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珍贵且罕见的二战史料，观十年变局间伦敦城内激烈变幻的大国多边外交博弈。首度披露有关中国外交官在伦敦外交场合积极奔走、力抗法西斯的史料；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复转变；揭示英国绥靖政策对苏联集体安全的毁灭性打击和对迈斯基等苏联驻外大使的个人命运的影响；在英国议会大厦见证英国从和平走向战争；描述不列颠之战等战争对伦敦人民生存和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在气氛凝重的外交生活中交织描述对英国社会、政治家、王室、作家和艺术家的深刻观察及其轶事；披露世界各国政要在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制约的复杂形势中为国家利益纵横捭阖的历史现场。

2.角度新颖，包括高级别外交官的角度、苏联政治家的角度，以及亲历者的私人角度等，直击私人的友谊、冲突和较量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影响，为二战起源提供新叙事和新思考，让本书与大部分的西方政治家二战回忆录和日记区别开来。

3.编注者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教授专业功力深厚，考证扎实、严谨，他为伊万·迈斯基日记冲出厚重的历史尘埃而面世作出巨大贡献：他将日记与多国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文件（书信、回忆录等）相对照，修订和增补日记中受主观影响而出现的记录错误与记录空白，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解密苏联驻英大使及其背后变幻莫测的二战风云，使本书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趣味性；他以日记为依托，辅以翔实的史料，完整“外交天才”伊万·迈斯基的一生，凸显其魅力的人格、优秀的外交能力和跌宕起伏的人生。

4.可读性强。行文流畅，编排有序，语言风格生动、鲜活、接地气，以视角呈现的历史细节富有戏剧性，又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务中交织记录私密对话与社会轶事，所以给人很强的代入感、画面感和历史现场感，增强了可读性的同时也可实现轻松阅读。此外，日记载体一可比较准确地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真实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情况，二因记录者的重要身份而留下了他所掌握但一般人不知道或难知其详的种种情况，三因即时性和关于未知命运的猜测增加了变局中的戏剧感，由此增强了可读性。

苏联驻英大使伊万迈斯基于1932—1943年在伦敦写下一批珍贵日记，经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谨严选编、作注而成书。日记中记述苏联在英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众多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可窥见苏联外交政策之制定、英国对参战态度之转变、战时诸人之心态等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日记里讲述了迈斯基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韦伯夫妇等多位英国政要的交往，更以生动笔法，带人们重临议事厅的演讲现场、海军部深夜密谈的房间、空袭阴云下的伦敦街道……日记中文版特别收录中国相关内容，揭示了苏联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中国所起的作用。

导言／i

致谢／xxi

苏联外交官的诞生／001

引子／029

1934年／035

1935年／063

1936年／099

1937年／123

1938年／161

1939年／241

1940年／359

1941年／463

1942年／581

1943年／655

一个时代的终结：迈斯基被召回／747

名声的代价：迟来的压制／771

图片来源／795

译名对照表／797

作者简介 [苏联]伊万迈斯基，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884年生于俄罗斯帝国基里尔洛夫波兰犹太人家庭。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进入外交领域工作。1932—1943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大使。1943—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其间参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53年2月被捕。1955年获释。1960年获平反。1975年在莫斯科去世。他开启了斯大林时代革命性外交风格，任内致力于改善英苏关系，呼吁中苏建立紧密联系，促成多方会谈，加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编注者简介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荣休教授、卡明斯俄罗斯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机构访问学者，俄罗斯国立大学荣誉博士。专攻历史学和俄罗斯研究。发表了20世纪苏联外交政策史大量著作，包括《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莫斯科任务，1940—1942年》（Stafford Cripps’ Mission to Moscow, 1940-1942）、《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21世纪的俄罗斯外交政策》（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等。

