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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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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编辑推荐

《追寻与回归》里收集的文章可以按照“文化战争”和“心灵和平”大略地分成两类,但按照其中贯穿的主线,也可以说就是一系列关于心灵的追寻与回归的故事和反思。人类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寻和对终极的心灵故乡的回归,是古今中外无数文学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也是各种宗教哲学思想的共同关怀。谈世界、谈文化、谈心灵,深受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博客文集。


名人推荐

从一名绝对工具理性的化学家,到一名看见上帝荣美的基督徒,基甸所有的知识,不再是他生命的羁绊,不再是一种当下的骄傲,而是走向基督的预备,是他爱人如己的工具。知识是如此重要,信心、仰望和爱,同样如此重要。基甸的文字,呈现了一名中国人丰富的生活方式。他的头脑之聪颖,文字之荣耀,都来自上帝,归给上帝。 

--苏小和(学者、专栏作家) 

很多人认识基甸,都是因为他十几年前和方舟子之间关于信仰的论战。十几年后,方氏以打假成名,而基甸则华丽转型,不再做辩锋犀利的论道者,而是用他温和的博客带你去看世界:看圣诞老人,看摇滚歌星,看当红电影,看名人政客……看一切的背后,看人心的尽头,看见那只看不见的大手。 

--苏雪菲(编辑) 

基甸的灵性写作告诉我们一个原理:信仰不是一种与人隔阂的宗教,而是一种生命规律,就像先得有一棵树的存在,然后关于这棵树的知识才是有用的。认可了这个原则,生命和知识就一同都变得有价值了。 

--北村(作家) 

如何看待今日世界的冲突,社会学家J.D.亨特曾提出著名的“文化战争”的观念。在这本书里,基甸向我们讲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科学与信仰、教育、学术等领域中的文化冲突。我认为基甸的文字不仅仅有介绍性的意义,而且有启蒙的作用,让我们丢掉意识形态的眼镜,平和地去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彭强(出版人) 

人类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自身所持的价值观,在所有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里,最终极的是信仰之间的博弈。华入知识分子中信仰上帝的为数不多,基甸属于其中一位。他以跨文化的身份提醒人们如何在复杂的文化信息里靠近真理,并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细微的声音帮助我们再找那一条通向永恒的路。 

--朱久洋(画家)


作者简介

基甸,本名程松,旅美成都人,自称“网上云游理科男,海外文化观察员”。复旦大学理学学士,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理学硕士。多年在美从事化工科研开发和管理工作。1995年始触中文网络,后一直活跃于其上,网络写作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和喜爱。著有《穿越网络的信仰思辨》,并有多篇随笔、评论在中文报刊发表。


目录

追寻--文化战争篇 

霍金的婚姻与信仰 

一个温柔的故事 

人间灾难中,上帝在哪里? 

美国也有“宗教盲”吗? 

圣诞节与“政治正确” 

耶稣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奥巴马的麻烦事 

《阿凡达》的宗教元素 

影星吉布森之醉 

道金斯的错觉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 

基督徒如何看待性自由? 

犹太人的“赎罪日” 

在海地惹祸的美国基督徒 

索非亚大教堂的前世今生 

堕落与恩典--HBO电视片《审判哈嘉德》 

“起源大战”--进化论之争 

在仇恨之处播种宽恕--校园枪杀案之后 

杰出科学家中有多少信上帝? 

柯林斯和他的“生命逻格斯” 

再小也是人--《霍顿与无名氏》 

“超级杯”广告引发的“文化战争” 

比利时的古堡和教堂 

云游马来西亚,感受多元文化 

在沙特当外宾 

回归--心灵和平篇 

心灵的空洞与渴望 

反战的和平主义基督徒 

摇滚歌星Bono的信仰 

私奔离教堂,疑似在天堂--电影《其实在天堂》 

希拉里的宗教信仰 

情人节的瓦伦丁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基督徒教育家李登辉 

宽恕的自由--曼德拉 

博爱惠施少数民族 

圣帕特里克节和圣帕特里克其人 

宗教改革纪念日与马丁•路德 

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校徽与历史 

感人至深的《奇异恩典》 

信仰胜过宿命--电影《恩赐妙手》 

一个流浪汉的百万遗产 

换工作的龙门阵 

为人子与为人父的鲁瑟 

金牌与恩典--残奥选手杰茜卡•朗 

“铁人”柔情--奥运明星布莱安•克雷 

南非之行 

白宫的“信仰办”主任 

一个中西合璧大家族的源头 

仰望上天的祈祷与歌唱 

温暖心灵的《平安夜》 

圣诞歌声处处闻 

《纳尼亚传奇》及其作者 

特立独行的美国人 

超级杯中的见证 

韩国队的精神支柱 

在美国长大--写在儿子11岁生日 

母亲节的康乃馨 

微言大意(微博精选)


文摘

霍金的婚姻与信仰

2010年9月,英国科学家、科普作家霍金高调发表“宇宙的来源不需要上帝的创造”的言论,引起媒体和大众关注。与此同时,他的频繁“出镜”被很多人怀疑是因为他的书《伟大的设计》(The Grand Design)同期即将出版,媒体为此而搞的炒作。

