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包刚升新作。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作者包刚升教授一直专注于对政治理论、政治史的研究，并在复旦大学讲授政治学基础课与专业课，善于以条分缕析的形式讲述复杂的政治理论，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分析时事政治。其《政治学通识》一书以深入浅出的形式讲述政治学理论、关键议题，广受好评。在延续其分析风格的基础上，在本书中，作者将目光转向政治史长河，阐述决定政治流向的关键要素，从过去看现在与未来。
★ 四个时代、四大问题，呈现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背后的逻辑。本书以演化论视角来理解人类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将5000余年政治史视为一部政治演化史，从四个时代即王权时代、封建时代、立宪时代、民主时代分析不同“政治物种”为了生存和发展展开的竞争，围绕国家问题、政治权力问题、有效约束国家问题、民主问题等，分析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重大政治现象，展现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
★ 从静态视角看政治演化的相似与差异，从动态视角看政治格局由稳定到变迁。聚焦国家与政体的分化与演化，考察人类政治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具体包括：为什么不同群体的政治演化都产生了国家？为什么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与分享方式经历了一个从统治者到统治精英再到平民的不断下移过程？为什么中世纪的欧洲为封建主义政体支配而人类其他地方更多是中央集权政体？……聚焦政治格局的变迁，分析政治均衡的维系与打破，具体包括：为什么规模庞大的帝国会瓦解？为什么自19世纪以来近现代民主首先在欧美、而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 聚焦不同时期代表性国家及地区，分析国家构建的成功与失败案例。从国家与战争互相塑造角度分析缘何古代的秦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地理格局仅次于秦国的晋国却终被瓜分；从政体角度分析古希腊与古罗马从繁荣到衰落；从战争模式创新角度分析蒙古帝国的崛起；从立宪政体建立与工业革命角度分析英国如何逐渐发展为全球领导者；从观念的力量与政治军事角度看美国如何实现独立、制宪与建国的过程……
★ 历史叙述与理论阐释相融合，基于一个整体分析框架理解复杂多变的政治发展。本书基于作者多年的研究，在对政治史代表性研究成果广泛涉猎的基础上，作者从演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政治发展史，关注人类政治发展的关键细节与时刻，比如人类早期国家的兴起、从封建体制向立宪政体的转换、投票权的普及等，把握政治发展的重要节点，以此理解多变的政治发展。
★ 于政治发展中理解日常中的政治学概念，形成思考现实问题的脚手架。对于国家、权力、权利、民主等这些我们经常在使用的政治学概念，作者将其放在从国家起源到21世纪今天的大背景下，带我们看此类概念的缘起、在不同时代下的具体含义，以及代表性政治学学者的研究，进而掌握政治学关键观念，以此分析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
★ 以政治学思维认知世界，了解我们今天的位置以及未来要抵达的方向。如果将人类政治的演化比喻为一条大河，那么本书主要关注这条大河的主流或基本流向，解读政治演化史的基本逻辑。这无疑有利于我们形成政治学思维，进而以此思维看今天的世界与我们的位置，以及未来要抵达的方向。

“人类政治从何而来？”
“人类政治在哪里？”
“人类政治向何处去？”
对于政治领域的关键三问，本书从演化论视角给出了回应。聚焦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脉络，本书将不同政体与政治模式视为一个个“政治物种”，分析早期国家诞生的社会条件，从国家分化与演化的维度阐述城邦国家、一般国家、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从政体分化与演化的维度讨论君主政体、封建政体、立宪政体、民主政体的差异与转换，以及人类不同群体在塑造有效国家与有效约束国家上的一系列差异如何形塑了不同时空的政治模式。
如果将人类政治演化比喻为一条大河，那么理解这条大河过去的基本流向后，或许就会更加明了今天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要抵达的方向。

导 言
概念性框架
一部 霍布斯问题
一章 从自然状态到利维坦
从人类个体到群体生活
国家起源的理论问题
早期国家兴起的社会条件
第二章 国家与战争的互相塑造
中国古代国家的兴起
欧洲近现代国家的兴起
国家构建与扩散的逻辑
第三章 帝国兴起、统治与衰落的逻辑
帝国的兴起
战争模式与蒙古帝国的崛起
帝国的政治统治及其衰落
第二部 阿克顿问题
第四章 选择统治者的难题：理想与现实
理想统治者的模型
人类历史上的统治者：好与坏
统治者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第五章 君主统治模型的困境
统治者自身的困境
控制武力的困境
管理官僚体制的困境
第六章 君主统治模型的社会成本
治乱兴衰的周期
民众福祉与社会风尚
马尔萨斯陷阱
第七章 古代世界的政体选择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
古罗马的共和政体
为何君主统治能够长久？
第三部 洛克问题
第八章 作为一种模式的封建主义
欧洲危机与封建主义的兴起
封建主义是一种政治发明
封建主义的实力结构、制度规则与观念体系
第九章 从封建主义到立宪政体
《大宪章》何以成为可能？
英国立宪政体的确立
绝对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的分化
第十章 现代分权制衡政体
美国政治的历史基础
美国制宪与混合政体
法治与司法审查制度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与古代政治的终结
立宪政治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与古今政治的转换
文明范式的竞争、切换与演化
第四部 托克维尔问题
第十二章 现代民主的兴起
保守、进步与普选权
现代民主兴起的逻辑
民主论战的托克维尔拐点
第十三章 民主政体与现代政治的塑造
民主如何约束利维坦？
民主与大政府的兴起
民主的历史坐标及其未来
第十四章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演化
