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学历和收入颇高、工作勤勉，却依然迈向了阶层跌落的深渊

直击房价、育儿、996、文凭贬值、中年失业下的中产家庭现状

——不是生活，而是夹缝生存

◎基本信息

书名：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

系列：理想国纪实

著者：[美]阿莉莎·夸特

译者：黄孟邻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泽恩

特约编辑：许护仙 余传炫

书号：9787573000965

出版时间：2021.09

定价：58.00元

装帧：平装

尺寸：145*210*18mm

字数：210千字

页数：320

◎作品看点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消失的中产都去了哪里？——20年来，这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成本提高了30%，医疗支出翻了一番，房价高不可攀，职场环境恶化，育儿成本陡增。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威胁到传统白领的工作岗位，电视节目只关注特权阶级和明星生活、粉饰太平。作者从住房、育儿、生育、住房等多个角度切入，向读者全景式展现中产阶级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疲于奔命却只能勉强维持体面，从“中产”到“破产”只有一线之隔——白天上课晚上开Uber的教师，人到中年进修第二学历、却被“二次收割”的失业者，忙于工作无法照料孩子、只能交给托儿所的上班族……作者采访了那些在阶层跌落边缘挣扎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叙述，勾勒出当代美国中产焦虑生活：只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生存，没有生活。

★《我在底层的生活》《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推荐：“凭借生动的故事、敏锐的分析和智慧，夸特剖析了中产阶级的坠落，也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希望。”

★《纽约时报》2018年夏季最佳读物。《金融时报》《卫报》等媒体联合推荐

◎作者简介

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专职作家，“经济困难报道计划”执行主编，致力于报道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文章曾多次发表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书评》等刊物。

◎译者简介

黄孟邻，1988年生于广东梅州，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山大学。业余从事翻译工作，与他人合译有《丛林故事》《写给恋人的阿卡迪旅行指南》。

◎内容简介

“中产阶级”曾经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你可以养育两个孩子，去高质量的公立学校。

它意味着拥有一栋房子，不需要多大，但是是自己的。

它意味着工作日六点准时下班，和家人一起欢度周末。

《夹缝生存》描述了如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境况：社会保障越发薄弱，生育成本不断上涨，怀孕歧视和性别歧视频现、中年失业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白领难以拥有正常的工作时间，更别提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作者采访的对象包括大学教授、律师、护士和儿童保育员等，这些传统职业的回报已经远不如当年。面对着高额的房租、沉重的医疗和教育负担，他们不得不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体面疲于奔命。对如今这一代人来说，想要过上父母当年的生活似乎已经不可能了。

◎名人推荐

这是一个社会性和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个体或道德问题。我们没有失败，是资本主义辜负了我们。就像夸特以及书中每一则故事提醒读者的那样：我们身处的财务困境，绝对不是仅靠个体自律或更好的财务决策就能解决的问题。——《纽约时报书评》

这些关于下坠中产阶级的故事反映出了焦虑的切身感受，而这在以数据为导向的经济衰退和复苏的故事中被忽略了。

——《金融时报》

非常好，敏锐优雅的写作，尖锐犀利的描述。凭借生动的故事、敏锐的分析和智慧，夸特剖析了中产阶级的坠落，也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希望。

——《我在底层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作者 芭芭拉·艾伦瑞克

《夹缝生存》毫不留情地揭穿了美国的不平等现况。

——《卫报》

《夹缝生存》捕捉到了当美国的个人主义遭逢特定职业领域发生的混乱变化时所产生的恶果，这种情况令数百万千禧一代的人陷入极其脆弱的财务状况，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糟糕。

——《华盛顿邮报》

夸特是一位严谨的记者，她为我们讲述了那些令人不安的财务绝境的故事，并将其与事实和数据联系起来……你将在这本书中了解到，当今的资本主义如何令数以万计的人承受不稳定的生活和压力——而这些人的处境都已经算是相对优越了。

——《普劳》杂志

夸特描写了中产阶级家庭如何努力达到父母所享受的生活水准。她认为，即使是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也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需要同收入差距和笼罩在都市地区的极端财富做斗争。