霍金的无神论告白令许多相信上帝的人深感失望。以前,霍金对宗教信仰的问题似乎很少有鲜明的表态。在他最畅销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里无神论信仰只是暗含其中,而且因为斯蒂芬•霍金(WM1)霍金自己身处基督教信仰虽然逐渐衰落但基督教传统的影响犹存的文化之中,《时间简史》里面有多处涉及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宇宙观)或者借用了基督教神学、哲学的术语。《伟大的设计》的书名貌似也有同样的“误导”,但不知道霍金是不是成心以此讽刺“智慧设计论”。一些基督徒也许因此一厢情愿地猜测霍金对基督教信仰可能还有一点认同或同情。据说有的中国基督徒甚至误以为霍金是基督徒,这当然是跟“爱因斯坦是基督徒”一样的以讹传讹。但很多基督徒都曾经喜欢、欣赏《时间简史》则是真的。我和我的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朋友都曾经把这本书推荐给自己的孩子看,我也知道一些美国的基督徒理工科教授把《时间简史》当成教学的辅助资料让学生阅读、思考。然而,霍金不相信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其实并非始于近日,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只不过他以前对自己的无神论信仰可能比较低调,到了晚年(或许也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书)则比较直言不讳而已。

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都不可避免地受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除了读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生平也很重要的原因。霍金以坐在轮椅上“身残志坚”的优秀科学家身份为人所知。身体的残障加上科学上的成就,很容易让人将之神化而加以崇拜。但霍金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并不完美的人。残障对他是一种苦难,对他的人生和信仰也一定有所影响。(当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俯身屈就轮椅上的霍金,被一些人解读为“宗教终于向科学弯腰了”。而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被人称为教皇的老者对一位残障人士的爱心和怜惜。)最近我读到一些资料,对霍金的婚姻、家庭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霍金的信仰跟他的人生经历是很难分开的。

霍金的父母家有基督教的背景,但霍金的母亲当年曾加入英国共产党。霍金13岁的时候就已经深受罗素等人实证主义的影响。当他的几个朋友在美国布道家葛培理的伦敦布道会上“决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霍金打心眼里不以为然。可以想象他的感觉——就像一个在中国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对宗教信仰持鄙视态度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某一天突然“信教”的朋友的感觉一样。

但霍金毕竟生长在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深的英国,他从小就对基督教的教义和世界观有所了解,当然也从小就对基督教培养了一定的“免疫力”。他的同学、朋友、同事和科研合作者当中,有不少是基督徒或者有神论者。对霍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应该是他的前妻简恩(婚前名Jane Wilde)。爱情和婚姻有时候是很玄妙的事情——霍金是个理科男,简恩却是个文科女(研究西班牙文学的博士),而陪伴了这位举世闻名的无神论者四分之一世纪的这个女人竟然是一位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的基督徒!借着近年剑桥大学(WM)发行的一些新的传记、电影,我们对达尔文的虔诚的基督徒妻子、对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仰张力也有了更多了解。霍金和简恩这对“冤家”几乎是“无独有偶”,不过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怨气似乎更多。

在1962年除夕的一个新年晚会上,霍金第一次见到简恩,其后很快堕入情网。那时的霍金还只是剑桥大学的一个21岁的成绩平平的穷小子研究生,连研究方向都还没找到。他们相识一个月后,霍金被诊断出患有卢伽雷病,医生告诉他只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存活。但简恩仍然不顾一切地跟他恋爱了,她要用爱情让他在世留下的短暂的年月过得充实、幸福。跟简恩相识、相恋是霍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靠着爱情的力量和自身的刚强,霍金开始在简恩的鼓励和照顾下,一边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一边继续科学研究。

1965年,霍金与简恩结为夫妻。跟简恩结婚彻底改变了霍金的人生,他不但没有死掉,而且活得蛮有激情和活力——他们很快就有了三个孩子就是一个证明。简恩带着一种毅然坚定的信心鼓励霍金,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霍金会在物理研究上作出成果,他们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霍金能一直活到今天,本身就绝对是个奇迹,而曾经支撑他与顽疾绝症搏斗的,一定包括了被简恩的榜样所激励的信心。简恩自己毫不隐讳而且多次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当年支撑她的信心来自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她说:“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我不可能从那样艰难的处境中熬过来,我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跟斯蒂芬结婚,因为我不可能有帮助自己度过难关的乐观精神,更不可能保持那样的精神。”简恩服侍、照顾霍金25年之久,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看护他,推着轮椅带他到各地旅行,还要照顾几个孩子、操持家务。

25年的时间,她看着他从默默无闻的研究生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然而令人伤感的是,霍金与简恩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霍金长年的残障给他和简恩的生活带来深重的磨难,也对两个人的性格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随着霍金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骄横、古怪、孩子气、贪图享乐、以自我为中心,简恩也得了忧郁症甚至有自杀倾向。1990年,霍金宣称爱上了照顾他的年轻私人护士伊莱恩(Elaine Mason)而跟简恩离婚。简恩竭力想挽回他们的婚姻,但无法接受霍金提出的跟家人和“小蜜”轮流同居的条件。1995年,霍金与伊莱恩结婚。2004年,英国有媒体爆料指霍金遭到伊莱恩虐打,据传霍金身上出现多处伤痕,手腕骨折,脸部和嘴唇都有很深的伤口,但霍金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2006年,霍金与第二任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简恩后来也重新结婚,嫁给她的教会的唱诗班指挥。2009年霍金因呼吸道感染病重,简恩还带着女儿到医院看护。

除了残障的苦难和性格的不和,信仰不同、世界观彼此冲突也是霍金与简恩婚姻恶化的原因之一。2004年,简恩出版了她回忆跟霍金的婚姻生活的书《舞动星宿的乐曲——跟斯蒂芬一起生活》(Music to Move the Stars–Life with Stephen,书名另译《霍金:前妻回忆录》),书中不仅坦白地谈及他们婚姻的难处和简恩自己的挣扎,也有大量的篇幅论及他们之间信仰和世界观的冲突。(霍金多年的女秘书在该书出版后公开反驳简恩在书中对霍金的负面描述,并指责简恩照顾霍金并不尽心。)

