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乔治·桑是十九世纪三位传奇女作家。她们以绝世天赋与旷世激情冲破世俗枷锁，勇敢地爱，独立地写作，自由地生活，不仅搅动了当时文坛，至今也仍是对抗偏见与平庸的zui强音。作者以小说家的笔力与步履，通过对三位女作家身世与故居的探幽寻溯，融合自身的文学体验及成长，更具du家性地揭开了她们跌宕命途鲜为人知的一面。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多伦多市。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重大文学奖项。出版作品有《废墟曾经辉煌》《劳燕》《流年物语》《余震》《金山》《雁过藻溪》等。

冯小刚导演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其小说《余震》。

目 录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有一种力量叫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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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狄金森

有一种诞生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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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

有一种欢愉叫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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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爱》书摘《肖邦：一场燃烧和毁灭》

肖邦：一场燃烧和毁灭

十九世纪的巴黎真是热闹啊，吸引了全世界的各路人马。有的人来巴黎，是看革命的；有的人来巴黎，是逃革命的；有的人来巴黎，是秀本事的；有的人来巴黎，是学本事的；有的人没本事也不想学，仅仅是来看别人显摆本事的。于是，巴黎的沙龙酒肆客栈戏院里，密密麻麻地挤着带口音的外乡人。随便挑出几个名字，就能吓死后人：密茨凯维奇，海涅，李斯特，门德尔松，舒曼……

这一年秋天，巴黎街头又多了一个外乡人。那是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一头麦浪似的卷发，尖下颌，高鼻梁，眉眼俊美得像米开朗琪罗刀下的大卫，只是比大卫多了几分阴柔。年轻人走在秋意浓重的街上，落叶在他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裂响，随身携带的行囊上，沾着厚厚一层灰尘——他已经走了很久很远的路。行囊不重，却压弯了他的背，因为里边有一把来自故乡的泥土。他的家乡华沙，此刻正沦陷在沙皇手里，他有家难回。他当时并不知道，从离家的那一刻起，命运之神就已经在他的脚上拴了一根绳子，领着他越来越远地走向一条不归路——此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波兰。

这就是1831年的肖邦，贫穷，寒酸，肩扛着沉重的国恨乡愁，徘徊在一片尚不知冷热的陌生土地上。这个在波兰轰动一时的音乐神童，在巴黎却不为人知。巴黎不是肖邦的天下，至少那时还不是。那时全巴黎的耳朵，都拴在一个叫李斯特的匈牙利人的琴键上。

巴黎的路很宽，宽得同居一城的两个人，在一条路上来回走上几十年，可能也见不上一面，比如分手后的梅里美和乔治·桑。巴黎的路也很窄，两个陌生人，一条街上随便拐个弯，就相遇相知了，比如李斯特和肖邦。天才和天才相遇，势必要撞出绚丽的火花，不是你死我活的嫉恨，便是惺惺相惜的爱怜。李斯特只用半只耳朵，就听出了肖邦是知音。李斯特的纤纤细手把幕布轻轻一撩，就把肖邦引到了巴黎的舞台上，两人从此演绎出一段既生瑜也生亮

的辉煌。

在巴黎，从一位导游那里我听到了一桩轶事：在一场音乐会上，主角李斯特在全场灯光暗转的时候，悄悄换上了肖邦。当慕名而来的听众正在疑惑为何他们熟悉的演奏风格突然改变时，灯光亮起，李斯特郑重推出了肖邦。从此，肖邦的名字把巴黎精致的耳朵渐渐擦暖。

听到这个故事时，是在一个4月的早晨，阳光孱弱，风却很是强劲，厚厚的外套尚无法抵御从塞纳河吹来的春寒。可这个小小的故事落在我心里，却生出细细一丝暖意。我已经看过太多因嫉而生的恨，因恨而生的歹毒，因歹毒而生的诬陷和杀戮。也许惺惺相惜是辞典里一个过时的词语，但彼此相容总是可以的吧？愿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李斯特和肖邦——不仅仅是为了音乐。

肖邦在巴黎很快就找到了立足之地， 演出和授课的收入迅速改变了他的经济状况。两年后，他走在同一条街上，已是一身华服，且有了自己的专用马车，虽远非奢华，却已脱尽当年的寒酸。只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时还静静地潜伏在某个尚遥远的路口，等待着一只神来之手的推助。

这一次，这只神来之手依旧是李斯特。

1836年的某一天，在情人玛丽·达古伯爵夫人举办的聚会上，李斯特把乔治 · 桑引荐给了比她年轻六岁的肖邦。这次被后世不知演绎成多少个香艳旖旎版本的会面，其实完全不是人们所猜想的那样。那天乔治·桑依然身穿男装，一根又一根地抽着雪茄。受过正统保守教育的肖邦，对这一款的女人很不以为然。聚会后他对朋友说：“桑是个多么令人生厌的女人！但她真的是女人吗？我有些怀疑。”然而肖邦却在乔治·桑心中留下了一个值得耗费三十二页信纸的印象。她没有立即行动，因为那时肖邦的心正被一个叫玛利亚·沃辛斯卡的波兰女子全然填满，腾不出一丁点空间来搁置任何有关别的女人的遐想。两人相遇在一个节拍错乱的点上，和弦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一次乔治·桑罕见地学会了等待，一等就是两年。两年的时间把乔治·桑的耐心磨得像一张宣纸，很薄，但始终没破。

