

大受裨益的散文

辑三经典的惯性

马斯特斯：生活包围着我

史大于文的文学史

经典的惯性

畅销的余秀华和被遮蔽的工人诗歌

日常的奇迹是怎样炼成的

蓝蓝：影子抡圆胳膊

策兰：一道伤口舔向高处

狄金森：使凶恶的房间变成一个家园

【相关图书推荐】

（编辑不填）

【序言】

本书收录我2010年至2017年间写作的二十四篇文章，最早的《不死的俄罗斯之魂》发表于2010年8月19日的《时代周报》，最晚的《伫立在两座废墟上的爱情歌手》发表于2017年7月22日的《新京报》。八年一本差不多十几万字的评论集，作者显然难称勤奋，考虑到这些年我在历史、文化随笔方面也花了些功夫，同时也写了不少诗，这才略感宽慰一些。原本，对于写作数量根本不必纠结，如果你自信多数文章和诗作都不会让自己丢脸的话。但是年岁渐长，对于写作只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开始有更深的认识，所谓杰作不过是一系列刻板工作中的偶尔闪光罢了，最终，也许连是不是杰作也不该在写作者考虑的范围之内，他需要做的只是固守于思想和语言两端，持续地为这两者搭建最直观或者最复杂的桥梁而已。

作为我的第二本评论集，本书可以视作第一本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的延续。在主题上，两本书都以文学评论为核心。很幸运，从一开始我就可以评论自己感兴趣的那些书籍，和我打交道的编辑们在这方面一直给予我较大的自由空间。在篇幅上，本书里的文章普遍要长于《寂寞者的观察》里的文章，这完全是吸取了编辑《寂寞者的观察》时的教训——所有在写作时抱持任何一点敷衍态度的文章，最终都将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因此，在后来的写作中，我总会全力以赴，将想说的话尽可能说完。这些文章质量当然参差不齐，但对我来说并无太多遗憾，对于这些文章里某些灵光闪动的部分和笨拙木讷的部分，我一样可以坦然认领，而且并不会特别强调后者只是作为前者的铺垫才得以出现。

前不久，我通读了一遍全书的校样，除了几个明显的别字，主要删除了好几处作为最高级修饰语的“完美”以及“完整”，这也反映出我对自己评论写作的一个期望——每篇评论文章都应该是建立在准确表达基础之上的发现，一种契合于好奇心同时又迎合了词语本质上冒险气质的发现。也许是诗的写作方式对我影响过于内在和深刻，当我坐下来写作一篇评论性文章时，对于即将出现在电脑闪烁的光标之后的文字同样充满期待。一本我喜欢的书，并不能天然成为有关它的评论的质量保证，每篇文章只有在它完成的时刻，以一种事后的打量回顾的时候，我才能大致判断这是一篇不错的抑或令人失望的抑或中规中矩的文章。和写诗一样，我也希望我的每篇文章里有那么几段或者至少有那么几句令我自己惊讶的文字，它们仿佛自在自为，仅仅是写作这一持续的勤勉工作本身偶尔将它们邀请出来。我们彼此互相打量，带着一丝羞涩和喜悦的意味。

这样的写作打腹稿是不可能的，在写作正式开始之前，顶多也就是有几条大致的脉络，它们孤悬在语言茂密的气根之外，根本无法给写作者带来任何信心。只有在写作过程中，语言之手恰到好处捋顺了主题的皮毛时，写作的愉悦感才会适时到来。艾略特曾经在《批评批评家》一文中将批评写作恰当地归纳为：“有学养的大脑所做的直觉活动。”也就是说，敏感的出色的批评不可能拥有一把先在的尺子，并用以衡量所评的作品，立竿见影地评判出它们的高矮胖瘦。这是痴心妄想，到头来受辱的一定是批评本身。批评的谦卑在于它敏感地意识到它和语言至少是一种共生关系，它的魅力在于和语言携手进行的探险活动，和创作一样，好奇心依然是这一类批评写作最本质的动机。自然，在语言的密度和强度方面，批评显然要逊色于诗歌，这大概也是批评家在一流的诗人面前总是自惭形秽的原因，但是较低的写作预期，也使批评家得以在介绍性的文字里锤炼耐心，并以传递资讯的较低姿态隐藏自己梦想拥抱缪斯的渴求。

这样的批评写作理想看起来更适用于文学批评，甚至有陷入形式化窠臼之嫌，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历史、社会批评，同样要用语言来达致，因此从语言的视角反观自身，也是追求深度的历史、社会批评的必由之途。如何将一个复杂的历史、社会观念准确表达出来，同样考验作者对于语言的运用，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是一把柔软的尺子，是批评家手中堪当大用的唯一武器，尽管学会使用它本身就考验着批评家全部的智慧，并且必然会涉及道德和心灵。