译者简介 全克林，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现任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 赵文焕，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现任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3月19日 欧洲局势持续升温。3月17日晚上，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讲，严厉批评了德国最近的行动，但他没有冒险给出全部的重要合理推论。昨日报纸的头版带来了关于“德国对罗马尼亚的最后通牒”的轰动新闻。……据我所知，这个消息是同一天晚上由哈利法克斯交给媒体的。“德国的最后通牒”给英国人和法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哈利法克斯并没有局限于只发布有关“最后通牒”的消息。3月17日晚上，他向巴黎、莫斯科、华沙、安卡拉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首都发出紧急询问，想知道各国政府对德国侵略罗马尼亚作何反应。 西兹[1][1]　为实现毕生志向，威廉·西兹学过俄语，并于世纪之交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一段时间。他在1938年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组织了三方联盟会谈，但因双边的政治，以及随后1939年12月苏联入侵芬兰，他失望地返回伦敦。 在3月18日上午向李维诺夫介绍了这份询问。李维诺夫也询问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并补充说，罗马尼亚本身并没有向我们寻求援助。尽管如此，他承诺向苏联政府报告西兹的询问，并于当天晚上将我们的建议转达给西兹：立即组织最关心此事的六个大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开会，讨论应对即将发生的危险的措施。最好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但这可以协商。 当西兹在莫斯科首次访问李维诺夫时，我在伦敦被哈利法克斯召见。他首先谈到了哈德森（他即将于3月18日下午两点离开伦敦），并请求给予他热烈的欢迎。…… 我在十二点四十五分会见了哈利法克斯。早些时候，上午十一点，我和范西塔特进行了一次对话，他激动而详细地谈论了让哈德森“成功”访问的重要性。由于最近的事件，英国人的看法正在迅速变化。外交政策的领导权正从唐宁街十号回到外交部。哈利法克斯现在与范西塔特对事态发展持相同观点。 ……今天下午三点，我去见哈利法克斯，告诉他我们对英国的询问的答复（虽然西兹一定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通知了哈利法克斯，但我重复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坏处，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最重要的是了解英国政府对此的看法。那天是星期日，但哈利法克斯在外交部。此外，他在上午早些时候已经与首相就我们对六国会议的提议交换了意见。哈利法克斯认为提议“不太成熟”：如果会议没有提前作好准备，可能会导致失败并造成负面政治影响。此外，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而召开一场会议需要一些时间。因此，英国政府建议立即发布“四国（英国、法国、苏联和波兰）宣言”，而不是举行会议。宣言的内容是上述国家将立即组织磋商，讨论对抗侵略威胁的措施。这是第一步。接着，在四国签署宣言后，将邀请其余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入，再召开各国会议，讨论打击侵略者的方式和形式。当然，协议必须主要由大人物来达成，如“四大国”。 我开始反对。我说过如果有意愿，会议可以在几天内召开，明天就能公布会议日期和地点，仅此一项就能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而如果英国严肃对待，会议失败的风险非常小。但哈利法克斯仍坚持己见。他告诉我，四国宣言正在起草中。内阁将于明天上午通过，并立即送交有关国家。…… 张伯伦显然不希望进行真正的反侵略斗争。他仍致力“绥靖”。 3月22日 今天，我们答复了英国人：如果法国和波兰也签署这个宣言，那么我们也准备表示同意。为了增加宣言的分量，我们建议不仅由四国的外长签字，也要有首相或总理签字。 英国、法国和苏联已经表示同意。但波兰呢？昨天，在为纪念勒布伦[1][1]　阿尔伯特·勒布伦，1932—1940年任法国第三共和国第十四任（最后一任）总统。 而于宫殿举行的宴会上，我就此向拉钦斯基伯爵[2][2]　爱德华·伯纳德·拉钦斯基伯爵，1932—1934年任日内瓦裁军会议波兰代表，1934—1945年任驻英大使（也被称为“波兰人”）。 （波兰大使）提出质疑。他说他亲自批准了这项宣言，也愿意签字，但他不确定华沙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拉钦斯基是贝克的一名可怜的代表。他已经西化，也支持国联，你很难用他来判断波兰政府的想法。等着瞧吧。…… ［迈斯基向道尔顿承认，苏联提案是为了“测试英国和法国的可疑意图”。仍然高度怀疑的李维诺夫禁止他的外交人员采取主动。“如果英国和法国真的改变了立场，”他指示道，“他们应该对我们以前的建议发表意见，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一定要由他们主动。”迈斯基发现难以遵守李维诺夫的指示，于是继续用刺激对话者的老办法来提出常常是源于他自己的想法，而克里姆林宫对此并不知情。］ 3月25日 ……我大致上认为，首相仍然相信绥靖可行，仍然希望将希特勒推向乌克兰。但公众的思想倾向正迅速变得坚定。英国人的脑海中再次出现欧陆大国争夺霸权的幻影。这个幻影唤醒了英国人灵魂中过往的恐惧和强烈的愤怒。西班牙菲利普二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恺撒！英国对过去的“霸权”发动了顽强的破坏性战争。只有当这些霸权被完全湮灭，英国才会感到满足。今天希特勒的名字引发了同样的感受和情绪。当然，如果希特勒转向东方，可以推迟对德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但大多数保守党党员并不相信希特勒的“东方愿望”。他们中的很多人害怕出现相反的情况：已经获得了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原料及食物资源，并以某种方式控制了波兰的希特勒，将用这股巨大的、新获得的力量向英法施压。 ［3月29日下午，张伯伦接到哈利法克斯通知，从柏林发来的情报称，德国即将袭击波兰。两人决定“当场”发出担保声明，承诺“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向波兰提供援助。张伯伦反对参谋长的强烈建议，执意选择波兰而不是俄罗斯作为盟友。他这样不仅使俄罗斯进一步陷入孤立，而且无意中促成了苏德和解的局面（由多疑的克里姆林宫下令，希望抢先英国一步）。］ 3月29日 我拜访了卡多根。[1][1]　迈斯基一直试图与哈利法克斯会面，但徒劳无功。他最终转向卡多根，而卡多根奉命“拖住他”。

