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香港》主要是对香港亚文化现象的描摹，是一个70后作家贴近描写波希文艺范儿的众生相，以文学、音乐与诗歌去贯通。廖伟棠在亲身感悟过其中的生活后，以一贯锐利沉郁的眼睛，拍下了香港此时彼刻的文化景象。读毕《波希米亚香港》，你会发现，其实是文学，是音乐，是剧场，是抗争，以及当中的情愫等等，刻画出一个城市深刻的轮廓。

序 东邪西毒李照兴

第一部分 唔番屋企

 番屋企/唔番屋企

 那些听达明一派的少年

 漂流Band房

 “牛棚”自逍遥

 香港嬉皮考

 80后与八十后，兼论击墙之卵

 昨夜渡轮上

 尚未被岁月偷去的香港

 活着的艋舺，死去的永利

 南岛书虫

 另一个隐藏的香港

第二部分 出离岛记

 北望神州且观火

 艺术这块霓虹招牌

 有间书店

 西九没有张爱玲

 移动的边境线

 香港摄影当何为？

 香港有了文学馆

 在电影节重省生活

 出离的意义

第三部分 我城的礼物

 自由在路途上发生

 西西：回来时更诚恳和宽容

 天真之重

 从拜物者的乌托邦走向可能世界

 文学与行动的辩经仪式

 摩罗诗人的多重意义

 和李照兴一起看戏

 对劳动与公共空间的珍视：谢至德的记录

 迷你噪音：社运音乐可以多美丽？

第四部分 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

 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

 男烧衣

 女烧衣

 薄扶林道，寻林泉居

 圣士提反女校花园：萧红藏骨灰地

 海滨墓园(三首)

 春夜慢

 雾中作

 有人在火焰里捉迷藏

 写完一首反战诗走出家门

 风中作

 雨季三问

 皇后码头歌谣

 回到维园

 南昌街街头：致蔡炎培

 查理穿过庙街

 向大屿山致谢

廖伟棠，1975年出生于广东，后移居香港，并曾在北京生活五年，现为自由作家、摄影师。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摄影集等十余种。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创世纪诗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

有过一次有趣的误会／分歧，香港地下乐队“盒子”成立二十周年，他们推出新音乐剧《蓝胡子城堡》加纪念专辑。为此，他们分别约了我和北京乐评人颜峻写点东西，因为我们都听过盒子。颜峻和我是好友，兴趣点分分合合，在精神上倒常常殊途同归。但没想到文章出来，观点差异颇大。

2001年我去北京生活，随身就带了一张盒子的《番屋企》，一个人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社中租来的小屋里，龚志成的手风琴和彼得小话的呢喃常常是从黄昏响起，孤寂、荒芜，和窗外的暮色一起沉入夜。当时，还没想“番屋企”，北京狂乱的魅力正枝繁叶茂地展开，还没有闻到成熟或者腐烂的意味。

颜峻就住在和我一条马路之隔的晨光家园，我记得我给他听过盒子《番屋企》，我当时还在沉迷于Tom WaitS，他已经远离。2007年时，“都2007年了，我仍然不知道盒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颜峻在他写的关于盒子的文章中说。

不知道从哪里来无所谓，但为什么要知道到哪里去呢？这是我和颜峻最大的分歧，也许也是香港和北京的分歧——虽然我从不认为自己代表了香港，颜峻也不认为自己代表北京。就说现在，北京现在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北京艺术、音乐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我的北京艺术朋友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老实说，这让我感到没意思。

在作为专业艺术家的北京看来，香港艺术和艺术家都像玩票似的，他们不知道经营自己，在国际艺术圈上基本没有地位，作品没规模，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当然客观地说也许是因为香港的经济环境造成的，作为艺术家你饿不死也不可能发达，你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维持生计使你不能孤注一掷地玩狠的，玩狠的也没有用，没人当回事。

这样无意造就了香港艺术的自由滋生状态，不容否认，这种状态滋生了大量不成熟的甚至稗类，但也让部分优秀者能清醒、独立地生长，不去计较一个纯粹的艺术圈子内的竞争、比较。在地下音乐界这样的名字有黑鸟、盒子、Huh？！、噪音合作社等，黑鸟和噪音合作社自不待言，他们的意义在于广义的政治、民众抗争、异议文化上，盒子和Huh？！则只在自己的脉络上寻找自己的意义。