再见时已经是1838年。那一天失恋的肖邦神情忧郁地伏在钢琴上，指间随意地流出一串哀婉的音符。乔治·桑默默地站在他身旁，一眼就看出他的心空了。曲终时，四目相视，她弯下腰来，将嘴唇压在他的唇上——她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他虚掩的心门。他吃了一惊，没有热切地回应，却也没有反抗。

很快，他们的恋情成为全巴黎酒余饭后一个滚烫的新话题。

肖邦的肺结核迟迟未能痊愈，而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的风湿症也越发严重，遵照医生的嘱咐，他们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到马略卡岛过冬。漫长的旅程没有让他们沮丧，因为他们在热切地期待着西班牙的灿烂阳光来驱走身上的病痛，为他们忐忑的新恋情暖居。可没想到这次本想作为蜜月的旅行却成了一场灾难。当地笃信基督教的居民，对婚姻外的男女之情心生排斥，乔治·桑一行四口竟然无法找到一家合宜的旅馆，最后只能栖身于一处废弃的修道院。修道院的房间潮湿阴暗，肖邦的肺病越发严重，他们只好提前返回巴黎。

这次的马略卡之旅并不完全是噩梦，它至少给后世留下了两样不朽之物：一本叫《马略卡的冬天》的书和一架留在马略卡的钢琴。这架沾着肖邦指印和叹息的钢琴，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已经成为马略卡居民最骄傲的拥有物。当然，他们早已淡忘自己祖先当年对肖邦的不敬。

回到巴黎， 乔治·桑和肖邦开始了八年的同居生活——这在乔治·桑晴雨无常的情感时间表里，是一个几乎和永恒等长的时段。他们在巴黎和诺昂各住半年，这边过冬，那边消夏。在诺昂乔治·桑故居，我有幸见到了一些他们当年使用过的旧物。故人已逝，乔治·桑早在生前就销毁了肖邦给她的大部分信件，旁人的记忆支离破碎，和风尘女子一样靠不住。或许只有这些留着他们指纹的旧物，能向后人透露些许斑斑驳驳的真相。遗憾的是，故居内部不许拍照，我没能给那些遗物留下属于我个人的永久画面记忆。

乔治·桑很少在衣装上花钱，但她很早就在诺昂的庄园里装置了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供应系统。在家家户户都还为每日取暖的燃煤焦虑的年代，这是一种何等超前的奢华——可是她愿意为家人和客人的舒适一掷千金。在乔治·桑的厨房，我看见了挂满一整面墙的铁锅，各种尺寸，各样形状，各类用途。可以想象，乔治·桑和她的厨子为了款待客人， 是怎样精细地操持着一日里的三餐。乔治·桑的厨房只是里子，她的餐厅才是面子。餐厅的天花板上，吊着肖邦从威尼斯专程购置的珊瑚色玻璃顶灯。精致的镂花亚麻桌布上，摆着上好的威尼斯杯盏，客人名牌上有这样一些名字：屠格涅夫，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李斯特，德拉克洛瓦，甚至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波拿巴……当威尼斯吊灯在餐桌上洒下温润的柔光，交错的杯觥间睿智的灵魂开始发出激烈的碰撞，满屋飞扬着绚丽的智慧火花——这是何等辉煌的一次次思想盛宴啊！在焦虑浮躁的当今，这样的盛宴已经永远地成为史书的一个篇章。

庄园底层有一个小小的木偶剧场，那里常年上演着各式木偶剧。乔治·桑的木偶神情逼真，服装道具精细至极，连头发都是从真人身上选取缝制而成，深沉的黑，耀眼的红，灿烂的黄，还有这三样基色中的各种过渡色，根据剧情的变换而变换。楼房二层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隔开了两侧的卧室，一侧是乔治·桑和她的孩子们的房间，另一侧是一连串的客房，永远铺着新洗的泛着薰衣草香味的床单，随时恭候着来到诺昂小住的宾客。楼梯拐弯处是肖邦的琴房，门上钉着一层厚厚的隔音材料。据说只有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可以随时进出这间房子，打断旷世奇才的音乐狂想。只可惜，日后他们竟成了冷眼相看的陌路人。肖邦的卧室里有一扇门，可以直接通往乔治·桑的床。在他们关系恶化之后，乔治·桑让人钉死了这扇门，通往两具躯体两个灵魂的通道，从此永久关闭。

世人对于肖邦在诺昂的日子， 有过千百种版本的猜想。无论那些版本彼此相隔得多么遥远，有一点是相通的——音乐诗人孤独漂泊的灵魂，曾经在那里找到过栖身的港湾。肖邦流传下来的旷世曲作中，大部分都创作于那段日子，包括那首举世闻名的波兰舞曲《英雄》。诺昂是肖邦生命中的天鹅绝唱，离开乔治·桑之后，肖邦的琴键和手指同时锈涩，再也无法弹出曾经荡漾在诺昂乡野的灵动乐章。在巴黎浪漫生活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两只手模：乔治·桑的右臂和肖邦的左手。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艺术家之手，都不纤细修长，骨节和筋络明显——那是时代和情感的双重动荡在上面留下的斑驳印记。那两只手相携的时候，巴黎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宇宙爆炸。隔着一百多年的时光和一层厚厚的玻璃，我把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心里不由地涌上淡淡的哀伤——两个天才的相遇，就像是两颗行星的相撞，对赏景的人来说是何等绚丽的千古奇观，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何等粉身碎骨的一场毁灭啊！

肖邦的作曲过程是一阵疾风暴雨，思维的地平线上布满各种情绪的天象。这过程里所有的人都被挡在门外，包括乔治·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