在他们婚姻的早期,简恩和霍金关于信仰的争论还有点夫妻拌嘴的味道,但到后来这方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痛苦、具有伤害性,仿佛科学与信仰的战火烧进了婚姻的家门。每当简恩想跟霍金深入讨论关于科学与信仰的问题时,霍金都抱以嘲讽的“微笑”,令简恩备感不被尊重而绝望伤心。他们刚结婚的时候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可以一起享受“谈笑皆鸿儒”的知性愉悦,但到后来霍金的朋友圈子越来越窄,只跟一帮“干燥、无趣、偏执”的“教条主义无神论者”科学家相投,简恩觉得索然寡味。简恩兴趣广泛,更不是一个愚昧无知、没有思想的妇人。恰恰相反,她有极深的哲学、人文功底,而且因为二十多年受霍金和他的这帮无神论科学家朋友的耳濡目染,她对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宇宙学)的发展及霍金等人的信仰前设非常了解。在《舞动星宿的乐曲》中简恩对科学与信仰的议题有非常深入的讨论,从中也让人能体会她跟霍金之间的信仰冲突给婚姻带来的裂痕之大、伤害之深。

简恩对霍金的无神论信仰的认识可以说是入木三分。霍金为维护无神论信仰提出了“人择理论”来抵抗现代科学发现(特别是大爆炸)指向创造者的“神学意味”。简恩指出,这不过是因为霍金这样的无神论科学家以把宇宙的起源还原成科学定律和数学公式作为最终目标,对他们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一种“尴尬的障碍”。那种“把人类复杂的感情和心理反应还原成科学公式和分子间的化学反应”的还原主义跟简恩身上的人文气质格格不入。她说:“音乐、艺术、政治和科学创造中的属灵微妙远远超过任何能植入人脑的、作为一种基本生存机制的原始功能。”简恩不接受理性是认识宇宙的唯一途径,更对一些“以科学教最高祭司自居”的人用科学取代宗教、迷信“科学万能”的傲慢与偏见不以为然。对甚至连人的利他行为也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动物行为论”,简恩不但质疑其科学性,更指出其虚无主义的实质。霍金不相信上帝,但却相信11维时空、弦论、多宇宙、外星人存在、地球即将毁灭等同样无法实证的理论。简恩形容这是一种“关于想象中的粒子在想象中的时间中穿过魔镜般的宇宙”的“只存在于理论家头脑里”的玄学,并对竟然有人因此膜拜霍金甚至把他视为绝对正确的“神明”而感到悲哀。只有一次,在他们夫妻争论信仰问题的时候,霍金承认他的“宇宙科学”跟宗教一样需要“信心的跳跃”。

当霍金不断宣称他的宇宙里没有上帝、对信仰嗤之以鼻时,简恩觉得非常讽刺。她说:“我跟霍金一起生活就是以信心为根基的——我相信他的勇气和天赋,相信我们会共同努力,我的信心的终极就是宗教信仰。”在霍金的残障和他们婚姻的不和带来的苦难之中,简恩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教会中找到了一些慰藉。苦难也迫使她对恶的来源、对罪、对自由意志等问题有很深刻的思考。但很多时候她也有很深的挣扎。很多时候她困惑地问自己:“上帝到底要我付出什么?他到底要我做出多大的牺牲?”她努力在“黑暗、痛苦和恐惧之中倚靠上帝”,也试图跟霍金分享自己的心灵感受,但霍金只要一听到“恩慈”、“怜悯”等基督教意味的字眼就怒气冲冲嗤之以鼻,好像受到侮辱一般。在他眼里这样的“教徒的多愁善感”是懦弱、愚昧的表现,是他最鄙视的失败者的行为。最近几年经历几次“大难不死”后,霍金变得更加桀骜不驯,心变得更加坚硬冰冷,而简恩最终也没能脱离“与不信的人同负一轭”所带来的悲剧。

有一点简恩肯定是对的——人类的心灵如此地奥妙,绝非数、理、化公式可以全然测透的。尽管霍金在科学上的成就令人景仰,但他大半生经历残障的苦难,本身已是不幸。而虽然简恩是基督徒,他们的婚姻最终还是失败,就更是悲哀。这些对霍金的信仰和对上帝的看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局外人恐怕难以推测。苦难带给人的心灵的影响各有不同。有些人的心在苦难的磨炼中可能变得更加柔软,对他人更有悲悯、同情和爱心,苦难反而使他们与上帝更加亲近,对上帝的信仰成为他们跨越苦海的桥梁(如台湾女作家杏林子);但也有些人的心在苦难的煎熬中可能变得更加刚硬、冷漠、怨天尤人。婚姻的难处也是一样。有的夫妻在难处中山穷水尽而不得不呼求上帝,结果反而绝处逢生让婚姻死而复活;但也有的夫妻在彼此的伤害中不能自拔,在怨恨与苦毒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霍金也许是个优秀的科学家,但科学无法给人道德的动力,科学也无法挽救走向死亡的婚姻;简恩也许是个有思想的基督徒,但很多时候即使信仰者也有软弱和无奈。他们两人长年在信仰上的冲突和纠结,跟感情、生活上的不和与纷争交织,最终分道扬镳越走越远,这无疑给围观的我们留下伤感的悲剧。

但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和人性,物理公式无法还原,11维时空的遐想毫无帮助,粉丝的神化膜拜也终会幻灭梦醒。有时我难免会想,也许,上帝给霍金一个残障的身体和一个失败的婚姻,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些微声提醒?