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展国家
制造利维坦：后发展国家的国家构建
约束利维坦：后发展国家的政体演化
第十五章 新的历史时刻：从现在到未来
人类的政治演化：成就与差异
国家、政体与文明维度上的全球分裂
超越民族国家？抑或可能的永久和平？
参考文献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等。其中，《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并于2022年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全球英文版。

欧洲近现代国家的兴起
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欧洲长期处于封建主义时期，这是欧洲邦国林立、政治上碎片化程度较高、君主与贵族共同支配的时期。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估算，公元990年的欧洲大约有几千个相对独立的各类政治实体存在。从1500年到1780年，欧洲相对独立的各类政治实体从500个左右下降到不到100个。到了19世纪，欧洲政治实体的数量继续减少。这意味着欧洲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政治演化，经历了一个从数千个封建主义的、割据的政治体变成几十个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那么，对欧洲来说，这种政治演化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这是查尔斯·蒂利关心的核心理论问题。从他主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到他的专著《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主要就是关于欧洲近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兴起的经验研究。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蒂利的主要观点是强调军事竞争与战争在欧洲近现代国家兴起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欧洲近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战争塑造国家与国家制造战争的互动过程。[ 参见两项代表性研究：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_x001f_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封建主义体制的兴起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作为对西罗马帝国中央集权体制垮塌和蛮族持续不断入侵的反应，封建主义体制从公元7到8世纪逐渐在西欧兴起。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欧洲都处于封建主义体制支配的时期。封建主义体制完全不同于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而是一种由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及其领地构成的松散体系。在封建主义体制之下，国王或君主只是一个较大领地范围内的大领主，国王跟他的贵族之间其实是封君与封臣或领主与附庸的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土地又结合了政治军事权利和义务的复杂契约关系。作为领主的国王要给作为附庸的贵族提供土地，同时给他们提供保护，而附庸需要对领主表示效忠，同时需要为领主提供军事与财政上的援助和支持。公元1000年前后，整个欧洲版图上存在着几千个这样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政治实体。尽管当时的欧洲曾经兴起过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等貌似统一的大型政治体，但封建主义体制仍然是它们内部的基本政治形态。[ 本书对封建主义还会做专门研究，关于封建主义的概况，参见：弗朗索瓦·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张绪山、卢兆瑜译，商务印书馆，2016；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下卷），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统治者竞争模型驱动的国家构建
这里以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为例，来分析封建主义在领地上的基本特征。神圣罗马帝国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公爵、伯爵、侯爵领地，不同的教会教区，以及不同的自治市镇等组成的一个松散政治体系。在每一个领地、教区、自治市镇，都有一个没有国王头衔的实际统治者，他掌控着那个地方的主要权力，包括土地、人口、税收、司法、军事等方面。[ 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参见：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不是一个韦伯意义上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其政治权力结构不是中央集权的或纵向一体化的，而是在区域上与层级上彼此分割的。正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亦非罗马，甚至不是一个帝国。”这恰如其分地展示了神圣罗马帝国尽管拥有帝国的名号，其实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松散统治体。