——《美国保守派》杂志

◎目录

引　言

第1章　难以置信：怀孕与职场压迫

第2章　高学历的穷人

第3章　极限日托：工作的代价

第4章　阶级下跌：身处顶层的底层人

第5章　保姆的挣扎

第6章　开优步的爸爸：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

第7章　第二人生产业与从头再来的中年迷思

第8章　拥挤的房屋 

第9章　“1%社会顶层”节目的崛起

第10章　机器人的威胁

结　论　不平等的秘密生活

致　谢

注　释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引 言

米歇尔·贝尔蒙特（Michelle Belmont）已经债务缠身，这一切说出来简直令人难堪。但当有人问起的时候，她还是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轻松感——她希望别人知道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的债务就像童年的怪兽一样如影随形，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儿子的日托中心，又或者是在她那一居室的家中，它都穷追不舍。

跟很多人一样，欠债是从学生贷款开始的。一开始是为了去上父母为她选中的本科学校：父母住在佐治亚州，认为上了那所学校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然后是为了攻读她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不久之后，儿子埃蒙（Eamon）降生，她和丈夫又欠了医院超过2万美元。即使是生产和住院这样平常的事，医疗服务的价格也令人咋舌。她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因为埃蒙出生的时候足足有10磅13盎司重，她用了5个小时才把这个小胖子生下来。

“我以为保险会解决这些费用，”米歇尔告诉我，“但是我丈夫买的是很便宜的保险，一分钱一分货。”

债务的阴影还在扩大。埃蒙高烧39度，不得不回到医院。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两年的手术治疗。账单在厨房餐桌上堆积如山。因为害怕医院拒绝后续治疗，米歇尔曾尝试把它们都付清，但后来她就不再打开那些信封了。它们颜色各异，上面用大写字母着重强调着：如果不立即付款，我方将采取法律行动。她仿佛看见自己正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解释自己的账户为何空空如也。她的债务已经达到六位数了，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米歇尔说，夫妇俩在生孩子之前就已经很拮据了，但是“埃蒙出生之后，完全就像疯了一样。以前我们好歹有钱吃饭，但现在就是：‘我们怎么吃饭呢？’我用一张信用卡去还另一张信用卡。我们的工资都不错，但还是交不起房租”。米歇尔·贝尔蒙特正努力保住中产阶级的身份。她希望通过培训提升自己，成为一名高科技图书馆员，以获得稳定的事业和可期的未来。但是培训的花费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堪一击了。与此同时，压力接踵而至。贝尔蒙特夫妇住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间不起眼的一居室公寓里，每个月的房租是1300美元。在明尼阿波利斯，人们追求时髦，喜欢所谓中西部现代风格的食品、家具和纺织品。这些对米歇尔来说都意味着日趋高昂的生活成本。到我第一次采访她时，他们似乎永远都不可能还清债务了。

“这还得是在没有任何坏事发生的前提下。”米歇尔几乎是笑着说道。

但是坏事难以避免。

第一次采访米歇尔的时候，我便对她的烦恼感同身受。那时，我刚刚生下女儿不久。正是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才迅速意识到自己也掉进了中产阶级的下坠旋涡。我女儿出生时最先出来的是脸——他们管这叫枕后位——她的盈盈目光预示着全新的喜悦和恐慌。在她哭声的伴奏下，我们的生活也很快变成了一出反浪漫喜剧。她出生后，我和丈夫为了从天而降的1500美元账单焦虑不堪，历尽辛苦才还完。大部分美国人欠得更多，平均有5000美元。虽然我们没有像这本书中的许多人一样陷入财务危机——部分是因为我们奇迹般地在纽约租到了一间租金稳定的公寓——但我们确实过了几年拮据日子。我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由撰稿人，但到我女儿出生时，这个行业已经无法为包括我们在内的大多数从业者提供稳定的收入，更别提支付日托费用和医院的账单了。我们开始寻找工作时间正常、收入稳定、提供医疗保险的工作。

我的丈夫已经50岁了，事实证明，我们多年来对于自由生活的追求：“做我们所钟爱的事”，终将付出代价。女儿四个月大时，情况变得更糟。一开始，我们雇了一个几乎全职的保姆，我当编辑挣回来的钱大部分都直接给了她。后来，我的收入还流向了我女儿喜欢的波希米亚风格的日托中心（说来好像很矛盾，虽然这些保育人员给予了孩子们积极有爱的照料，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跟许多人遇到的更大困难相比，我们家面对的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我们仍然渴望社会能够提供一张安全网，让我们不至于掉下去。那段时期，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受到惊吓的夜行动物。那些得到政府补贴的日托服务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对于没有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它又能带来多少帮助呢？

