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是哲学最大的问题，而我又恰好处于这样的生命历程中。按照医生的判断，我随时都可能走人，所以时间很紧迫，也正是因为这种紧迫感，让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分享我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我以轻松的方式，谈大家一般不愿意谈，但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也算是我最后走之前对社会的关怀，还有我的爱。”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收到了哲学家朱锐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布仅剩数十天的生命，每天都在体验身体的疼痛与功能丧失，朱锐留下的文字直面每一步更接近死亡的进程。但他无所畏惧，并将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带至人生最后时刻。他始终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这本书正是源自作者朱锐在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以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一门哲学课，汇集了他在哲学研究领域30余年的思考。从大学教室到安宁病房，他将最后的时间转为生命的渡口，用哲学的理念和生命的实践阐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死亡的积极性的理解，从古希腊“练习死亡”的哲辩到庄子“大化流行”的生死观，从存在主义困境到爱的终极释义，希望给予读者一个多元的生命视角，重新理解生命、理解生活、理解自己，用哲学和艺术的态度来直面生活中的终极挑战。

朱锐（1968-202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美国森林湖文理学院哲学系终身教授、神经学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横跨哲学、艺术学、神经生物学，在心灵哲学、神经美学、比较哲学、古希腊哲学等研究领域做出积极贡献。在生命的最后一轮春夏，他带病讲课，探讨自己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广泛报道。

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讲台上，请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生命的意义在于不确定性。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惧怕那些不应该惧怕的事物，就是作茧自缚。生命要比原子大。关于死亡，没有传记，只有小说。如果生活于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之中，那就是在消磨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只有有限的身体，才配拥有生命。死亡是融入生命的洪流，是生生不息。“我是万千逸动的风”，这就是死亡的意义。 每个人都承载着宇宙的奇迹，这不是隐喻，而是事实性的描述；每个人的意识都是宇宙的奇迹，让宇宙为之闪烁，这不是诗意的语言，而是客观的描绘。#我们传统上都认为“大知”是好事儿，“小知”则是不好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舍小而取大是一种比较片面的思维方式。在今天，有一种全球范围内流行的生活哲学，我们姑且称之为麻雀主义——过小日子。我生活的天地就在我的后院，这在西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运动。有人说，“大”是一种资本的变身，是跨国公司的表象，麻雀主义要反抗的就是这种吞噬一切的“大”。麻雀主义不是“躺平”，更不是“卷”。所谓的“卷”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意义。麻雀主义也不是混日子，而是一种“小”意识的觉醒：在后院种几株南瓜，几根胡萝卜，过一种自给自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宣布将自我隔离在商业世界、消费世界这种资本控制一切的霸权主义之外。麻雀主义是积极的，代表了一种现代的环保意识的，甚至是自在自为的人格意识的解放。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大”就盲目地崇拜它，因为“小”就盲目地鄙视它。实际上，我们都是平凡的人，都是“小”的。很多城里的人渴望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回到农村；渴望的不是大江大河，而是小溪。个人体验离不开这样的“小”。特别是在今天，在“大”主义控制一切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真正重视个人体验，并且在个人体验之中构建自己的“大”，这将是一种艺术的自我救赎之道。#当我们走向社会时，我们不要过度夸大自己的困难或者不公正的待遇，也不要过多地蔑视自己的成就。我们都应该致力于做一个平凡但是大写的人。很多人会忘记社会之大，有各种各样的空间允许每个人自由发挥，有人又会忽视社会之小，在这样大的场景中，平凡才是终极真理，个人生命的体验才是最宝贵的。关注自己的意识，关注意识内容的修缮，让自己纯洁地感受世界。大家要相信自己的渺小不是卑微，因为恰恰是渺小的个人能凭借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的星空。我想这才是小大之辩的至理。庄子、薛定谔及暗淡蓝点，指向的可能都是这个道理。作为最后一课，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稍微有点儿空洞的大道理。事实上，对我个人来说，这完全不是空洞的道理。刘备在去世之前跟他的儿子刘禅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实际上也是小大之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