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撄心者说

副书名：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

作  者：董炳月

ISBN：9787108072290

定  价：78元

页 数：276页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1998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2006年度）。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著有《“国民作家”的立场 ：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06年）、《茫然草 ：日本人文风景》 （2009年）、《东张东望》（2011年）、《“同文”的现代转换 ：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2012年）、《寻访“日本老八路”》（2015年）、《鲁迅形影》 （2015年）等，译著有《鲁迅〈故乡〉阅读史》 （2002年）、《“建国大学”的幻影》（2004年）、 《国家与祭祀》（2007年）、 （2013年）、《何谓“现代的超克”》（2018年）等。

“改变”即“撄”，“精神”即“人心”。为了“撄人心”，所以“呐喊”，以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鲁迅是“撄人心者”，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撄心者说”。 这位“撄心者”，“说”出了《呐喊》《彷徨》《野草》，“说”出 了《坟》《热风》《华盖集》，“说”出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

鲁迅作为出生在绍兴的破落户子弟，少年时代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祖父犯案入狱，父亲病故，家境败落，备受歧视，艰难的生活在他少年时代的心灵上留下了多重创伤。这样一位破落户子弟，能够成为世界级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他离开了绍兴，生活、成长在南京、东京、 仙台、北京、上海等城市之中。

对于鲁迅来说，“幼者本位”是根本性、原理性、结构性的观念， 与“立人”“中间物”“进化论”“革命”等重要命题直接相关，深刻地影响着其各类话语活动。1918年开始“呐喊”的鲁迅，经过1922年《端午节》的叹息、呻 吟，1926年陷于“彷徨”。不过，这一过程并非悲剧性的。鲁迅在此过程中重建了价值观，重获了主体性。

当具有投枪功能的杂文被界定为“文学”的时候，文学干预社会的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文学的功利性与艺术性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成为杂文作者，是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鲁迅的最佳生存方式。

正 编

论鲁迅的“南京记忆”

——以其“自我”的形成与表现为中心............3

一 《呐喊·自序》中的“异地” .......................................4

二 《琐记》中前行者的心迹 .....................................................9

三 《恒训》中的医学问题 ......................................................15

四 南京作为鲁迅“原点”的多重意义...............................18

论鲁迅对《狂人日记》的阐释

——兼谈《呐喊》的互文性...........................23

一 “吃人”的二重性与普遍性 ...........................................24

二 第五次觉醒于“吃人” .....................................................30

三 《狂人日记》的域外资源与尼采问题 ...............................35

四 “吃人/救人”话语的重组 ..............................................42

结语 “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 ...................................46

幼者本位：从伦理到美学

——鲁迅思想与文学再识..............................47

一 “幼者本位”的内涵与成因 .....................................................48

二 进化论与“幼者本位” ..............................................................55

三 “幼者”的叙事与美学 ..............................................................65

结语 “救救孩子……”的余音 .....................................................70

启蒙者的世俗化转向

——鲁迅《端午节》索隐.............................73

一 引言：节日与鲁迅的时间感觉 ...............................................73

二 “讽刺小说”的文体 ..................................................................77

三 贫困与经济权思想 ....................................................................86

四 与胡适的对话 ............................................................................94

结语 “呐喊”之后，“彷徨”之前 .............................................102

1926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开

——以“马上日记”为中心........................107

一 引言：“日记”的可能性 .......................................................107

二 “马上日记”中的国民性文本系列 .......................................109

三 对话结构的形成与对话 .......................................................... 118

四 鲁迅对《阿Q正传》的再阐释 .............................................133

余论 鲁迅对安冈秀夫的批评 .....................................................138

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

——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143

一 瞿秋白的“政治鲁迅”建构 .................................................144

二 “非个人作者”的诞生 ............................................................151

三 杂文文体之于鲁迅、瞿秋白 .................................................157

结语 “武器”与“艺术”的统一 ...............................................166

浮世绘之于鲁迅.....................................171

一 鲁迅的浮世绘收藏与相关言论 .............................................172

二 浮世绘非“木刻” ....................................................................175

