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爱尔兰简史（1500—2000）》#此商品参加第十一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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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爱尔兰1500—2000年五个世纪历史的简要梳理和回顾，涉及这个岛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史，既涵盖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克伦威尔的征服和殖民、大饥荒以及爱尔兰独立战争，也涉及与不列颠的争议、新教改革的影响以及爱尔兰侨民的全球影响力等。本书梳理历史但并不局限于历史，而是以小见大、由点及面，既介绍该国自身的发展路径，也提出了周边国家对爱尔兰发展的影响，将爱尔兰置于全球体系中进行论述，反思爱尔兰近代所遭苦难的深层原因。

作者简介

约翰•吉布尼（John Gibney），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圣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现于都柏林从事遗产旅游工作。主要著述包括《阴影岁月：爱尔兰历史与记忆中的1641年叛乱》（The Shadow of a Year: The 1641 Rebellion in Irish History and Memory）等。

前言/序言

引言

边缘之岛：爱尔兰

公元1500年有何特别之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作为本书历史叙事的起点？人们通常将公元1500年视为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点：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印刷技术的发展，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等西欧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现象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欧洲历史上，公元1500年是个特殊且便于使用的时间点。而且，1500年之后的几十年对爱尔兰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本书的叙事真正开始于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这段时间里爱尔兰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包括基尔代尔叛乱，宗教改革的传入，以及从地位上看，爱尔兰上升为英格兰及后来的不列颠王室统治下的一个王国。此时的爱尔兰处于剧烈变革的边缘。这篇引言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这一即将发生变革的国家的简要介绍。

土地

爱尔兰是欧洲西部边缘的一个岛屿，与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它是上一个冰河时代的产物。爱尔兰岛位置偏北，但来自加勒比海的跨大西洋暖流——墨西哥湾暖流（Gulf Stream）——为不列颠和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送来了温暖，带来了爱尔兰温暖、潮湿的气候。爱尔兰岛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其最北端和最南端的直线距离只有486千米，而东西海岸之间的最远距离也只有274千米。然而，这片不大的土地上却孕育了丰富的地理和生态多样性。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为石灰岩地貌，东海岸和西海岸均有花岗岩等火山岩分布，砂岩则构成了北部海岸线的大部分地貌特征。1.2万年前冰盖的撤退，在爱尔兰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冰川土壤（多被用作农田），以及一系列独特的小冰山横亘北部和西北，即所谓“鼓丘带”。内陆地区主要由不规则的低地和高地构成，中部的平原地区被高地和相对较低的山脉包围，这些高地和山脉多数位于海岸附近。泥炭沼泽是爱尔兰地貌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些古老森林的腐烂残迹在大西洋海岸和更隐蔽的中部地区分布最为广泛。宽泛地说，爱尔兰岛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地理区域：相对崎岖湿润的西部和西北地区，以及干旱但较为平缓肥沃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人民

以上是爱尔兰地理环境的缩影，那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并留下印记的人们又是什么样子呢？大约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的几千年后，爱尔兰迎来了第一批从欧洲大陆迁徙而来的定居者，但我们对这些早期的定居者所知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前基督教时代，爱尔兰曾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定居者，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凯尔特人。大量证据证明，前基督教时期的爱尔兰已经出现复杂的定居社会。西海岸梅奥郡的凯德田野（Céide fields）是欧洲西部最古老的农田遗址，可追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伯恩山谷（Boyene Valley）靠近米斯郡东部海岸，其中的巨石墓葬群建于公元前4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它们在岁月长河中屹立不倒，仿佛又一个消失文明的纪念碑。这些新来者为爱尔兰带来了新的文化、语言和信仰。公元5世纪初，来自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传教士们将基督教带入爱尔兰，不列颠传教士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到了 8世纪，一种由多元文化构成的爱尔兰本土文化逐步成型，通常被称为“盖尔文化”（Gaelic）。盖尔社会是一个军事化、游牧式、贵族政治化的社会，它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方言体系，也有独特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像《夺牛记》（Táin）a 这样的乡土史诗就是这种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体现，爱尔兰独特的法律传统（细节内容被记载成册，其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也是一个例证。