但愿我们的心灵不会听而不闻。

一个温柔的故事

那个年轻人一副大学生的穿着打扮,而且是那种比较嬉皮而又有点愤世嫉俗的大学生。他留着长发,穿着有破洞的T恤和褪色的牛仔裤,没穿鞋,光着脚丫。

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在美国的这所名校读数学和哲学双专业。他的思想远比同龄的同学深刻。他的父母是很成功的专业人士,对基督教强烈反感,从小就教育他宗教是一种神经错乱,是危害人类社会的毒瘤,要他像对待毒品那样别去碰。但是他到了青春期很反叛,啥都跟父母对着干。父母喜欢摇滚乐,他偏喜欢古典音乐。进了大学,他竟对宗教特别感起兴趣来,常常上网跟人辩论宗教的事情。他自己在宿舍读圣经,一读就是几个钟头。有一天,

他突然觉得人生特别没有意义,觉得自己很污秽,而圣经向他说话,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他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跪下来,流泪祷告,信了主。就这样信了,没有人喋喋不休地向他传教,他甚至没进过教堂的门。

美南私立大学Berry学院

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他走过校园附近这个小镇的教堂。他停下来,很想进去看看。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会友都是博学多才、有所成就的人,穿着正式而高雅的衣服来礼拜,教堂门口停满了各种名牌车子。这个教会的人很想向校园里的大学生传福音,但是觉得很难。他们好像跟那些成天生活在IM、iPod和手机短信世界里面的年轻人根本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这个大学生走进教堂。还是那身满不在乎破破烂烂的穿着打扮。礼拜已经开始了一会儿。教堂不大,今天早上里面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巴尔的摩市内小教堂人,他竟然找不到一个空位。他在一排排的椅子边上往前走。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穿着另类的年轻人。很多人开始有些不自在,但是没有人说什么或做什么。年轻人再往前走了几步,还是没有位子。于是他蹲下来,干脆盘腿席地而坐。一些教友把身体坐直,甚至有点僵硬。空气中似乎有一种张力。

台上牧师刚刚开始讲道。这时,他看到一位坐在后面的老人站了起来,慢慢向年轻人走去。老人是教会的资深执事,德高望重、敬虔端庄,深受众人尊敬。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很正式的西装,走路不很方便,手里拄着根拐杖。他走得很慢。牧师停下讲道。整个教堂鸦雀无声,只有老人拐杖碰到地上“笃、笃、笃”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心里说,不能怪这个老人,他只不过是要做他该做的。总得有人出面做恶人,这里毕竟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老人采取行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老人身上。

老人走得很慢,似乎走了几个世纪才走到年轻人身边。他把拐杖放在地上,慢慢地、艰难地蹲下来,然后在那个大学生身边席地坐下。他要跟年轻人并肩而坐,一起敬拜上帝。礼拜重新继续。人们的心里被老人感动,觉得喉咙哽咽、眼睛湿润。

牧师继续讲道。那天早上,他讲的题目是“道成肉身”。

人间灾难中,上帝在哪里?

进入21世纪的世界,天灾人祸似乎并未减少,反而更频繁地发生。很多时候,灾难都会引发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质疑和争论。

2004年圣诞节次日南亚发生海啸天灾以后,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灾难考验宗教信仰》的文章,描述人们目睹灾难以后要为灾难的“悲惨景象讨一个说法”,然而这时宗教人士却似乎“无言以对”,或者表示“在面对此类苦难时保持信仰比较困难”。海啸灾难“考验宗教信仰”,也向相信上帝存在的有神信仰提出“如此灾难中上帝何在”的巨大、严重挑战。同时,该文也指出不同宗教信仰基于其不同的神学对上帝与苦难的问题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或是(相信这是上帝的)惩罚、激励人们更虔诚的信仰,或是伸出援助之手的重要机会。

面对巨大的灾难,人们难免想要“讨一个说法”。但苦难本身具有奥秘的性质。而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苦难其实更需要的是慰藉、悲悯和承载,而不是理性或神学的解释。人有理性,但是人的心灵并不是只有理性,“人类的苦难仍比海洋里的全部沙子更沉重,人的生命比永恒真理更重”。(陈颀《理性荒原上的旷野呼告》)

自然灾害中虽然没有人类的意志在起直接作用,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苦难都跟人有关。“天灾”常常跟“人祸”难以分开。如果人类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世界上的自然灾害就不会那么频繁;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爱人如己”,世界上饿死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

但“天灾是上帝惩罚人类”的“天遣论”并不一定符合基督徒的信仰——虽然基督教信仰的确不把苦难跟邪恶及人的罪性割裂开来。创世记记载,人类始祖犯罪(背离上帝以自我为中心)以后,不但人受到诅咒,连自然也受到连累。我们今天诚然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罪性和邪恶所污染的世界,所有的受造物跟我们一样“叹息劳苦”,“切望等候”上帝的救赎。但是,苦难与罪性(邪恶)的关系在基督教信仰里绝非所谓的“天谴论”那么肤浅、那么直接“报应”。罪性(邪恶)带来苦难,往往是通过他人或者通过败坏了的自然临到受害者。基督教信仰非常明确地否认人遭受苦难一定是受害者自己罪恶的报应或上帝的惩罚的观念。圣经里面言说苦难最重要的一卷书是古老的约伯记(旧约),而约伯记的主题是约伯这个义人(不但在人眼里而且在上帝眼里都是义人)遭受巨大苦难带出来的“天问”。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九章里,耶稣的门徒带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来问耶稣:“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明确地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随后医治了那人。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塑像耶稣教训门徒不要自以为受害的人比自己更有罪,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面对苦难,我们可以,也应该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罪恶警醒悔改;苦难可以,也应该更激励出我们悲悯苦难、爱人如己的爱心。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自以为义、“替天行道”式地指责他人,对苦难妄加解释。

