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作者：[加]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译者：程炼 

出版单位：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ISBN ： 978-7-30523-485-9

定价：45.00

编辑推荐

l  “现代人小丛书”系列是著名的公民知识普及小书，体量、开本小，所涉及的论题经典、深刻，但内容并不艰涩，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阅读。形式上，该系列的书稿都是由演讲稿转变、修改而来，文字上保留了口语的一些特征，读来亲切、不艰涩；内容上，该系列囿于篇幅，没有在某一领域内深究，而是通过举一反三、以小见大的方式，精辟地点出问题所在，留给读者思考空间，其中多伴随有丰富的事例与有趣或深刻的故事。

l  作者查尔斯·泰勒是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在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哲学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曾担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文理学院外籍名誉院士，现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荣休教授。主要著作另有《行为的解释》《黑格尔》《黑格尔与现代社会》《自我的根源》《哲学论证》《今日宗教种种》《现代社会想象》《世俗时代》等。 

l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l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倾情做序。

内容简介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怀抱本真理想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的挑战的时代。

作者简介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

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在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哲学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曾担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文理学院外籍名誉院士，现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荣休教授。主要著作另有《行为的解释》《黑格尔》《黑格尔与现代社会》《自我的根源》《哲学论证》《今日宗教种种》《现代社会想象》《世俗时代》等。

译者简介

程炼，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图书目录

中文版导言丨刘擎

第一章 三个隐忧

第二章 口齿不清的争论

第三章 本真性之源

第四章 不可逃避的视野

第五章 对承认的需求

第六章 滑向主观主义

第七章 继续战斗

第八章 更微妙的语言

第九章 一个铁笼？

第十章 反对碎片化

注释

译名对照表

精彩书评

面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西方思想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从未停息。但泰勒试图在这场“口齿不清”的混战中另辟蹊径。他通过分析批判两种流行的误解——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与肤浅乐观的放任主义，探讨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和维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致力于从幻觉与误会中拯救这一现代性的伟大成就。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该书的主旨大概就是说，追求“真我”并不靠摆脱社会生活，切断社会关系、尘世的干扰，更不能靠出家面壁修行，而是必需在社会生活、在与他人的互动与对话之中才能成形。这种“对话塑造自我”(dialogical self)的观点，是泰勒长期以来的主要主张。

——钱永祥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第一章 三个隐忧

我在此想谈谈现代性的某些隐忧。我说的隐忧指的是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一些特点，尽管文明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有时人们觉得，严重的衰落发生在刚过去的岁月或年代里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时候，人们在更为长远的历史区段里感受到这种失败：从17世纪至今的整个近代屡屡被视为衰落的时间段。即使时间跨度很大，衰落的主题仍有某些重合。这些主题总是围绕几个主旋律的变奏。这里我想挑出两个此类核心主题，然后添上第三个大可从前两个推导出的主题。这三个主题绝没有穷尽我们的话题，但它们确实触及让我们对现代社会感到困扰和迷惑的大部分问题。

我将要谈论的忧虑是耳熟能详的，不必向任何人提醒这些忧虑的存在；它们一直在各种媒体中被讨论、被惋惜、被挑战、被辩驳。这似乎是无须进一步谈论它们的理由。但是，我相信熟悉掩盖了混乱，我们并未真正理解使我们忧虑的那些变迁，围绕它们的常见争论事实上错误地表达了它们因此使我们错误地相信我们能对它们做些什么。给予现代性明确含义的那些变迁既是众所周知的，也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是它们值得更多地加以讨论的原因。

（1）忧虑的第一个来源是个人主义。当然，个人主义也被许多人冠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之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样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采纳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一整套他们的先辈不可能控制的方式确定自己生活的形态。这些权利普遍地由我们的法律体系保卫着。原则上，人们不再受害于超越他们的所谓神圣秩序的要求。

没有什么人想要背叛这项成就。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它仍是不完全的，认为经济安排、家庭生活模式或传统的等级观念仍限制着我们成为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暧昧的。我们从较古老的道德视野中挣脱出来才赢得现代自由。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的秩序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尘世生灵一起共舞翩跹。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固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人们对这些秩序的怀疑，创造了现代自由。

但是，这些秩序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我们周围的事物不仅仅是我们的计划的潜在原材料或工具，这些事物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也给它们以意义。鹰不仅仅是一只鸟，它也是整个动物生活领域之王。同样，社会的礼仪和规范并不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对这些秩序的怀疑被称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有了祛魅，事物就失去了它们的一些魅力。

关于这是否是板上钉钉的好事，激烈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关注的事情。我想考察一下，在某些人看来，上述这种变化对人类的生活和意义所造成的后果。