此后，爱尔兰也逐渐形成了其他文化、精神和宗教传统。罗马帝国衰亡后，地处欧洲边缘的爱尔兰基督教修道院成为基督教的传教中心，并在中世纪早期成为基督教传回欧洲大陆的根据地。著名的《凯尔经》（Book of Kells）a 中独特的插图便是爱尔兰社会与新信仰相融合的艺术体现。但爱尔兰和欧洲大陆的海上联系是双向的。从8世纪末开始，北欧维京海盗袭击爱尔兰海岸，在爱尔兰海岸建立基地并借此向内陆进一步扩张。这些基地为爱尔兰沿海城镇和港口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东海岸的都柏林便曾是最大的维京人聚居地，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柏林一直是岛上最大的城市。维京人把爱尔兰带进了一个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中东的庞大贸易帝国之中。海洋并没有孤立爱尔兰。相反，它为爱尔兰提供了通向更广阔世界的通道。

当时的爱尔兰还没有一个可以在国家层面形成支配性权力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它的政治结构由拥有不同程度的地位、财富和权力的雄踞一方的“国王们”组成，这是一个拥有传统合法性的贵族统治体系。这些盖尔人领主掌管着大致意思为“真正的家族”（Derbfine）的亲族体系，其中，继承者只能从贵族家庭中提名和产生。但这样的提名和选择可能招致反对，其结果往往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历史证明，这种权力继承方式也是这一时期爱尔兰长期不稳定的根源。12世纪晚期，爱尔兰东南部发生王朝纠纷，彭布罗克伯爵理查德·菲茨吉尔伯特·德克莱尔（Richard Fitzgilbert de Clare, Earl of Pembroke）在被罢黜的伦斯特王国（后来的伦斯特省）国王迪尔梅特·麦克·穆尔查达（Diarmait Mac Murchadha）的邀请下，率领麾下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骑士以雇佣军的身份出兵爱尔兰。彭布罗克伯爵的到来为中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对爱尔兰的征服、殖民和在此定居打开了大门，虽然他名义上效力于迪尔梅特·麦克·穆尔查达。

爱尔兰和不列颠是地理上的邻居，两地的人们自古以来交往不断。但从12世纪开始，来自不列颠的移民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对爱尔兰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盎格鲁－诺曼人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殖民浪潮迅速蔓延：深入南部地区，向东北延伸至东海岸，在西部沿海城市戈尔韦和利默里克周围形成了小批的英格兰人定居点。这些新的征服者和定居者视自己为英格兰人，这些城市也都与欧洲大陆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然而，英格兰人从来没有彻底完成对爱尔兰的首次征服。盖尔爱尔兰的不同文化和权力结构在爱尔兰岛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完好无损，尤其是在西北地区。许多爱尔兰国王与都柏林的新政权达成了和解，但同样，英格兰对爱尔兰的首次征服在13世纪出现了无力为继的局面。我们有必要在这一时间点上停下来，进一步了解和思考这些征服者及他们想要征服的人。

原住民和新来者

在诺曼人到来之前，盖尔爱尔兰人构成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居民。那是一个游牧社会，牲畜（尤其是牛）是盖尔人生活的重中之重，是财富和地位的源泉。乳制品在盖尔人的饮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最著名的早期爱尔兰史诗《夺牛记》也是关于一头牛的争夺。此时的爱尔兰也存在行政管辖上的区划——历史上爱尔兰被分成四省的传统便是由此而来，但这些区划的边界非常模糊。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游牧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牲畜在盖尔爱尔兰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样，这一时期爱尔兰岛内部的基础设施非常有限，除大修道院所在地和古老的维京据点之外，成规模的永久定居点数量稀少，而且相距甚远。以至于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观察者认为爱尔兰似乎人口稀少，但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爱尔兰岛上这些流动人口的存在。在这一时期的大型定居点中，石头已经作为建筑材料之一，但更常见的还是木头、板条、泥土和草皮，尽管之后在盖尔爱尔兰也出现了从事金属工作的工匠。这一时期的爱尔兰也存在农业生产活动，谷物和亚麻得到广泛种植。羊毛是另一种重要的产品。等级关系以贡税或更具体的义务的形式强制执行，如为领主士兵提供住宿和膳食等。

盖尔人的战争多为规模较小的运动战，这与诺曼人的军事行动迥然不同，前一种作战方式更适应于盖尔爱尔兰的自然条件。爱尔兰的战争往往是在半封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采取士兵（爱尔兰士兵通常被称为 kern，由爱尔兰语 ceithearn 简化而来，意指“一群士兵”）游击作战的方式。他们有时会得到苏格兰雇佣军的帮助，这些雇佣兵被称为“外国兵”（gallowglass，来自爱尔兰语 gallóglach，意为“外国士兵”）。在和平时期，天主教会引入的罗马律法得到了盖尔人领主的采纳，在爱尔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袭的爱尔兰（古法）法官（breithimh，英语俗称 Brehon）根据这种律法进行仲裁，对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