苦难是各种宗教、信仰和哲学都无法逃避的主题。面对苦难的现实存在,“我们如今有的选择是:1.承认这个事实的压倒性与必然性,进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一切美善价值与公义理想,做一个愤世嫉俗的犬儒、冷眼旁观的虚无主义者,或随流偷生的苟活者。2.宣告上帝不存在,人不能妄想倚靠外力搭救,只能自力更生,自行搭建一套完全建造在人间基础之上的价值。3.宣称在不义的现实之外尚有一个正义的理想,而此理想(信仰)乃建造在一个超越人间现实的基础上,然后借以反抗现实,认定真理至终得胜”。(梁家麟《苦难与上帝》)

然而即使勾消了上帝,人类的苦难仍然得不到说明,也丝毫得不到减轻。无神论信仰、哲学和虚无主义者提倡人自己承担自己的命运——包括苦难的命运,结果却是使人自己成为人类无边苦难的被告。

以苦难的存在来证明基督教“全能”和“至善”兼具的上帝不可能存在的“苦难论证”,据说是现代基督教“护教学”的第一重要的论题,因为很多人相信苦难的存在证明上帝要么不是100%的“全能”,要么不是100%的“至善”。然而“苦难论证”本身即使从纯粹逻辑上来说也并非严密。就其论证的前提而言,“无神论者的立场是‘若有至善者,则至善者必欲阻止苦难发生。’但这不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一个可能世界里(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苦难来彰显善。例如,我们需要懒惰来彰显勤奋;怯懦来彰显勇敢;地震、海啸等天灾来彰显人类面对危险时的智慧和忍耐,等等。此外,我们亦可想象,由于自由意志(free will)是相比之下最高的美德或善,因此神便必须让人类有能力为恶,否则便不能称为自由”。(陈成斌《“苦难论证”的不健全处》)在我们个人的经验中,在关于灾难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确实也见到、听到在苦难当中及在灾难发生以后,人们往往表现出感天动地的善良、勇敢、友爱、利他精神,人性的光辉在灾难中一再闪现。也有很多人经历苦难之后,性格从自私、冷漠、浮躁、孩子气变成有爱心、坚韧、成熟、能为他人着想,苦难成为塑造个人品格的“化装的祝福”。

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悲悯、认同人的苦难的上帝。“在上帝的眼里,人类的苦难比什么都沉重。”(陈颀)因此,因为苦难的存在而拒斥上帝,在基督教信仰这位受难的基督面前是完全无效的。正如刘小枫所说:

“在所有宗教中,只有基督精神提到了与人的受苦不同的上帝的受苦。上帝在十字架上无辜地承受着此世的受苦和折磨,以至于最终被钉死。表明上帝最痛心于人的受苦,并以自己的挚爱来分担人的受苦。上帝的受苦是主动的,这种主动受苦与挚爱的行为同一,上帝的挚爱表达为上帝的‘分担痛苦’。只有圣经中的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才受苦。只有圣经中的上帝才使人在无意义的苦难和死亡中,在苦难以至于灭亡和失败中找到某种意义,这意义即:最终的胜利不会是苦难、不幸和死亡,而是爱、正义和和平,耶稣基督的上帝是作为生存难友与人并肩而立的上帝,与受苦的人休戚与共的上帝,是一位同情的、与人患难与共的上帝,他在未来将改变一切,把人从罪恶、苦难和死亡中解救出来,把人类引向终极正义、彻底的和平和永生的上帝。受苦只能在耶稣的受难和受死中获得某种意义。这意义即:即使在黑暗中,在悲伤、痛苦和不幸中,受苦者也能遇见以遣出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为人受过地惨死来爱人类和关怀人类的上帝,从而,无论什么苦难和不幸都不能扼杀上帝在耶稣的受难中启示给我们的拯救之爱和希望。”(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

人间的灾难是否挑战基督徒的上帝信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这次灾难既考验着宗教信仰,又令宗教信仰获得新生”。人间的灾难可能让一些人对上帝的信仰产生动摇,但也可能帮助我们反思基督教信仰的真义,从而得到信仰的“新生”。

美国也有“宗教盲”吗?

在当今世界,美国被人认为是最“宗教”(基督教)的国家。很多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人当中的有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的比例远比同为发达国家的欧洲国家高——尽管在美国参加“建制教会”的人数也呈下降的趋势。欧洲人已经把上帝排除在他们的宪法和意念以外,大多数的美国人还相信上帝创世和童女生子(耶稣)。很多人把美国视为一个“基督教(新教)国家”,也有很多人为美国社会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多元而赞叹。

然而,最近一位美国学者却对美国人中有太多“宗教盲”和“半宗教盲”提出批评。波士顿大学宗教系系主任普罗希罗(Stephen Prothero)教授2007年著述出版了《宗教文化程度——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知道却不一定知道的事》(Religious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and Doesn′t)一书,不但受到学界好评,而且很快畅销并引起媒体和大众的注意,一时间“咱们宗教知识不及格啊”成为美国人的热门话题。

大部分的美国人不知道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或者佛教跟道教的差别;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知道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记;60%的美国人说不出十诫中的任意五项;有一半的高中毕业生认为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一对情侣;只有一半的美国人能说出四福音书中的任何一本的书名;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知道“登山宝训”是耶稣所讲;而超过75%的美国人以为“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是圣经里的话。普教授引用的这些统计数据实在应该令美国人羞愧难当。如果只是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了解贫乏倒也罢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是出了名的,外国历史、地理如此,“洋教”也不能例外。(每次我跟老美说我是中国人,他们都爱问“中国哪里”,我说“四川”,百分之百地,他们都会晕菜。一些到过中国或者世界地理知识比较好一点的老美会说我知道北京、上海,这四川是挨着北京呢还是离上海比较近?我每次都得不厌其烦地用麻辣川菜、大熊猫、跟西藏接壤等等跟老美解释、科普。)但一个据说大部分人口都是基督徒的族群,对圣经和基督教ABC的知识竟然贫乏得这么可怜,也实在是徒有虚名,对不起“基督教国家”的称呼。