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欧洲就是这样一个邦国林立、分崩离析的政治体系，中世纪封建主义体制下的权力结构、制度规则与观念体系支配着欧洲政治的主要方面。面对这样的政治格局，欧洲那些雄心勃勃的君主或大领主们又如何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存与政治策略呢？如果回到公元1000年前后，今天西欧、中欧和东欧存在较大国家的地方，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统治着的。但这些地方后来都兴起了面积较大的欧洲国家。既然这些地方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近现代国家的转型，就意味着这些地方原先许多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们都被消灭了——至少它们不再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少数更具实力的君主或领主完成了崛起。从数量上看，从公元1000年前后的数千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到后来数十个欧洲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化过程，本身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政治实体都是国家构建的失败者，而成功者只是少数。在这种格局之下，凡是较为理性的君主或封建领主一定会思考如何在政治军事竞争格局中维系政治生存的问题。从消极方面看，一个封建领主不过是为了实现自保，以免自己遭受政治毁灭的命运；从积极方面看，有的封建领主则还有更大的抱负，要实现开疆拓土，甚至模仿历史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统治者，要建立疆域辽阔的国家或帝国。
查尔斯·蒂利关于欧洲近现代国家构建源自战争塑造国家与国家制造战争互动的理论，就是在这一政治格局下提出来的。[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1990.]本书将蒂利的国家理论理解为统治者竞争模型驱动的国家构建。从真实的历史过程来看，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们都面对着类似的政治与军事竞争格局。一个封建领主的初衷，也许并非是要开疆拓土或缔造伟大国家，但他至少要保证能守卫自己的领地，也就是寻求自我保全或政治生存。即便是后来建成欧亚大陆大国家的俄罗斯，起初也不过是面积不大的莫斯科公国，它并非一开始就有缔造辽阔帝国的政治目标，充其量也只是要谋求政治生存，避免被其他国家毁灭的命运。后来，莫斯科公国的君主们既凭借本身强大的政治意志与艰苦的政治军事努力，又凭借有利的地缘政治因素、有利的其他外部条件以及诸种机缘巧合，终才塑造了后来的俄罗斯帝国。
从逻辑上说，面对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军事竞争，一个处在统治者竞争模型下的君主或封建领主应该选择何种战略与战术呢？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的要目标是实现政治生存。而要想在军事竞争的格局中实现政治生存，就要发展一个比较强大的武力系统。要想建立一个比较强大的武力系统，就需要依靠覆盖全国的税收系统的支撑。进一步说，谁能帮助统治者征税呢？这就离不开官僚系统。于是，统治者就要把纵向一体化的官僚系统建立起来。但由于当时是欧洲的封建主义时代，统治者试图这样做就会面临两种主要的阻力。
从内部看，就是贵族对于君主这种国家构建努力的抵制。从根本上讲，构建纵向一体化的近现代国家的政治努力跟封建主义政体的原则、跟贵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是相背离的。由于封建主义体制下的实力结构、制度规则与观念体系，贵族对于统治者的这种政治努力进行抵制是非常正常的，其力量甚至可能会非常强大，甚至终可能会让统治者无所作为。所以，但凡意志坚定、有能有为的君主就一定要打破这种内部的来自贵族力量的约束。否则，他们就无法完成所需要的国家构建。
从外部看，统治者还面临着跟其他对等统治者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打赢跟邻国的战争，他不仅能巩固自己的政治领地，甚至有机会开疆拓土，掌控更大规模的领地，进而有机会控制更多的人口，筹建更大规模的军队，巩固内部对于贵族集团的支配性优势，形成国家构建的良性循环。反过来，如果一个统治者输掉了跟邻国的战争，他不仅无力巩固自己的政治领地，甚至在较大概率上会失去自己的部分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贵族的讨价还价能力还会上升。这样，就会形成国家构建的恶性循环。
在欧洲近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统治者除了需要做好几个规定动作，即建立强大的武力系统、覆盖全国的税收系统与纵向一体化的官僚系统，掌握正确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在欧洲的中世纪，支配性的战争模式是重装骑兵作为进攻力量和城堡作为防守力量的结合。城堡是贵族的驻地。国王需要发动对外战争时，贵族就带上数量不等的重装骑兵跟随国王并肩作战。这种战争模式，赋予了拥有重装骑兵的贵族在武力资源上的巨大优势。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很多新的战争技术。除了英国人发明了长弓，重要的战争技术创新，就是杀伤力较强的大口径火炮在欧洲的引入和普及。
在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战场上，由于火炮尚未出现，战争是由重装骑兵与城堡支配的。在这种战争模式中，重装骑兵是主要的进攻兵种，城堡则是主要的防御设施。两者相比，城堡作为防御力量还是占有优势。举例来说，今天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不仅是一个城市名称，而且还是一个著名城堡的名称。作为城堡的爱丁堡位于一个山坡之上，略高于周围的地势。它的城墙厚重坚实，窗户采用窄条型设计，城堡内部的面积非常大，要时内部土地还可以用于耕作。爱丁堡的这种设计，一方面，在冷兵器时代非常有利于防守，对手很难从外部攻破它；另一方面，即便遭遇对手围困，仍能实现长期的独立生存。所以，坚固的城堡就是贵族权力的象征。综合来看，重装骑兵与城堡的结合支配了中世纪的战争。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贵族势力强盛的一个技术条件。
但是，当蒙古人把中国宋朝发明的火药和火器带入欧洲，这一切都改变了。从政治演化论的角度看，如果把中世纪封建主义政体与近现代民族国家视为不同的政治物种，或者把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与近现代国家的君主视为不同的政治物种，那么战争技术的更新与突破成了决定不同政治物种生存机会的外部冲击因素。火炮经过技术改良，到中世纪后期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杀伤力的进攻武器。当重型火炮传入欧洲以后，重装骑兵这一曾经令人生畏的进攻兵种就失去了威力，城堡这一原先有效的防守设施也不再管用。这样，重型火炮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武力资源结构，打破了原先的平衡。相对于一般贵族，君主在购置重型火炮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君主毕竟要远比他的贵族更有实力。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有为君主们就凭借重型火炮这种新式武器装备，轰开了原本固若金汤的城堡，也使得重装骑兵的优势荡然无存，进而获得了相对于贵族的支配性优势。[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插图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00—108页。]