人们反复表达一个忧虑，那就是个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与行动的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相伴随的。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在19世纪，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有时也这样说，他指出人们在民主的时代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换句话讲，我们受害于激情之缺乏。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就是这样来看待“现时代”（the present age）的。尼采的“最后的人”处于这种衰落的最低点；他们的生命中不再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

目标的丧失是与一种狭隘化相联系的。人们因为只顾个人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换句话讲，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意义和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

这个忧虑近来再度浮现在对“放任社会”的苦果、“小我的一代”的作为、“自恋主义”的风行的关切中，这里只列举三个人所共知的当代表述。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连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对所有的这些感受已经以当代文化所独有的形式回潮了。以上勾勒了我想讨论的第一个主题。

（2）世界的祛魅与现时代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相联系，这个现象也极大地困扰着许多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的主导性。我的“工具理性”指的是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一种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

毋庸置疑，将旧秩序扫荡一空已经极大地拓宽了工具理性的范围。一旦社会不再有一个神圣结构，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或上帝的意志，这些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在某个意义上就可以嬗变由人。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它们，目的是让它们产生个人的福祉安康。因此管用的尺度就是工具理性的尺度。与之相似，一旦我们周围的创造物失去了赖以在存在之链中获得地位的意义，它们就可以被当作我们的计划的原材料或工具。

一方面，这种变化是解放。但也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不安，那就是，工具理性不单单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威胁着要全面控制我们的生活。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按照效益或“代价收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人们可以指出许许多多给予这种忧虑以实质内容的事情。例如，经济增长的要求用来为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辩护，同样的要求使得我们对环境的需要，甚至对潜在的灾难无动于衷。或者，我们能够想想社会规划的运作方式，像风险评估这类关键领域，大多也是被种种形式的代价—收益分析所左右。这类分析涉及一些荒诞不经的计算，用美元估算人命。

工具理性的主导性在环绕技术的声望和氛围中也是明显的。它使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寻求技术上的解决，哪怕我们需要的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像贝拉（Bellah）和他的同事们在他们的新书中有力地论证的那样，我们在政治领域里足够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工具理性的主导性也侵入到其他领域，像医学领域。帕特里莎本纳（Patricia Benner）在一系列重要的著作中已经论证，医学中的技术方法经常将这样一种护理撂在一边，这种护理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具有生活经历的完整的人，而不是把病人看成一个技术问题的核心。社会和医疗机构常常小瞧了护士的贡献，但比起那些有高技术知识的专家，护士们反而能提供这种有人情味的护理。

技术的支配地位也被认为助长了我们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我已经讨论过这种与第一个主题相关联的狭隘化和平庸化。人们说起了我们人类环境中的共鸣性、深刻性或丰富性的丧失。大约15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散于无形”。这个看法就是，过去服务于我们的坚固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对象，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当我们从与环境的“多方交往”中一步步后退，并代之以索求和获得可带来一些预期好处的产品时，阿尔伯特波格曼（Albert Borgman）谈到“装置范式”。他将两种取暖方式做了比较，那就是，今天我们用中央取暖炉给我们的房子取暖，而在拓荒时代，给房子取暖意味着整个家庭都要参与砍伐堆放柴木和添薪加火这些事务。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注当代用品的越来越短命的特点，她论证道：“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靠性基本上倚赖于一个这样的事实：我们被事物包围着，而这些事物比生产这些事物的行为更为恒久。”这种恒久在一个现代商品世界里正面临威胁。

工具理性的主导性不只是一个或许无意识的方向（这个时代刺激和引诱我们趋于这个方向），认识到这一点增加了上述威胁感。对我们来说，工具理性可能已经够难对付了，但它至少有可能在劝说之下让步。然而，很清楚，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机制沿这个方向压迫着我们。一个经理，尽管有自己的取向，但也可能被市场条件逼着采纳一种她感到破坏性的最大化策略。一个官僚，尽管有个人的见解，但也可能被他工作时依据的规则逼着去做出一项他知道是违背人性和善意的决定。

马克思和韦伯（Weber）以及其他伟大的理论家已经探索了这些非人格的机制。韦伯用一个形象的词语称之为“铁笼”。有些人想从这些分析中得出结论，即我们在面对这些逼迫时是真正无能为力的，或者至少是无能为力的，除非完全拆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活动于其下的制度性结构那就是，市场和国家。这个抱负今天看起来实在无法实现，相当于宣告我们无能为力。