这样的现状其实并不特别出人意外。现如今的美国社会已经不仅“后基督教”,而且后现代了。人民群众都进入看图、遛网、瞧视频的电子时代(连总统候选人都需要到YouTube上发布短小视频),不读书、不看报已经不再是值得羞愧的事情。欧洲虽然可能在世俗化(去基督教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但欧洲人的文化底蕴毕竟比美国人强。一个法国中学生的世界历史、地理知识跟一个美国中学生相比,也许跟一个中国中学生的代数、几何知识跟一个美国中学生相比一样“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人在读书和非技术性智识上的退化可能在全球也领先。

然而,这远非“从来如此”。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文化本来是特别重视读书的文化——因为连上帝也用圣经这本书向人启示自己。基督教及其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历史,固然也曾有过黑暗面,但更有其开启民智、破除迷信、春风化雨的一面。无论是古代欧洲的蛮族,还是南美丛林里的少数民族,福音的传播都曾经带来帮助这些民族发展文化的副产物。其中,很多民族甚至是因为传教士把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才有了自己的文字(由传教士发明)。这一点在美国历史中表现得同样明显,甚至更加突出。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对19世纪的美国学校教育影响甚巨。那年头,圣经是很多人的启蒙读本,十诫被编成顺口溜给学龄儿童天天背诵,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是胸怀“文化使命”的基督徒创办。林肯受正式学校教育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靠读圣经(古雅的King James版)学习文化并成为演说家和政治家。当年,美国人以爱读书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一个读书的民族”。基督徒同样注重知识。那时候的宗教领袖,如带领基督教大复兴的爱德华兹,不但是杰出的神学家,在其他人文领域也是学富五车涉猎广泛的优秀学者——至今耶鲁大学还有爱德华兹研究中心。

威廉斯堡早期殖民地古旧教堂内担忧主要在文化而不是宗教信仰的层面上。他的理由很简单。从文化的角度,宗教给人类历史和文明带来过更新与推动,也制造了并继续在制造斗争、战争、苦难和灾难。一个生活在今天电子时代的人如果没有电脑或家电的最基本的知识,无法使用这些科技的成果,恐怕很难生存。而在(至少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宗教战争”仍然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最重要的关注点的当今世界,一个人就算是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理当对世界上的宗教及其宗教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才够格免于被“开除球籍”。宗教“文化水平”太低,成为“宗教盲”或者“半宗教盲”,不但值得羞愧,也很危险。好比美国的政治家们,有的说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有的却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就崇尚暴力,作为一个选民的美国人要相信谁?如果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又从何做出判断?普教授因此提出一些提高美国人“宗教文化程度”的建议,包括在公立学校多开介绍圣经或者其他宗教知识的课。(几十年前美国“去基督教化”的成果包括在公立学校限制与宗教有关的教育。普教授的这一提议似乎有“翻案”的意味。)

另有统计结果显示美国的基督徒——甚至是福音派的新教徒——的“宗教文化程度”跟美国人的整体水平基本上没啥区别(一样的低)。即使在圣威廉斯堡早期殖民地古旧教堂外经知识和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方面基督徒也没有优势。这确实令人伤心和担忧。当然,美国人还是有一些底子的。比如在科学方面,虽然美国中学生的平均数学水平无法跟中国的中学生相比,但美国仍然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数学家。今天的美国仍然有像普教授那样“宗教文化程度”非常高的“世俗”学者和很多“宗教文化程度”同样很高的基督徒学者和教会人士。但是,宗教信仰毕竟不同于数学。如果普通“教众”连最基本的圣经ABC和基本教义都“蒙嚓嚓”,“基督教文化”还从何谈起?没有认知上的根基,信仰变成“盲信”和“挂名”的危险性也就更高。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普教授“提高美国人宗教文化程度”的呼声也能刺激美国的基督徒生发一些危机感,以便重新拾回注重读书与知识的传统。

情人节的瓦伦丁

“情人节”本来叫“圣瓦伦丁节”(St. Valentine′s Day),中文翻译得比较风花雪月,其实在美国也不限于“情人”之间。最起劲的人,也许是小朋友(有点像是儿童节)。

说起来圣瓦伦丁节本来跟基督教是有关系的。研究教会史的人相信在公元后3世纪,时值迫害基督教极为惨烈的罗马皇帝克劳多斯二世(Claudius II)当政,有好几位叫瓦伦丁的青年为信仰殉道。其中有一位瓦伦丁是一位年轻的神甫,他曾不顾克劳多斯的禁令秘密为一些有情人主持婚礼。(克皇帝好战,却抓不够壮丁,他相信都是青年男同学耍朋友结婚“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缘故。)后来这位小瓦被抓去坐监狱,在监牢里面爱上了狱卒的女儿。在他殉道的前一天还给这个心上人写信,可谓是大大的“情圣”。据说他的信是用花的桨汁当墨水写的(够romantic吧),还有一盲女因“信”得以看见。但是那个狱卒仍然铁石心肠,还是把小瓦给斩了。当天正是2月14号。

历史学家虽然不太确定“圣瓦伦丁节”到底是为了纪念哪一个瓦伦丁,但是却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教会要选2月14号这一天。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原来在那以前每年的2月14号是一个异教的节日,从2月13日晚开始庆祝。这是罗马神话中某个管婚姻、生育、性爱的神的节日。在这一天每个适龄男青年可以通过抓阄“得到”一个女孩,在未来的一年就有了约会她的“许可证”。这种风俗后来带来很多不好的问题。当时的教会在纪念那位反抗暴政、为信仰殉道的圣徒青年瓦伦丁时就把日子选在了这一天。当时把抓阄分女孩改为抓阄看“得”哪一位历史上的圣徒,抓到哪位圣徒来年就要努力仿效他,以此纪念先前的圣徒,也有顺便引导一下王老五们把激情用到正道上来的意思。因为瓦伦丁的故事也跟爱情有关,后来又发展出一些“表爱心”的内容,添上罗曼蒂克的味道。