首先，我要求就公报提及的哈德森访问莫斯科时发生的奇怪事件给出解释。[2][2]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官员抱怨，虽然哈德森抵达莫斯科，但他带来的是哈利法克斯指示他的“温和的鼓励”以及达成政治协议的模糊承诺。在他离开莫斯科前的几个小时，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指示他“坚持商业谈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提及任何政治问题”。李维诺夫从他的别墅被拉回莫斯科，“不悦地”抱怨说“以为正在与全权代表打交道，但现在发现他是一个二等勤杂工”。3月28日，他通知迈斯基：“这次访问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影响。” ……卡多根问我是否读过首相昨天在议会发表的声明。我回答说读过并感到非常惊讶。张伯伦说，英国政府的意图“远非单纯的磋商”，而且“正在和我们协商的国家已经明了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准备采取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是英国正在磋商的大国之一，但我也只知道确实有正在“协商”的“四国宣言”草案，仅此而已。昨天首相揭露的事情令我措手不及，这很奇怪吗？ 同时，我特意稍作夸大：我已经从非官方渠道收集到一些关于英国政府新计划的内容，但外交部对此一字不提。 卡多根有些尴尬，开始解释目前的情况。原来“四国宣言”现在已经过时。目前主导英国政府的观点是：在初始阶段，有必要建立英、法、波兰和罗马尼亚四国集团，前两者承诺，在后两者面临德国侵略时为其提供武装防卫；苏联目前仍站在一边，但将在第二阶段加入。……听了卡多根的话，我没有掩饰对其深深的不信任。我了解英国人和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不相信张伯伦会对东欧作出任何坚定的承诺。[1][1]　根据卡多根的说法，迈斯基对新计划感到震惊，他认为这个计划无异于“英国政策的革命性变革”，可能会产生“影响深远的结果”。他的积极回应是在公然蔑视李维诺夫所主张的保留意见。 …… 3月31日 波兰是关注的中心。德国媒体正在发起一场针对波兰的狂热运动。德国军队集中在波兰边界。预计希特勒随时可能发动攻击，但会在哪个方向？目前还不清楚。最有可能是在但泽或西里西亚，或者同时在两地出现。 鉴于目前的情况，英国外交机构在过去的七八天内一直以非同寻常的疯狂节奏工作。当得知由于波兰的反对，“四国宣言”无法成形时，英国政府在没有向我们透露一个字的情况下加紧寻找其他方法以制止侵略。像往常一样，英国人走上了迟滞的经验主义道路，即依赖经验。他们决定：既然此时面临严重危险的是波兰，那我们就考虑如何帮助波兰，而且只考虑波兰。我们对广义的欧洲侵略作战不感兴趣。两天前，卡多根告诉我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的政策方向。顺便说一下，3月29日内阁会议最终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在当晚和昨天，即3月30日，内阁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张伯伦、哈利法克斯、西蒙、霍尔和另外两三位大臣）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试图找到帮助波兰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唐宁街上的这些不寻常活动的结果才为人们所知。