三 鲁迅的浮世绘鉴赏 ..................................................................178

结语 鲁迅审美观的复杂性 ..........................................................186

鲁迅视野中的亚历克舍夫木刻插图

——从《母亲》 到 《城与年》...........................187

一 高尔基《母亲》的十四幅插图 .............................................188

二 《城与年》的插图与文本 .......................................................192

三 “连环图画”的观念 ................................................................205

结语 鲁迅的“文艺”回归与超越 .............................................209

鲁迅与崔万秋

——兼谈两种《鲁迅全集》的相关注释...................211

一 崔万秋的生卒年与政治身份 .................................................212

二 《伪自由书·后记》中的崔万秋 ...........................................216

三 崔万秋谈鲁迅与《大晚报》的笔战.....................................222

论鲁迅对《狂人日记》的阐释

——兼谈《呐喊》的互文性

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屈指可数的杰作。这里要强调的是，鲁迅不仅是这篇小说的作者，而且是这篇小说的阐释者。罗兰·巴特所谓“作者已经死去”，是强调作品作为文本的独立性，将作者与其作品的关系相对化，为读者、批评家解释作品提供更大的空间与自由度。但是，鲁迅在《狂人日记》诞生之后却作为作者顽强地“活着”，多次行使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权，于是“作者”与“作品”纠缠在一起，继续保持并深化“共生”关系。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三个月之后的8月20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就谈论《狂人日记》。而且，这次谈论仅仅是个起点。至1935年3月，十七年间鲁迅对《狂人日记》或相关问题的谈论主要有六次——1918年8月在给许寿裳的信中，1922年12月 在《呐喊·自序》中，1925年4月在杂文《灯下漫笔》中，1927年9月在通信《答有恒先生》中，1933年3月在自述《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些谈论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谈论的内容有主题层面的，也有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层面的，为了便于论述，本文通称为“阐 释”。不同时期的阐释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狂人日记》阐释”系列，呈现了鲁迅以“吃人/救人”为主干的思想史。鲁迅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翌年即1936年去世，因此可以说，《狂人日记》诞生之后，成为鲁迅无法忘却的记忆，伴随了鲁迅近三分之一的人生，直到鲁迅离开人世。如果鲁迅的作家生涯从创作《狂人日记》算起，则可以说《狂人日记》伴随了鲁迅的整个创作生涯。在鲁迅的小说中，这样被鲁迅本人反复、持续阐释的作品并不多。多年之前，已经有鲁迅研究者论述过鲁迅对《狂人日记》的“自评”，可惜只是孤立地论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于“自评”的历史性、整体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与“自评”包含的多种复杂性擦肩而过。本文试图历史性、整体性地考察鲁迅的“《狂人日记》阐释”，以深入理解《狂人日记》这个文本，进而理解鲁迅的思想脉络。

