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者：薛凤旋      

字  数：333千

书   号：978-7-5502-9506-3                           

页  数：360

出   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22.5

尺   寸：165毫米×230毫米                           

开  本：1/16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编辑推荐

 ◎从石器时代，历经汉唐宋元明清，直到当代中国，梳理总结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脉络，结合古籍文献及西方城市发展理论，剖析城市发展变化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

◎全书收录大量幅精细城市局部图，直观呈现城市的历史面貌，带你重游千百年前的中国城市。

著者简介

薛凤旋

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地理学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1974—1977 年就读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1977—2007年在香港大学任教三十载。2008—2012年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奠基所长。

内容简介

作者参考了大量中国的文献材料，并结合西方相关的资料和发展经验，将关注点放在历朝的重大事件、经济状况、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驱动城市建设和城市化的动力的细节，聚焦中国的独特城市观与城市演化的特点，其中不乏迥异于西方观点的精辟论述，以及从城市看历史和文明演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简  目

序　言

再版序

第一章　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

第二章　从原始村落到仰韶晚期的初城

第三章　龙山时代的城邦

第四章　夏代：青铜时期的城市文明

第五章　青铜器的高峰：商代城市文明

第六章　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工商业城市：周代与战国的发展

第七章　秦汉的行政型城市

第八章　唐代：儒家模式的黄金期

第九章　宋代的城市复兴与新城市文明

第十章　明代的城市重建

第十一章　清代的城市化：由新儒学到半殖民地

第十二章　现代中国：社会主义下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发展

第十三章　中国城市文明的启示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正文赏读

中国文明与城市的土生性

世界七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至今仍然延续不衰。美洲的三个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出现时间较短，虽然延续至较近代，却在欧洲殖民者的毁灭性打击下几乎同时消失（图 1.1a，图 1.1b）。其他古文明现今只余下一些考古文物，而他们的文字，如苏美尔文和古埃及文，也只是近二百年内才被成功解读。在中国，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仍可和 3500 年前商代中晚期的甲骨文相印证，甚至可以上溯至 6000 年前仰韶时期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而且中国城市文明，就其功能、形状、结构和背后的规划原则而言，自中国龙山时代前的初城至今 , 始终存在其一贯特点，这些中国城市文明的特点，亦可以上溯至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聚落。中国城市文明能贯通六千余年，而且跨越城乡的分野，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古已通晓“天人合一”“顺天应命”等利用大自然法则的处理人地关系的方法和指导原则，来构筑其文明社会。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们自成体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也与世界其他的城市文明，特别是西方中世纪后所演变出来的城市有很大差别。不过，西方仍存在一种中国文明西源论的看法。一些西方学者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说我们的农耕技术和商代的制铜技术是来自地中海，特别是苏美尔文明的东传。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考古学家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发现了约 300 万年前的取名为“露西”的女性南方古猿化石，引起了人类起源单中心论的又一次高潮。这一派的美国考古学家认为，“露西”是全球人类的始祖母，她的后代在约十万年前分别自非洲出走世界各地，成为现今各人种，包括中国人的始祖。然而，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的成就，有力地推翻了中国人种以及古文明由西方“侵入”或西来之说。

其实，亚洲存在着由猿人进化至现代人全部过程的化石证据。在亚洲，这些化石发现得最多的地方亦是中国。比如，在云南的开远和禄丰多次发现了“前人类”的古猿化石，其历史甚至跨越 800 万—1400 万年前的时段。人类最早的始祖——南方古猿化石在山西及安徽均有发现，包括 250 万年前的东方人和 450 万年前的蝴蝶人。稍后的直立人，包括在云南发现的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北京发现的 70 万年前的北京人，亦已出土不少。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直立人化石，出土的省份更多，可说近乎遍布全中国。除了年代延续不断和被发现地域越来越广大外，中国古猿化石显示出特有的蒙古利尔人种特色，和现在的中国人特征基本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去相信，中国和东非应是现在已知的人类起源的两大轴心，中国人种的确起源于本土。