随后将回到这一点，但我相信这些强劲的宿命理论是抽象的和错误的。我们的自由度不是零。思考一下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工具理性是否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起小一点的作用，是有益的。但是，这些分析包含的真理是，它不仅仅改变个人的看法，不仅仅是“心脏和心灵”的战斗，尽管这些都重要。这个领域中的变化必须也是制度上的，尽管它不可能像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们主张得那样广泛和彻底。

（3）这把我们带到政治的层面，带到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政治生活的令人恐惧的后果上。我已经介绍了一个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工业技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严重限制了我们的选择，它们迫使社会以及个人极大地借重可能是高度摧毁性的工具理性，而我们在严肃的道德考虑中从未这样做过。相关的例子是我们在处理像臭氧层变薄这样的环境灾难给我们的生活造成致命威胁时所碰到的巨大困难。围绕工具理性建造的社会，可以被视为既给个人也给群体带来自由的极大丧失因为被这些力量塑造的不仅是我们的社会选择。个人的生活风格也难以在与工具理性的格格不入中保持住。例如，某些现代城市的通盘设计使得人们离不开小汽车，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已经被削弱以利于私人汽车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种自由的丧失也被广泛地讨论，最难忘的是托克维尔的讨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民最终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个人，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他们将宁愿留在家里享受私人生活的满足，只要当时的政府生产这些满足的手段和广泛地分配这些手段。

这就为一种新的、特别现代形式的专制主义的危险敞开了大门，托克维尔称这种专制主义为“柔性的”专制主义。它不是旧时代那种恐怖和压迫的暴政。政府是温和的和家长式的。它甚至可以保持民主的形式，有定期的选举。但事实上，一切都要靠一个“巨大的监护权力”来驱动，对于这个力量，人民将无法控制。托克维尔认为，对此仅有的抵御措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民看重参与诸层政府，也看重参与自愿团体。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原子论对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旦参与行为衰减，曾作为中介的横向联合团体萎缩，个体公民就会独自面对巨大的官僚国家，正确地讲，就会感到无能为力。这使公民变得更加消极，而柔性专制主义的恶性圆圈就合上了。

或许这种对公共领域的疏离和对政治控制的丧失的后果，正发生在我们高度集中化和官僚化的政治世界里。许多当代思想家都已经将托克维尔的著作视为预言性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正在危险地失去的东西就是对我们命运的政治控制，某种我们作为公民能够共同运用的东西。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自由”。在这里受到威胁的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尊严。上面提到的种种非人格的机制可能会减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度，但政治自由的丧失意味着即使留下的选择也不再是我们作为公民所做出的，而是由不负责任的监护权力做出的。

因此，这些就是我想在这本书中处理的关于现代性的三个隐忧。第一个担心可以称其为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第二个是在欣欣向荣的工具理性面前，目的的晦暗。第三个是自由的丧失。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我已经谈了那些被有影响的作者们广泛传播和提及的隐忧，但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大家都认同的。即便对这类隐忧抱有同感的人们也在激烈地争论如何去表述它们。有许多人想把它们立即打发走。那些深深扎进批评家们称之为“自恋主义”的人认为，反对者们是在渴望一个更早期的、更具压迫性的年代。现代技术理性的行家里手们认为，工具理性主导性的批评者是保守分子和蒙昧主义者，他们不想让世界得到科学带来的好处。有些提倡纯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人相信，政治自由的价值被夸大了，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个科学管理加上每个个体的最大独立性的社会。现代性既有其褒扬者，也有其贬低者。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大家都认同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在争论的过程中，这些褒贬不一的发展的根本性质往往被误解了。结果是，需要做出的道德选择的真实性质被掩盖了。我尤其主张，我们要采纳的正确途径既不是直接的拥护者们推荐的那种，也不是全盘的反对者们喜欢的那种。利益和代价（比如说，个人主义、技术和官僚管理）之间的一个简单平衡也不能提供答案。当代文化的性质比这要微妙和复杂。我想说，拥护者们和反对者们都是对的，但利益和代价之间的简单平衡无法公平对待双方。事实上，在我一直描述的发展中，既有许多让人赞赏的东西，也有许多低级的和令人惧怕的东西。但是，理解两者的关系就是要看到，问题不是你为正面成果必须付出多少负面成果的代价，而是如何将发展引向最远大的前途，并且避免滑向低级形式。

现在，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处理所有这三个值得处理的主题，所以我抄条近道。我将展开对第一个主题的讨论，它涉及个人主义的危险和意义的丧失。我将更详细地展开这个讨论。得到某种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想法之后，我将表明如何类似地处理其他两个主题的类似处理进行。因此，大量的讨论将集中在我们关心的第一个主轴上。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它如今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