尤其是盒子——龚志成和彼得小话，音乐在他们的生长中只是盒子之一面，他们的每次演出都为这盒子增加奇异的一面。龚志成有美国学院派实验音乐背景，彼得小话更有趣，他还是一个童话作家、插画家、诗人和演员，这些各领域的养分混杂在盒子的音乐中，长出的不是纯粹以音乐辨识的音乐。当然这种无心插柳的培育方式也产生无数歧义，像这次《蓝胡子城堡》的音乐便过分受制于剧场演出，编制上几个高手如李端娴、周展彤和张以式的加入，反而削弱了龚志成和彼得小话两人单纯结合产生的寂寥张力，也造成一个口味更刁的听众像颜峻，感觉“这些乐手，对我来说是有点太像棚虫(指专门替人录音伴奏的乐手)”，龚志成和彼得小话之间心有灵犀一拍即合，但其他乐手的音乐思想和彼得小话明显有隔，彼得小话也不在香港生活多年，他们的合作所以显得机械。

好吧，让我们离开盒子，回到原来的论述上来。香港艺术的无人关心，既造成香港艺术家的刻意低调和退守性格，也培养了少数人的内秀、坚决。前者在香港艺术中显见，香港艺术家常常先把自己打上一耙，自嘲艺术，那样所谓的公众就没法笑话我们的艺术了；香港艺术一直反对宏大叙事，避之犹恐不及，反复强调艺术也是平凡的，大家玩玩罢——颜峻看到的娱乐表象正来自此。的确也有人培养出了娱乐智能，和公众以空斗空，最后落得一声冷笑。实际上他们内心都很认真，娱乐只是无奈的面具。

许多优秀的人，在香港的冷漠空气中，竟然养成了一种“死便埋我！”的气概。这是一种痛快、豁达，当然也是经历无奈和挣扎之后的决绝。这样的人，很少，但按比例来说，不会比北京少。他们很多都是一个领域的先锋，就音乐来说吧，比如说作剧场音乐、low—fi即兴音乐，现在参加抗议民谣组合“迷你噪音”的陈伟发；曾经和刘以达组香港最早的电子乐队、现在做极简音乐的Simon Ho；前面提过的黑鸟，他们在70年代开始创作政治朋克音乐，现在则在基层从事文化抗争，他们追寻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艺术”的狭隘范围。

如果走到了这一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无所谓，“番屋企／唔番屋企”也无所谓，这是一条只有自己知道的不归路，既无掌声也无笑骂，说不定有一天走到一个谁也意料不到的地方，即使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消隐路上永远湮没无闻，也无所谓了。

当然这也是“绝望”的，就以我熟悉的香港文学为例，小说方面，年老的刘以鬯，从50年代至今写了大量实验性极强的小说，前卫性大大超越其同代内地小说家；1999年法国新小说大师阿伦·罗伯一格利耶访港，专门去拜访他，像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在内地几乎是没人知道的——少数知道的，也是因为留意到王家卫《花样年华》中引用了多句刘以鬯小说《对倒》的文字而已。比刘以鬯年轻一点的西西，更年轻的黄碧云、董启章，在港台和海外影响都很大，著作甚丰，却到近两年才有内地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至于诗歌方面，有一个非常前卫的诗人蔡炎培，60年代就写了大量尖锐且沉重的诗篇，90年代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代内地能与之比较的也仅有一个昌耀而已，香港读诗写诗的人中知道昌耀的肯定不下百人，内地知道蔡炎培、读过蔡炎培的有几个呢？

但黄碧云、董启章等聊到这一点的时候，都淡然一笑：无所谓。我知道他们在写作本身上绝对不是“无所谓”之人，董启章为了写他的长篇小说“自然史三部曲”，辞去大学教职，蜗居准乡间，已经完成前两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和《时间繁史》，皇皇数十万言，在喧嚣繁华的香港，那是需要多耐得住寂寞的心才能完成的劳作？黄碧云早在90年代就已有盛名，她却为了学习弗罗明戈舞蹈远赴西班牙，抛下香港的读者，这是何等无所谓呢？但在不再年轻的年龄坚持学习弗罗明戈、进而把弗罗明戈舞及舞者的痛和爱融人新的小说中，这又是何等“有所谓”？

“番屋企／唔番屋企”的问题，对于一个把家安在笔端的人来说，也已经不是问题。而延伸到一个岛屿——香港，这也归属于岛屿本身的气质：注定的若即若离。这样的两面性，内地文化注定难以理解，当代的香港，既是保有强大的广东家庭传统的世俗社会——因此要“番屋企”饮汤，也是公民社会意识日益成熟的理性社会，因此会“唔番屋企”上街发声去。

P14-19

廖伟棠，自由作家、摄影师。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摄影集等十余种。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创世纪诗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由他编著的《波希米亚香港》是一本文艺评论文集。该文集主要描摹了香港的亚文化现象。它令严肃者学会微笑，让抗争者知道微笑和尊重幻想是对抗没有想象力的主流社会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