多元的先民文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对考古的重视，以及集体工农经济的发展所开创的全国性建设，促成了成果丰富的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为我们了解中国文明的兴起，了解史前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类活动以及聚落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概括地说，中国从约12000 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起，逐渐地在三四千年间、在不同区域形成了数个不同的地区文化体系。约在公元前 8000 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分别出现了小米和稻米的种植，反映了区域性的不同自然和人文条件孕育出南北方不同的农业系统。中国拥有 960 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大地，自然地貌复杂，包括了大山、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等（图 1.2）。河谷平原自然是发展早期农业最好的地理环境。这些谷地分布在不同的纬度，气候条件亦自然不同（图 1.3）。因此，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前 7000—5000），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远古文化圈，有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以珠江为中心的石峡文化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图 1.4）。在这时期发现了众多的环濠聚落，一般面积在 2—8万平方米。

在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即新石器晚期前段，上述远古文化基本上已经形成。当时的人类已聚族定居，从事农耕和畜牧，也包括采集和狩猎；并且在建筑、陶器和葬俗上已有区域上的特色，体现在他们的器物和居所等遗存上。各大文化圈之间的贸易和其他交流亦渐渐促成了后来传统中国文化的跨区域的一体性特点。简言之，在北方，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影响最广泛的两大文化；而在南方，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最能影响后来的发展。我们将它们在表 1.1 中概括地列出来。其中仰韶文化来自较早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等黄河及其支流上的地区文化。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为“中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摇篮”。仰韶文化和渤海边上的红山文化互相影响。红山文化后来演变为番山、马家窑和马厂等地方文化，它们的代表器物是彩陶。陶件由泥绳打圈形成粗样，加工扫平成形，再漆上红色或黑色的图案。黄河及长江下游当时则以灰陶及黑陶为主，器物多呈三足形态，并且是中国最早采用快轮制陶的地区。如表 1.1 所示，玉器作为社会地位及权力的象征，亦已在这些文化圈内出现。简言之，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中国先民已加工玉石、织布，有七音乐器，并且在石、陶及木器上留下显示家族拥有权或标记的近似文字的符号。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他们更开始了养蚕织丝、青铜冶炼，并且可能已经发展了有系统的文字。

从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发觉中国史前的多元文明以及各文化圈大体与古书所记载的远古民族及其主要大事吻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首本官修史书——由司马迁在公元前 93 年完成的约 52 万字的《史记》——的前三章《五帝本纪》《夏本纪》和《商本纪》）的主要内容，以往被认为是“传说”，现在至少已部分进入信史的范畴。图 1.5 显示了这些“传说中”的远古民族聚居的大概区域。泛称为“华夏”的中国民族在黄帝之下被“统一”了起来。黄帝成为这一新氏族联盟的盟主，而新联盟的主体构成日后的华夏文明、华夏族或汉族。当时在东方海边的氏族，包括蚩尤，最后亦被黄帝发动战争征服。

中国何时跨进文明门槛？

西方学者有三个粗略的指标以检定一个社会是否已达文明社会，即：冶铜技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约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 3000—前 2500 年）便已跨进文明门槛。

小件铜工具、铜器物及铜渣已在多个仰韶遗址被发现（图 1.6）。最早的一件小铜刀，被测定为制造于公元前 4675± 135 年，和近东发现的最早铜器大约同期。内蒙古红山、敖汉族城子山山城（公元前 4000 年）及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公元前 3500 年）亦发现了红铜器具。至龙山时代（公元前2800—前 2300 年），铜器出土的数目增多，包括冶铜遗存。器物的内容更多样化，包括日常用的小工具以及装饰用和宗教崇拜用的小件。中国在夏商先进的冶铜术出现以前，已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冶铜发展历史，这从侧面反映了铜冶炼技术的本土性。

约 在 公 元 前 3100 年， 苏 美 尔 人 的 楔 形 文 字 出 现 了。 这 个 文 字 体 系 有1500 个不同的象形文字。在中国，在仰韶时期和龙山早期已经出现布帛与毛笔，它们可能已是书写工具，因为以朱彩用毛笔写在陶器上的类似文字符号亦在同时期的地层出土。在中国古代，文字往往以竹书和帛书为主，因此有可能起源于仰韶时代。不幸的是，中国是个潮湿和温暖的国度，它的主要人口和文明集中地区尤其如此，竹书和帛书因为易于在湿暖气候中风化而难以留存，现时能找到的最早的竹书和帛书实物只有战国时代的（公元前 475—前 221 年）。而且，这些物品亦很容易在洪水泛滥时湮灭。龙山晚期以及商代中期，中国均发生了特大水灾，淹没了不少当时的主要城市，包括商代国都。