最终，我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全职的编辑工作。也许并非巧合，我在一家致力于支持报道不平等现象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担任主管和编辑。机构中的很多记者也经历过相当困难的时期。于是，我开始继续花时间整理和编辑这些故事。两份全职工作让我们家摆脱了掉出中产阶级的危机——至少目前如此。但即使获得了财务安全，我依然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我们已人到中年，却没有提前为这一切做好准备。我觉得自己太幼稚了，但也怀疑在这场游戏中有人作弊抢跑了。我出生长大的城市现在住满了从事金融行业的有钱人，他们跟我不一样，不必为了小小的过失对自己百般斥责。

部分基于这些个人经历，我得出了本书最重要的观点：这不是你的错。感到捉襟见肘、焦虑恐慌并不全是你个人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很关键。尽管某些心理分析和激励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美国生活得不堪重负这个问题不是心灵鸡汤和成功学能解决的。无论是做一份彩色打印的简历，还是喝一杯绿色的排毒养生果汁，都无济于事。这个问题是体制性的。《夹缝生存》*讲述的正是关于这种心理和社会经济困境的故事。夹缝生存的压力源自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中产阶级，其定义不只是金钱上的，还与专业技能、教育、愿景、资产和家庭收入都密切相关。根据2016年5月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美国中产阶级指的是2014年家庭年收入在4.2万至12.5万美元的工薪阶层（以三口之家计），占美国家庭的51%。米歇尔·贝尔蒙特一家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正生活在夹缝之中。中产家庭拼命向前奔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发现自己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庞大而充满多样性的圈子，其中包括律师、教授、教师和药剂师等高学历劳动者。这些专业人士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落入如此境地——这个体制似乎抛弃了他们，处处不为他们考虑。你在本书后文中将会看到，鉴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其专业领域日渐兴起，他们的前景可能会更加黯淡。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苦恼——我采访的这对在餐桌旁焦急低语的夫妇恰好证实了这个结果。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之一，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已经比20年前高出了30%。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成本在某些方面已经翻了一番。一个公立大学四年制本科学位——传统的资产阶级入场券——所需的花费已经是1996年的两倍了。医疗健康支出在这20年间也翻了一番。虽然不像教育和医疗这么吓人，但租房也比以前贵多了，更别提买房。与此同时，工会不断式微，雇员权利大幅缩水，养老金†和小额福利不断消失。工作时间不固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让本就费用高昂的儿童托管更加昂贵和难以安排，为家庭凝聚力带来了更多考验。中产阶级的压力还有一部分来自性别偏见。这本书中涉及的很多人都是女性，这并不是巧合。虽然也有别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身为母亲在职场上是一个劣势。从数据上看，职场妈妈比她们的男同事和未生育的女同事挣得都少。父亲们也受到了伤害：如果他们努力平衡事业和家庭，往往会在工作中被视为“弱者”。如果他们从事传统上以女性为主的护理行业，则也会像女性一样得到“传统”的低薪。无奈的是，现在就业岗位的增长大部分都出现在这些行业。

我把这些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的人称为“中等危险阶级”（the Middle Precariat），比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的“危险阶级”（Precariat）稍微好一点——这个词在六年前首次流行开来，用来描述不断扩大的、依靠低薪和临时的兼职工作维持生活的工人阶级群体，而我所说的“中等危险阶级”只是在收入上比这些人要高一些。危险阶级不断向上扩张，已经开始覆盖传统意义上稳定的资产阶级。这些人相信，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足以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今时不同往日，他们的工作也变得不稳定且充满变数。他们不仅面临短期合同、轮班制和无偿加班，还要做没有报酬的隐性工作：比如大学临时教员在课余时间备课就是无偿的，而那些获得终身教职的同事则不一样。对于中等危险阶级中的有色人种来说，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退休后的保障往往低得多，也更难负担大学学费。

跟典型的危险阶级一样，中等危险阶级已经失去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想象。他们是谁？他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的收入已经停滞，许多人债务缠身，却还在维持资产阶级的门面。许多原因造成了他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其中最关键的是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商业节目喜欢将其委婉地称为“收入差距”，似乎想要否认他们对此也负有责任。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最不平等的国家。2015年的《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显示，在统计涉及的200个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最大的。当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的财富比除去他们本身之外的前5%或前10%都要多得多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中产阶级都在一步步滑向阶层掉落的深渊。

就在那些四处可见的天鹅绒窗帘或中档淡黄褐色罗马式百叶窗帘的后面，这些父母正拼命维持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努力保持体面。