今天的“情人节”在西方仍然有表爱心的温馨的一面,也是夫妻重温浪漫的好时光(对了,今天给“我们家领导”的那一打玫瑰可千万千万不能忘了)。另外也可以在亲人朋友之间互送礼物。不过,今天这个节日已经被彻底商业化、世俗化了,“情人节”的来源跟基督教的关系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2006年的圣诞节又要到了。我和妻子带着我们家两个臭小子在屋里、屋外布置好圣诞装饰,家里开始回响好听的圣诞音乐。今年老大参加了一个社区剧场的圣诞歌舞剧演出,剧名是《圣诞前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孩子们很酷地简称为“T′was”)。那是个很传统的圣诞剧目,根据1822年一位神学院教授(也是纽约盲人学院的创办人)摩尔(Clement Moore)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同名诗歌创作而来。摩尔的诗把圣诞老人描写成一个快乐的胖老头,坐在由八只可爱的驯鹿拉着的敞篷雪橇上飞越高山海洋,把圣诞礼物带给乖娃娃(那些调皮的同学嘛,哼哼,you better watch out——你最好小心点)。据说这是美国版圣诞老人的文学来源。歌舞剧所表现的家庭之爱和对童心的呵护相当感人,而剧中的圣诞老人告诉天真的孩子们、也告诉自以为聪明的大人们:不错,圣诞老人也许是人装扮的,但是圣诞老人也是真的,他所代表的圣诞精神是真的,而关于他的传说和想象是美好的。排练的时候,演圣诞老人的演员跟老大和我聊天,我说我们家老大早已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的,那个演员老头瞪我一眼,说:“Excuse me——有没有搞错?你来摸摸我的手,我不是真的吗?”给我上了一课。

在世界各地,圣诞老人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在美国的孩子当中最流行的名字是三塔•克劳斯(Santa Clause,昵称三塔Santa)和圣尼古拉(St. Nicholas,昵称圣尼克St. Nick)。如果真要考据,圣尼古拉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三塔那个如今已经被商品化到极点的形象——一个红衣服、白胡子、乐呵呵的矮胖老头儿,则可能掺入了北欧等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神祇和人物的形象。我告诉老大,历史上的圣尼古拉是公元4世纪小亚细亚的一位基督教主教,我三个月前在土耳其刚刚参观过他的教堂呢。

今年9月我在土耳其出差,周末去米拉(Myra)古城的圣尼古拉教堂参观。1600年前圣尼古拉曾在这里生活、侍奉。教堂建于6世纪以前,1862年由俄国贵族重新修缮。教堂斑驳的壁画上有清瘦严肃的圣尼古拉的画像,粗大的石柱已经断缺不齐,阴暗的石屋中有一副圣尼古拉的石棺。(圣尼古拉死后其墓甚至其骸都被人当作“圣物”偷来抢去,这里可能只空有一棺。)教堂外面有摊贩兜售富有拜占庭圣像风格的各种烫金圣尼古拉画像,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留作纪念。

公元3世纪圣尼古拉出生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的小镇帕塔拉(Patara)。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富有的父母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但他从小受爱主的基督徒父母的影响,立志要照耶稣所教导的去做。所以,他真的变卖自己所有的财物周济穷人,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服侍卑微的劳苦百姓。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乐善好施而远近闻名,并被选为米拉城的主教。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迫害基督徒期间,圣尼古拉被抓去坐牢,身上满是鞭痕、钳伤与烙印,但他仍坚守信仰不渝。出狱后圣尼古拉出席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晚年的圣尼古拉继续在米拉建立孤儿院、照顾老弱病残和贫民。圣尼古拉于公元343年12月6日在米拉逝世。他死后被天主教封圣,12月6日并被定为“圣尼古拉节”,今天在欧洲等地仍被庆祝,而主要的庆祝方式就是人们互送礼物,体现圣尼古拉、也是圣诞的博爱惠施的精神。在圣尼古拉被埋葬的墓地上建起了圣尼古拉教堂,成为基督徒“朝圣”的一个地方。当今世界有超过两千所的教堂以“圣尼古拉”命名。圣尼古拉在俄国、北欧和西欧尤其被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尊崇。

圣尼古拉的一生最广被传颂的是他慷慨助人的事迹和他对儿童的爱心。这些事迹后来被赋加丰富多彩的想象而融合成经典传说。在一个著名的传说中,圣尼古拉听说一户穷人家的三个女儿因为家里没钱置办嫁妆而无法出嫁、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就悄悄地给了那家人三袋金币。金币从窗外扔进屋,正巧掉在正在壁炉前烘干的长袜里面。这就是孩子们圣诞节在壁炉前挂长袜等待圣诞老人把礼物放进去的习俗的由来。关于圣尼古拉的其他传说还包括他救回被匪徒绑架到外乡的一名米拉男孩、让三个被黑店杀害的神学院学生从死里复活、平息狂风巨浪拯救海船上的人、让肯拿出粮食救济米拉饥荒的船只在抵达目的地时不但一颗米不少而且粮食溢出船舱,等等。而圣尼古拉曾经冒死解救被处极刑的政治犯、斥责贪官污吏的腐败、维护社会公义、帮助百姓度过饥荒等等,则不是传说而是史实。在他的故乡,圣尼古拉被人视为有能力施行奇迹的“神人”。而在西方,他被尊为儿童、海员、矿工、学生、孤儿、流浪者、乞丐、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和其他各种弱势群体的“保护神”。