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变得更社会化，比年轻时更关注社会，而且也由于我们现在所处时局的特殊性，我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对于种种社会不公问题变得敏感，甚至于激愤。这种转变直观地体现在阅读领域的拓展上，书架上的书更多了，在种类上也变得更加庞杂，纯文学书籍所占比例日益缩小，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开始引发我持久的兴趣。而在我倾注许多精力的文学批评内部，我也更关注那些更具社会性和责任感的文学作品，我很好奇在引发强烈“效果”的语句背后，道德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道德和语言、社会责任和诗歌的关系，我在多篇文章里都有论及，但是当我脱离评论文本孤立地谈这个问题时，我的头脑立刻变得一片模糊，我知道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在这方面真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要像箴言般被挑选出来、被镂刻出来吗？说到底是文学作品本身令这些过于抽象的问题在虚幻中显形，使这种讨论不仅可行而且令文学作品本身“变得”更具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的确参与了作家和诗人们的创作。没有道德意识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轻浮的，被道德意识捆束太紧的文学作品则是僵死的，而语言如何在道德和社会的夹击下左右腾挪保持自身柔软迷人的身段，则是对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考验。

和《寂寞者的观察》里的文章一样，本书里的大多数文章也是应报刊编辑的约稿而作，这种方式为写作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直截了当的理由。我喜欢在截稿日即将到来的催促声中开始写作，否则为一篇文章所作的准备工作将是无穷无尽的。对于我，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仓促下笔，可是有了第一句话，语言之流才可能在电脑屏幕上从容流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应约而作的方式令写作自然获得了一种客观性，有一定创作经验的写作者都知道，在写作中“自我”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魔障，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我的写作，我的想法，诸如此类。当然我马上要为自己辩解的是，差不多八年才有这么一次机会谈论自己的写作，这个缓慢节奏大概可以抵偿由于自我打量带来的虚荣和羞惭。

固然，写作总是以写作者个人经验为源头，哪怕像批评这样主要以二手材料为基础的写作也是如此，但是经常性地、不厌其烦地谈论“我，我”显然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况且还可能因为自以为是而显得有失风度。评论一本书则会使总是怠惰地沉溺于自我的注意力转向他人，当然在厘清他人思路时，恍惚间写作者有时像是在谈论自己的经验，这种邂逅在批评性写作中是常有的事，反映出两者经常性的相互影响。可是，一件他人的面具依然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仅是换个角度那么简单，它在抑制写作者的自我，使其获得一种低调姿态的同时， 也解放了他的想象力，使自我真正成为被观察的对象，而不是发起狂飙的盲目的热带气旋。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抒情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转变，人物的增加将把习惯性沉浸在自我中的诗人唤醒，逼使他对外部世界产生真正的兴趣。诗人天性的敏感、对语言的敏感，只有和投向外部的广阔视野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激动人心的作品。

如果以此为前提，我们就可以迅速得出，批评写作对于诗人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波德莱尔早就讲过，现代诗人是体内携带批评器官的诗人。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打量早已成为现代诗人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那么当他投身真正的批评写作，多年在诗歌写作中对于词语的掂量，将会对他人作品的品评产生影响，尤其对作品难言的微妙之处会产生本能的兴趣，这大概是诗人出身的批评者惯有的批评路径吧。反过来，批评写作和训练对诗歌创作是否会有助力呢？对这个问题，我难以给出自信的肯定的答案，太多批评家的创作给我们留下的是相反的印象，意念的表达往往挤占了语言自行生长的空间，使得许多批评家的诗歌写作变成观念的奴隶。可是对于艾略特、瓦雷里、奥登这样的批评家，由于清醒地意识到卓越的批评写作本质上也是直觉活动，他们的批评写作因此和诗歌写作处在创作的同一纬度上，牵引他们的是同一种直觉和灵感，他们的批评写作也因此保持了和诗作同样的魅力和神秘。不用说，这样的批评写作是我的榜样。

在这篇序言里，我没有直接论及本书里任何具体文本，这些文章中自然有我所偏爱的篇章，但是我很清楚这并不能替代读者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这篇所谓的序言里，我其实有意偏离自己的批评文本，说了一些远距离的“题外话”，实质上是希望在完成这篇序言的同时，仍旧可以保持对自己作品的沉默态度。在写下差不多十几万字之后还奢谈“沉默”大概多少有造作之嫌，但是如果读者朋友们有兴趣进入文本阅读，也许就能明白我的苦衷。一种旨在弃绝自我的写作，不可能索取太多。

我要衷心感谢诸位编辑朋友，没有他们对我的宽容和耐心，这本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是《新京报》吴永熹、《经济观察报》朱天元、《天南》沙湄、《书城》彭伦、《文景》顾文豪、《诗建设》泉子、《凤凰周刊》徐伟。我尤其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先生，他也是我上一本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和访谈集《与词的搏斗》的责编，原本这本书将会是我们的第三度合作，可是在所有编辑工作都已经完成的情况下，由于不可抗的原因这本书最终流产了，我相信他比我自己还要遗憾。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何客为这本书所做的工作——“无用”或许恰恰是高贵的证明吧。感谢译林出版社陆志宙女士，十几年前当我还在纸媒做书评编辑时，我们就有过很好的合作，在这本书出版受阻的情况下，她很快接受了它，使它得以漂亮的方式继续“降生”。感谢本书责编李蕊，她细致的工作纠正了文稿中的一些错漏。