考古证明，龙山文化遗存在晚期出现了约一百年的断层，而数个现存龙山城市遗存亦有城墙被洪水淹毁的痕迹。商都亦因洪水而被迫自今日的郑州迁到今天的安阳，这事件除了历史的“传说”外，更有今日的考古证明。现今没有争议的、有大量实物证明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一种奇怪的、有特殊功用的、使用范围十分狭窄的意识载体——卜辞。仰韶的陶器上已出现刻划符号，半坡（公元前 3250 年）和大汶口（公元前 2500 年）的陶器上的刻文亦屡有发现，但通常每件只有一个符号，最多 12 个符号。后者较明确地是书写形式，它的“笔画”和其后 1200 年出现的甲骨文十分近似。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可能是散存的早期汉字。

如上所述，中国现存的最古老文字乃甲骨文及稍后出现的钟鼎文，都是晚商（公元前 1300 年）的文化遗留。甲骨文乃商王或其通神的巫师在问卜的过程中所刻下的问题、神谕和效果验证，其载体为龟甲板和牛的肩胛骨。问卜内容涉及商王有兴趣的众多命题，包括天气、祭祀以及战争、和平等国家大事。这种以甲骨问卜的王室传统似乎起于夏代，盛于商代中晚期，并且一直流行至战国。钟鼎文是铸或刻于铜礼器上的文字，多出于西周。最长的钟鼎文铸刻于周宣王授予毛公的礼器，共有 497 个文字。上述两种文字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远非苏美尔人在公元前 3100 年的楔形文字所能比拟。直至目前，一共发现了约 16 万件刻有文字的甲骨，含 4500 多个不同的字，其中只有约 1000 个被破译。商代甲骨文有不少与现代汉字十分相似。因此，中国学者认为，这样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一定源自商代前已成形的文字，至少在先商时众多方国中已存在一种广泛流通的书写系统，只不过因为其主要载体为容易腐烂的布帛、竹片或木片，遗留下来的只有应用于王室占卜这种特殊功能的、刻在能够数千年不朽的甲骨上的文字。随着 2000 年后对陕西大麦地的刻在石上的数千个象形图案及河姆渡 600 多个陶器上的近似文字的研究，有关中国文字的起源，自 2010 年起又再热闹起来。看来中国在公元前 4000年左右便可能已有文字这一推论似乎值得研究。但由于它的主要载体的可腐性，我们难以期望会有苏美尔泥板书那样较清晰明确的历史记录的再现。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众多条件的出现，包括较好的工具、从农耕和养殖取得的食物的稳定供应等，在中国的河谷平原和低地，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人类进入了聚落定居阶段，从而走进部落社会。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一个新的人类发展转折点出现了，即以初城为核心的古国的崛起。初城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已齐备文明社会三大元素。这最后的元素大约出现在龙山时代晚期，一些具有了文字和冶铜技术的较大的原农业聚落转化为初城。

中国古代传说认为，最早的部落联盟是由伏羲于约公元前 7700 年所建。公元前 5000 年，炎帝成为联盟领袖。约在公元前 4000 年，中原地区和黄河下游（包括山东），成为炎帝及伏羲后人的势力范围。后者中的黄帝一支战胜了炎帝族以及东夷的领袖蚩尤。这一段“争霸”约发生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当时，激烈的部落间战争导致了大量城堡的出现，主要的大型聚落开始建造有防御用途的城墙。考古发现为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分布提供了物证。

司马迁的《史记》、晚商的甲骨文以及一些史前城址和其他考古发现，更为夏商两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竹简中，引述了比《史记》早五百年的一本书——《黄帝四书》，内中讨论了黄帝的经国之道。它在现有考古材料之外，提供了有关黄帝的存在和他所处时代状况的资料。据司马迁所言，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城市已经出现，如炎帝都奄，黄帝都帝丘（图 1.5）。考古材料亦证明了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在华夏族及东夷族居住地区，包括长江中游，初城式的聚落也已出现。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

初城的前身——大型环濠聚落（包括它们的中央广场和“大房子”），已存在中国城市文明最早的影子，即中国古代部落社会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宗法制度，及其两个核心元素“祭天”和“敬祖”。这些元素在中国城市的历史长河中一贯存在，并且至今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