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在我国现代史学史上，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国学基础深厚，治史意趣生动。《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文化史，借鉴古代史书的典制体，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编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中国通史》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全书“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出版前言

绪论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士以下的选举乃系古代部族，专制政治尚未兴起时的制度，留遗下来的。其遗迹略见于《周官》。据《周官》所载：凡是乡大夫的属官，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举出其贤者能者，“献贤能之书于王。”《周官》说：“此之谓使民兴贤，人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俞正燮说：入使治之，是用为乡吏(即比闾族党之长，见上章)。出使长之，是用为伍长；这是不错的。比闾族党等，当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组织，其首领，都是由大众公举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预干涉罢了(如虽由地方公举，然仍须献贤能之书于王)。

在封建政体的初期，上级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较优良，但到后来，就渐渐的腐化了。由于上级的腐化和下级的进步(参看第四章)，主持国政者，为求政治整饬起见，不得不逐渐引用下级分子，乡间的贤能渐有升用于朝廷的机会，那便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制度。据《王制》说：是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日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司马辨论官材(官指各种机关，谓分别其才能，适宜于在何种机关中办事)，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材而用之。按《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名籍)，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也是司马的属官。《礼记·射义》说：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以中之多少，定得与于祭与否，可见射宫即在太庙之中。

古代规制简陋，全国之中，只有一所讲究的屋子，谓之明堂。也就是宗庙，就是朝廷，就是君主所居的宫殿，而亦即是其讲学的学校，到后来，这许多机关才逐渐分离，而成为各别的建筑(详见第十五章)。合观《周官》《王制》《射义》之文，可知在古代，各地方的贡士，是专讲武艺的。到后来，文治渐渐兴起，于是所取的人才，才不限于一途(所以司马要辩论官材，此时的司马，乃以武职兼司选举，并非以武事做选举的标准了)。此为选举之逐渐扩大，亦即世袭之渐被侵蚀。

到战国之世，世变益亟，腐败的贵族，再也支持不了此刻的政治。而且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起于孤寒之士则不然，君主要整顿政治，扩充自己的权力，都不得不用游士。而士人也有怀抱利器，欲奋志于功名的。又有蒿目时艰，欲有所藉手，以救生民于涂炭的。于是君主和游士相合，以打击贵族，贵族中较有为的，亦不得不引用游士。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然这时候，游士还是要靠上级的人引用的。到秦末，豪杰起而亡秦，则政权全人下级社会之手，更无所谓贵族和游士的对立了。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廿二史札记》有此一条，可参看)。在此情势之下，用人自然不拘门第，世袭之局，乃于此告终。

汉以后，选举之途，重要的，大概如下所述：

(一)征召：这是天子仰慕某人的才德，特地指名，请他到京的。往往有聘礼等很恭敬的手续。

(二)辟举：汉世相府等机关，僚属多由自用，谓之辟。所辟的人，并无一定的资格，做过高官的人以至布衣均可。

(三)荐举：其途甚广。做官的人，对于自己手下的属员，或虽未试用，而深知其可用的人，都可以荐举。就是不做官的布衣，深知什么人好，也未始不可以上书荐举的，并可上书求自试。此等在法律上都毫无制限，不过事实上甚少罢了。

(四)吏员：此系先在各机关中服务，或因法律的规定，或由长官的保荐，由吏而变做官的。各机关中的吏，照法律上讲，都可以有出路。但其出路的好坏，是各时代不同的。大体古代优而后世劣。

(五)任子：做到某级官吏，或由在上者的特恩，可以保荐他的儿子，得一个出身，在汉世谓之任子(亦可推及孙、弟、兄弟之子孙等)。任的本义为保，但其实，不过是一种恩典罢了，被保者设或犯罪，保之者，未必负何等责任的。任在后世谓之荫。明以后，又有荫子入监之例。即使其入国子监读书。国家既可施恩，又不令不学无术的人滥竽充选，立法之意，是很好的。惜乎人监读书，徒有其名罢了。

(六)专门技术人员：此等人员，其迁转，是限于一途的。其技术，或由自习而国家擢用，或即在本机关中养成。如天文、历法、医学等官是。(此制起源甚古。《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即是。)

(七)捐纳：这即是出钱买官做。古书中或称此为赀选，其实是不对的。赀选见《汉书·景帝本纪》后二年，乃因怕吏的贪赃，假定有钱的人，总要少贪些，于是限定有家赀若干，乃得为吏。这只是为吏的一个条件，与出钱买官做，全然无涉。又爵只是一个空名，所以卖爵也不能算作卖官的。暗中的卖官鬻爵，只是腐败的政治，并非法律所许，亦不能算作选举的一途(历代卖官之事见后)。P110-112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

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顾颉刚

史学四大家之吕思勉代表作！

百年来，公认中国通史类口碑读本，重印过百次；黄仁宇、钱穆、柏杨、易中天、顾颉刚等推崇备至的史学大作；文笔俱佳，学、才、识足备的通史著作；教育部推荐必读书。

这部《中国通史》原名《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 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