如果基于蒂利的理论来考察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家构建过程，就会发现，它们的政治军事逻辑大体是相似的。综合来看，欧洲近现代国家的兴起与构建都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武力系统、税收系统与官僚系统。当一个统治者把武力系统、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这个“三件套”成功地建立起来以后，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或现代国家就已然成型了。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如果既拥有军队，又拥有税收系统，还拥有官僚制，那它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韦伯意义上的国家。从逻辑上说，武力系统、税收系统与官僚系统缺一不可。现代国家就是一个包括武力系统、税收系统与官僚系统这一完整构成的政治组织。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接下来笔者要对欧洲大陆具代表性的国家构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以此更具体地展示战争与国家互相塑造的逻辑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回溯历史，今天欧洲大陆较大规模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在历史上都有过一位或几位雄心勃勃且极有作为的统治者。假如有这样一位统治者，他起初也许只是跟周围的君主或封建领主在实力上旗鼓相当，但在后来的政治演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通常来说，这位统治者一方面要靠一场场的对外战争来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吞并许多周围原本不属于他的大大小小封建领地，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建设武力系统，完善更大范围内的税收系统，发展纵向一体化的官僚系统。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使得这位统治者及其子孙能够塑造一个近现代民族国家。以法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国家构建上其实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国家构建的成功案例：法国
法国是欧洲近现代早兴起的民族国家之一，也是欧洲大陆早完成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构建的国家之一。一般认为，公元751—911年的法国加洛林王朝是欧洲封建主义体制的发源地。这种封建主义体制直到12、13世纪还左右着法国政治的基本格局。比如，一部流行的法国史教科书这样写道，12 世纪的法国，“国王只是诸多诸侯中间的一个”，几位主要的公爵与伯爵“在人员、土地与收入上同他们的君主一样强大”。[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上册），吕一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367—368页。] 13 世纪左右，法国王权开始逐渐增强，封建贵族的特权则逐渐削弱，并终在17世纪的路易十四时代塑造了欧洲大陆具典范意义的绝对王权，法兰西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构建终于完成。
这一切或许首先得益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的欧洲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从13世纪开始，法国在政治上的总体趋势是：王室领地不断扩大，国王权力与威持续增长，国王直属军队规模逐渐扩张，服务于国王统治需要的宫廷规模越来越大，巴黎作为法国首都的地位提升与规模扩大，国王对于地方政治控制逐渐加强，法国在欧洲大陆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等等。1226—1270年在位的路易九世已经被法国以外的人们称为“国王中的国王”和基督教世界“独占鳌头”的国王。菲利普五世时期（1316—1322年在位），国王在巴黎西奈岛宫廷的工作人员规模已经达到了951人。1328年的一份档案显示，在法国当时4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法国国王的领地为31.3万平方公里，占比约四分之三。这些资料都表明，法国开始逐渐走出封建主义时代。
从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到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则是法国完成近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时期。路易十三本人应该算不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统治法国很大程度上是倚仗他的重臣们。其中重要的人物，就是著名的枢机主教、首席大臣黎塞留。黎塞留管理法国政府期间，帮助法国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威，提高了中央集权程度。黎塞留用两句后来很著名的话来描述他自己界定的两项使命：一是要“使国王崇高”，二是要“使王国荣耀”。在黎塞留看来，两者不仅都是重要的，而且还有着内在的逻辑顺序，即在法国当时的政治情境之下，只有“使国王崇高”，才能“使王国荣耀”。这意味着，需要把政治权力集中到国王与中央政府手中，要把法国封建主义传统和过去长期形成的贵族制特权结构打破。在黎塞留执政期间，高级议政会被发展成了以路易十三为中心的要的政府机关，国王对外省的控制也大大加强了，国王派驻地方的官员开始有了常驻性质并开始拥有巨大的权力，三级会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