                                                               凌越

                                                     2019年8月23日于广州

【文摘】

作为词语见证者的推销员和守门员

对于读者而言，《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以下简称《守门员》）是一本充满挑战性的书。读完全书，读者脑海里多半漂浮着一些孤立无援的句子和纷乱的细节。连贯的故事情节，鲜明的小说人物—这些传统小说里最典型的因素，在这部小说里已经被稀释到极其次要的地位。

《守门员》收入小说四篇，较长的两篇《推销员》和《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分别写于1967年和1970年，两个短篇《监事会的欢迎词》和《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分别写于1967年和1969年。写这些小说时，汉德克不过二十多岁，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突破成规的勇气在这些小说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早在1965年，汉德克发表他的成名作剧本《骂观众》之前，就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暂露锋芒，在他的宣言性质的文章《文学是浪漫的》和《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汉德克阐明自己的主张：“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而传统的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守门员》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欧洲文学风尚的印记。在阅读《守门员》的过程中，在被那些精致优雅的细节轮番“轰炸”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法国新小说，尤其是新小说的理论家纳塔丽·萨罗特。她的著名论文《怀疑的时代》是1950年首次发表于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我不知道汉德克是否读过这篇重要论文，但是对《怀疑的时代》中的许多观点，汉德克通过他的这些小说无疑是亮出了大拇指。萨罗特在文章中断言：“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画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汉德克的小说则在实践着这一观念。

《推销员》倒是以“推销员”这个人物作为线索展开的，可是看完整篇小说，我们获得的这个人物的信息是如此之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被现代小说观念彻底清算的人物形象。我们不知道他的衣着、身躯、相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居住环境、社交状况、种族背景，甚至于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在小说中，他主要是以“推销员”的头衔出现，另一些时候，应该是出于行文的方便，“推销员”变成了更加孤独又坚定的“他”。小说中的这个推销员没有鲜明的轮廓，没有历史和过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腾出手来全力去发掘日常生活细节的表面下，隐藏着的某种不平凡的、更强烈的事物。而侦探小说的外套，则赋予这种巨细靡遗的细致观察以合理性，汉德克使读者在一种貌似鬼祟紧张的气氛中不得不跟随推销员到处仔细观察。

小说一开始就以某种唐突的方式，将推销员带至“舞台”的中心：“推销员踩在那飘落的纸片上。”此后，整部小说的叙述部分都是以推销员的视角展开的——“推销员用一支铅笔敲打着墙。”“当他抬头看去时，有几只苍蝇落在他手上。”“他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计划好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汉德克似乎在这位推销员的眼睛上安装了一台高速摄像机，而且镜头还是放大的。汉德克借助推销员之眼观察着一切，记录着一个个哪怕再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对于汉德克来说，这个凶杀案的具体情况和过程他其实一点也不关心，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旨在发现表象之下深藏的事物的努力和探索。当然没有比对一件凶杀案的探查更细致耐心的观察和描摹了，而这正是汉德克借用侦探小说的外套的原因所在。在第二章《最初的无序》的理论部分，汉德克其实已经交了底：“或者是再次对周围所有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借以能够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

一个细细被打量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循序渐进地就会获得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也许我们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这个力量来自语言本身。文字所描述的一切场景、动作，如果改变文字通常被当作工具使用时的语速和空间距离，它就会逐渐从通常的意义轨道上脱离，进而自动呈现出它的本质—某种神奇的符号系统。它既指向物质世界，也同时指涉精神世界。正因为这个原因，汉德克数次忍不住在小说的叙述中提到“词”：“他听到每一个词都跟随着另一个词。”“他的无动于衷是如此完美，所有的言语都没有受到打扰。”“所有的词他都说错了。”“他写字的动作像是竭力在寻找什么似的。”这无疑是一种充满强烈自省精神的写作，汉德克和许多杰出的现代作家一样，在用语言指涉现实的同时，他们也都马上意识到语言这种特殊中介的脆弱和懒惰。但是完全抛开语言，人只会更深地陷入混沌和虚无，所有有抱负的作家都知道那是一条必经之路，尽管沿途布满荆棘。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在词与物的罅隙之间充满了创造的紧张感和兴奋感，汉德克也是在此处为他貌似琐碎的小说找到了结结实实的主旨。

这种对客观世界具体而微的呈现，当然使《推销员》立刻和过去追求对世界和历史全景式描述的传统小说区分开来，同时也使文学传统的社会功用趋于瓦解，而作品的政治和伦理意义只是在反讽的意义上才得以建立，或者也可以说，它们只是在反抗文学作品通常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时才能被读者悖论般地感知到。汉德克对于细节和语言的信赖，使他的小说语言有一种奇特的字斟句酌的特点（近似于诗歌语言），尽管它们的具体指涉只是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那些物体和事件。这些都使汉德克的这些早期小说汇入了欧洲大陆二十世纪中叶正在形成的文学革新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