这位清瘦孤独的古代基督徒一定想象不到,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以他为原型的圣诞老人形象会变成今天这个“呵呵”有名被全世界孩子们热爱的胖老头儿。感慨之余,我把真正的圣尼古拉的故事告诉儿子。我跟儿子说,是的,圣诞老人曾经真有其人。虽然,他远没有今天广告上的那么富态,但是他是真的,他体现的圣诞精神也是真的。孩子,你曾经“迷信”Santa,只为了得到一些礼物,今天你认识了真实的圣尼古拉,他一生都在给予。等你长大了,老了,希望你自己也成为一名圣诞老人,把上帝的恩典带给需要的人。

宽恕的自由——曼德拉

2008年7月18日是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90岁生日。

当年,曾经坐过白人种族主义者27年监狱的黑人领袖,如今已经是白发高寿的老爷爷。最近,全世界都在庆祝这个老人的90大寿。在伦敦有好莱坞影星和摇滚歌星参加的音乐会,在南非等地更有多项盛大的祝寿活动。老年的曼德拉还是那么风度翩翩、充满个性魅力。世界各地的人对他的赞誉在这个时候更是不绝于耳。跟曼德拉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称赞曼德拉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是一位兼具“信心、谦卑和带着真正高贵气质的恩典”的领袖,“在他出任总统以后,他用他的个人魅力倡导民族和解,把(南非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模造成一个正在兴起的多文化国家”。国际足联主席布拉德说国际足联把2010年世界杯主办权授予南非,也是受曼德拉影响,他称曼德拉是“恩典和尊严的榜样,一个有毅力克服最大困难的人”。也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主教图图将曼德拉称为“上帝给南非的礼物”和“南非给世界的礼物”。他说,曼德拉就像耶稣基督和那些把爱带给世人的基督的跟随者一样,在服侍苦弱贫穷者中体现出伟大的精神力量。

曼德拉被世人视为跟特蕾莎嬷嬷、马丁•路德•金和甘地比肩的伟人。跟任何其他伟人一样,曼德拉也不是“圣人”,他也有他的缺陷和弱点(如早期的暴力抗争和失败的婚姻),但曼德拉最令人景仰的地方,是他饶恕过去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所体现出来的宽容和恩典。27年漫长的牢狱给他的身心带来严重的伤害,但他立志绝不向过去的仇敌和曾经逼迫他的人报复。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身陷牢狱。”从监狱出来的曼德拉,充满尊严、克制和使人和解的精神。他呼吁黑人克制复仇的欲望,“把长矛扔进大海”。1994年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邀请曾经看守他的三位前狱方人员出席典礼,把他们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政要,并向这三个人致敬,令全世界为之震撼和动容。

这让我联想起20世纪的另一个风云人物——波兰的瓦文萨。瓦氏曾有一段时间精神跌落低谷,内心极端烦躁绝望。

纳尔逊•曼德拉(2008年)(WM)他一直把同为波兰裔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他约了教宗在一片树林中秘密会面,向教宗吐露他的烦愁。他说自己心里面最难受、最没有平安的,并不是政治生涯的低潮,而是自己内心对逼迫自己的人的仇恨和苦毒挥之不去,无法释怀。约翰•保罗用上帝的爱和宽恕劝勉他,激励他靠着从上帝那里来的力量战胜自我、战胜心中黑暗的“心魔”,祈祷他能够从内心“爱仇敌”、宽恕以不公正对待自己的人。

这个世界的法则是“以牙还牙”,但用仇恨去报复仇恨,只有永远在仇恨的深渊中万劫不复。而要用爱去战胜仇恨,对血肉之躯的人,又谈何容易!宽恕敌人需要宽广和自由的心灵。如果没有信仰,“以德报怨”只能是“说得做不得”。

曼德拉是有信仰的人。他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从小时候起就是基督徒(卫理公会教派)。曼德拉不是一个“随时把信仰戴在袖口上”的人,所以他不太爱公开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从来都是、今后也将一直是一名基督徒。他坦承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都以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为根基。曼德拉的宽恕精神跟他的基督教信仰紧紧相关。曼德拉年轻时也曾经是发誓不惜牺牲生命也要跟白人种族主义者抗争到底、满有激进倾向和苦毒仇恨的“愤青”。被囚罗本岛的二十多年,曼德拉的精神世界经历了深刻的改变。经过苦难的磨炼,他的心没有变得更加冷酷僵硬,反而变得更加柔软温和。他对敌人的仇恨减少了,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却有更深的反思。27年的牢狱,曼德拉失去了肉身的自由,却获得了心灵真正的解放。在曼德拉的政治生涯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宽恕和仁爱,罗本岛监狱,曼德拉曾在此被囚(WM)而拒绝苦毒与仇恨。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被囚)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曼德拉的“自由观”,因基督信仰的宽恕精神而迈进一个更超越的境界。在这个批判斗争、冤冤相报的世界上,曼德拉向我们见证:自由,不仅仅是不惧肉身的囚禁,更是有能力越出仇恨的心狱。

90岁高龄的曼德拉还没有“退休”,他还在积极参与跟贫穷、艾滋病、种族歧视和环境破坏的斗争。(曼德拉的一个儿子死于艾滋病。曼德拉是第一个坦诚承认自己的亲人死于这个令很多人羞于启齿、讳莫如深的病的非洲政治领袖。)但愿上帝继续保守祝福这个带给我们这么多感动和启迪的老人,但愿曼德拉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见证的宽恕与自由的精神继续感动、激励我们。

基本信息

出版社: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0月1日)

平装: 313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9787802509764, 7802509769

条形码: 9787802509764

商品尺寸: 20.8 x 14.4 x 2.6 cm

商品重量: 35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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