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转变。当我在Facebook上发帖说，自己负担不起学者父母过的那种相对体面的生活时，很多朋友都回帖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收入都交给了房东和日托中心，后者经常狮子大开口一般吃掉一个家庭30%的收入。生孩子的代价巨大，孩子会像毛毛虫一样，一美元一美元地把你挣的钱全吃光，就像艾瑞·卡尔（Eric Carle）在经典童书《好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中描绘的那样。日托服务的高昂价格反映了一个现实规律：根据机会平等计划（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2016年的一项研究，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到30岁时有92%的概率挣得比他们的父母多，而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只有大概50%的概率能做到这一点（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在中西部地区这个概率还不到50%）。

小时候，职业理想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母亲：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她都拿着蓝色的分级课本，出门给学生上课，高跟皮靴在脚下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每天傍晚，精疲力竭的她会到学校去接放学已久的我，带我回家吃意大利面和肉丸，结束一天的生活。我的父母为了生活不辞劳苦，但作为大学教授，他们至少还拥有医疗保险、可期的养老金和社保金*。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城市里工作机会丰富，房租也相对便宜。在大学教书的收入足以让他们负担一些额外的东西：他们让我去上滑冰课，送我上纽约的私立学校。我们在海边度过漫长假期，我可以在那里买一只蝴蝶风筝，到沙丘上摘野生的李子。而现在，这些活动会让类似的家庭不堪重负。他们并非个例。“中产阶级”曾经意味着你可以养育两个孩子，并且送他们去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有时甚至是私立学校。它意味着当女儿的旧鞋子开始挤脚时，你能给她买一双带有紫色和银色小花的喜健步（Stride Rite）棕色玛丽珍鞋。它意味着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家没有，但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普遍都有。不是多豪华的房子，就是一所大小适中、带车库的平层房屋。它意味着能跟家人一起欢度周末，时不时到“电影宫”看一部日场电影，或者办理剧院的年费会员，去那里看一场戏。它意味着工作日6点准时下班，一家人可以一起吃晚饭。当然，它还意味着如果你努力存钱，就能给孩子们交大学的学费了。

对于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这些中产生活的标志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了。中产阶级在各方面都岌岌可危，过去身处这一阶级唾手可得的回报已经烟消云散。阶级的衰退也造成了自我认知的降级。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或者中下层阶级；即使那些艰难度日的人，也倾向于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暂时的。好景不再了。2008年的经济衰退虽然是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但实际上也暴露了从里根时代至今几十年间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向下流动。经济危机后，高达4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受访者只有44%，自这项调查启动以来，这一比例首次跌至一半以下。与此同时，财富阶级（此处的财富［wealth］指资产减去负债）与中等危险阶级形成了鲜明对比。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最富有的前5%的人群的人均财富净值为130万美元。在过去的30年里，财富前1%至5%的人群的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但其他许多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对于有色人种的中等家庭，薪水和财富停滞的后果相当可怕。2017年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现在繁荣”组织（Prosperity Now）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白人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的中位数是黑人家庭的 68倍。黑人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只有区区1700美元。（利益相关：政策研究所是我所在的组织“经济困境报道计划”［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赞助方。）对许多美国人来说，2017年的税收法案只会让这些数字变得更加难看。但这项所谓的税收改革只是收入不平等被写入国家法律的最新案例而已。

如果你是一个背负着所有这些压力的美国工薪阶层父母，可能会觉得自己在跟众议院对赌，而众议院永远是赢家。然而，我采访的父母大多只是责怪自己，并不责怪为难他们的体制。在《夹缝生存》中，你会看到在芝加哥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生活的教授、在波士顿的失业餐厅经理，以及在纽约被美国梦欺骗了的保姆。你甚至还会了解到，匹兹堡的一群药剂师因自己的岗位被机器人取代而失去了工作。这些人处在崩溃的边缘，他们“正确”地完成了每一件事情，生活却依然难以为继。一些人勉强度日，而另一些人则遇到了某些意外，从此一蹶不振。尤其是对于母亲来说，这种被我称为“阶级天花板”的状况，跟“玻璃天花板”一起阻碍了职场女性的事业发展；这也是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无数伤害的后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现中产阶级在生活中的挣扎，并提供可能会有所帮助的策略。尽管今天的美国没有提供任何助力，甚至还在拖他们的后腿，但这些家庭依然在奋力保持——甚至只是在争取过上中产阶级应有的生活。这本书所写的，正是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