…… 29日午餐后，我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要我在晚上七点拜访哈利法克斯。我接受了。但是在下午六点，哈利法克斯的秘书再次给我打电话，表示很遗憾，部长今天不能接待我，要我第二天下午四点来。我再次接受了。3月30日下午三点，外交部又打来一个电话：原来外交大臣今天也不能接待我，希望将我的访问推迟到次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我仍然接受了。31日上午十点，来自外交部的又一个电话称：哈利法克斯无法履行他最后的承诺。他能见我的时候会通知我的。最后，3月31日中午，哈利法克斯的秘书让我在十二点四十五分来外交部。直到那时我才与哈利法克斯会面。 会面始于外交大臣的鞠躬和懊恼。他为不得不一次次推迟我们的会议感到非常抱歉；在过去的两天里，他一直在主持开不完的会议。哈利法克斯为自己辩解道：“编辑一份文件并非易事，这意味着我们外交政策的巨大变革。”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是首相在下午三点的议会讲话内容。我迅速浏览了文件。哈利法克斯专心地看着我的脸，当我看完时，他急切地问我关于讲稿的想法。我回答说，由于我才看到首相的声明文本，因此很难准确给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意见，但我的第一反应是该文件不够严谨。…… 哈利法克斯开始为这份声明文本辩护，不过我的话明显让他有些困惑。他随后问道：“但是总体而言，这份声明与你们的目标一致，不是吗？” “也许，”我说，“但还是不够坚定和一致。” 哈利法克斯顿时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脱口而出：“如果首相告诉议会，苏联政府也赞同他的声明，你会怎么想？” 然后，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似乎被迫说出违背他意愿的话：“如果首相可以这样说，那将极大缓解局势……这将防止在我们中间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与不和……” 我立即意识到这份声明的背后，是张伯伦想用苏联作为抵御反对派攻击的盾牌。我非常惊讶地回答说：“我不太理解你，哈利法克斯勋爵。你们在准备波兰的行动时并没有咨询我们。苏联政府没有看到这份声明。我自己也是在几分钟前才有机会看到它。在这种情况下，首相怎么能说苏联政府赞同他的发言呢？我认为这相当不合适。” 哈利法克斯很尴尬，赶紧说：“也许你是对的。”…… ［与其说是《慕尼黑协议》、斯大林的“栗子”演讲或他在5月解雇李维诺夫，还不如说给波兰的保证似乎才是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铺平道路的关键事件，也拉开了二战的序幕。通过给波兰承诺，张伯伦几乎完全放弃了英国作为欧洲大国平衡仲裁者的传统地位，转而正面针对德国。对波兰的担保有两个潜在的重大影响。除了消除因希特勒粗暴废除《慕尼黑协议》所施加的屈辱，张伯伦最想要的还是威慑效果：（他希望）这些保证能牵制希特勒并将其带回谈判桌。第二种可能的后果被张伯伦忽视了：如果希特勒坚持他对波兰的领土主张，那么避免双线作战的军事原则就会迫使纳粹与苏联达成协议。因此，迄今为止还不太可行的德国选项突然向苏联敞开了。反过来，一旦张伯伦明白，通往“二次慕尼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战争的可能性已变为现实，他将被迫向苏联寻求一定程度的军事承诺，这对实现给波兰的保证非常重要。就这样，在没有预先设计的情况下，苏联现在成为平衡欧洲势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