一 “吃人”的二重性与普遍性

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及《狂人日记》， 这样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鲁迅发此言是在创作《狂人日记》仅三个月之后，又是在写给挚友的私信中，因此对于《狂人日记》创作动因与主题的表述最真实。这段话是理解《狂人日记》的基础，由此可知，《狂人日记》的首要问题是吃人，而不是后来研究者们纠缠不清的“狂人”——狂还是不狂？真狂还是假狂？几分清醒几分狂？等等。那么，何谓“吃人”？无论是从鲁迅的创作动因来看，还是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吃人”首先都是事实上的吃人。鲁迅是因为从《资治通鉴》中看到历史上的吃人记载而创作《狂人日记》，所以小说中有历史上的吃人——易牙蒸儿子献给桀纣（实为齐桓公）吃，有医书“本草什么”（实为李时珍《本草纲目》）上记载的吃人——煎食人肉，更有现实生活中的吃人——徐锡林（徐锡麟）被吃，城里杀犯人的时候痨病患者用馒头蘸人血舔。狂人（“我”）是因为恐惧于被吃而精神失常，成为迫害狂， 沉溺于恐惧性的幻想。在这个层面上，“狂人”确实是狂人。关于《狂人日记》的主题，汤晨光敏锐地指出：“原初的核心动机是表现人吃人，是揭露存在于中国的食人蛮性，它通过被吃的恐惧感传达出鲁迅对民族摆脱野蛮状态的热望以及对肌体和生命的强烈关注。”这种解释与人们习以为常的“礼教吃人”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这种解释，才符合鲁迅致许寿裳信中的那段话包含的逻辑。那段话谈到“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两个问题，从上下文来看两个问题具有同一性，是因果关系（从“以此读史”到“偶阅《通鉴》”）。关于道教与中国的本质性关联，1927年9月鲁迅在杂文《小杂感》（收入《而已集》）中再次强调，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彭定安指出：“作为‘中国根柢’和足以‘懂得中国大半’的道教文化的精髓是什么？用鲁迅的概括来表述，就是‘吃人’。道教作为宗教，它的理想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它的总目标和最高理想是‘长生久视’。它在现世希图长生不老，它讲求享受、纵欲、自利、夺取、占有、养生，连男女之事，也讲求‘采占之术’、‘采补’、‘夺舍’。”就《狂人日记》而言，道教与吃人行为的同一性，就是吃人者的吃人动机与道教养生思想、迷信思想的一致性。如果仅仅在比喻、象征的意义上理解“吃人”，小说中潜存的道教问题就被排除了。道教与“仁义道德”并无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写《小杂感》两年前的1925年，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同样阐述了中国的“吃人”问题（下文会论及）。可见，在鲁迅这里，道教（道士）与“吃人”一直是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两个具有共通性的关键问题。

《狂人日记》发表一年半之后，吴虞在评论文章《吃人与礼教》中谈吃人与礼教的关系，说：“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这是在比喻、象征的意义上理解“吃人”。不言而喻，这种理解能够在《狂人日记》中找到根据——易牙蒸子献齐桓公是“忠”，“割股疗亲”是孝，“吃人”二字是隐藏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但是，这种“吃人”在《狂人日记》中是引申义，而且首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吃人被叙述出来的。事实意义上的吃人可以转化为比喻意义（象征意义）上的“吃人”，但其自身并不会因为这种转化而消失。

综合起来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吃人”的叙述经过了一个从史实到历史再到文化的转换、升级过程。这个过程呈现为致许寿裳信中的那段话与《狂人日记》之间的距离。《狂人日记》的“吃人”主题因此具有二重性，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吃人”的写实意义与比喻意义并存。“仁义道德”与“吃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复杂。在《狂人日记》中，并非所有的吃人行为都是“仁义道德”导致的，“仁义道德”与“吃人”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对比性的，其次才是因果性的。

鲁迅读《资治通鉴》，发现中国人是“食人民族”，小说中的狂人则是从历史书的字缝里看出满纸写着“吃人”二字。这种同构关系表明：《狂人日记》中的“我”一方面是医学意义上的迫害狂，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就包含着鲁迅自况的意味，是先觉者。“吃人”这种前提性认识的存在，表明《狂人日记》是一篇“观念小说”。这里的“观念小说”是指为了表现既定的思想观念而创作的小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历史的吃人”、呈现“吃人的历史”是为了“救人”，所以在小说最后追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且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建立起一个“吃人/救人”的框架（也是主题）。在这个框架中，“吃人”是显性的、现实性的，“救人”则是隐性的、理想性的。狂人期待“真的人”出现，而所谓“真的人”，正是以是否吃过人为标准来界定的。在小说第十节，狂人对大哥说：“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在这个逻辑中，第十二节的那句话才能成立——“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同样是在这个逻辑中，“救救孩子”不仅意味着不要让孩子被吃掉，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不要让孩子“吃人”。 从鲁迅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狂人日记》对“真的人”的追求是其留日时期形成的“立人”思想的延续。

1922年《狂人日记》被鲁迅编入小说集《呐喊》，成为《呐喊》中的第一篇小说。通读《呐喊》能够看到，《狂人日记》的“吃人/救人”这一主体结构（框架与主题），也是《呐喊》中多篇作品共有的模式。《呐喊》初版本收录作品十五篇，除去最后一篇后来被鲁迅改题为“补天”并收入《故事新编》的《不周山》，十四篇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取材于故乡生活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头发的故事》《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