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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我生了一场小病,脚趾疼了若干天,和人吵了两架,被挂了三次电话,在肮脏的棉被下做了一次噩梦。我喝到了无比甘甜的山茶,吃到了大数据不会告诉你的鲜美米粉,还数次被陌生人邀请吃饭。我触摸到了巳经在城市里消失的“附近”……
序一 代路而言 李海鹏
序二 一次神游 易社强(John Israel)
出发:公路徒步的意义
Ⅰ 临时大学
第一章 长沙:和平的最后一瞥
第二章 长沙:我们都是丧家之犬
第三章 长沙:车夫、四十九标、甜酒冲蛋
第四章 在南岳:我见证了中国吸收欧洲成就最后的伟大日子
第五章 长沙:青年之路
第六章 长沙:听部长口吻似乎嫌搬得太早
第七章 长沙:临时大学如何万岁?
Ⅱ 湘
第八章 长沙—益阳:不是水.想改河道?
第九章 益阳—军山铺:公路上的美眷
第十章 常德:生命似异实同
第十一章 常德—桃源:气圆滴气扁滴
第十二章 桃源—桃花源:陶渊明撒了个大谎
第十三章 桃花源—郑家驿—茶庵铺:临时大学大,还是军官学校大?
第十四章 茶庵铺—毛家溪—官庄:鸡既鸣兮我不留
第十五章 官庄—楠木铺—沅陵:雄心与现实感
第十六章 楠木铺—沅陵:土匪今晚就到
第十七章 沅陵:故都在雪里
第十八章 沅陵:这里黄昏实在令人心地柔弱
第十九章 沅陵—芷江:几个烧红的故事
第二十章 芷江—晃县: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
Ⅲ 黔
第二十一章 晃县—玉屏:重建一座小小的石头城
第二十二章 玉屏—青溪—镇远:铁厂、城墙和可爱的人民
第二十三章 在镇远:两种时间观
第二十四章 镇远—施秉—黄平:传说中的鹅翅膀
第二十五章 黄平—重安:公路的意志
第二十六章 重安—炉山—凯里:天上的师傅地上的师傅
第二十七章 凯里—贵定—贵阳:神秘的缘分
第二十八章 在贵阳:艺术或宗教的逃难
第二十九章 贵阳—安顺:最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
第三十章 安顺—镇宁—黄果树:景致太好了,不去看的是汉奸
第三十一章 黄果树—关岭:被“近代化”的西南山水
第三十二章 关岭—永宁:吃饭的人都走了
第三十三章 永宁—晴隆:沿途最惊险的一幕
第三十四章 晴隆—普安—盘县:不牢靠的记忆
第三十五章 盘县—富源:人生百年,也只是转瞬间的事
Ⅳ 滇
第三十六章 富源:我们到云南了!云南是富庶的地方呵!
第三十七章 富源—曲靖—马龙:与风神同行
第三十八章 马龙—马过河—杨林—大板桥:把你自己投入进去
第三十九章 大板桥—昆明:诸位此时的神情不是还要向前走吗
尾声: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 2013年一2014年哈佛尼曼学者,作品两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三次获腾讯华语传媒年度盛典单项奖。
出发:公路徒步的意义
这个42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塞进一件冲锋衣,一条速干裤,两套贴身换洗衣物,一件防晒衬衫和一双拖鞋,就只剩下一小半空间。拖鞋不是非带不可,但不知为什么,当我想象接下来的公路徒步旅行时,眼前总会出现暴雨倾盆、溪河涨水,我卷起裤管、换上拖鞋、小心翼翼穿越被淹道路的画面。
我计划从长沙一路向西,以徒步为主的方式横穿湘西、贵州,然后到达云南昆明。这是八十年前一支特殊行军团的路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再迁云南,其中,由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五位教授包括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如今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人们熟知那些灿若星河的大师,熟知他们抱着讲义跑警报的轶事,甚至熟知他们的各种怪癖;同时人们也怀念着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捍卫,怀念他们对知识和教养的尊重,怀念他们的理想主义——2018年1月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提醒着我们,八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传奇的热情并未消退,仍在借它找寻慰藉,或者浇胸中块垒。关于联大在昆明的八年(1938年4月一1946年7月),不论大众叙事,还是学术研究,都已汗牛充栋,这很好理解,因为这八年太重要了,也太长了,长到足够一所大学变成一座“民主堡垒”。比较起来,为什么要关心八十年前一次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余的行军?
很简单,因为那是传奇的起点。旅行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经抱怨,为什么那么多书,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How did you get there?没错,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How did they get there?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
每个人都对“路”有自己的记忆和情感,而抗战第一年正是中国人的“寻路之年”。平津沦陷后,大批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南下,以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为例,他们从北平出发,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从天津起,一家老小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等到战火在长三角延烧,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汉口、长沙又成了“后方的前方”,大批人口要向真正的大后方——西南的川滇黔三省撤退了。
西进从来不是坦途。长江水道有三峡天险,陆路方面,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路险难行,元初修筑的由湖广通达云南的“普安道”在很长时间内是沟通西南与中原最重要(有时是唯一畅通的)的驿路,当年朱元璋30万大军西征云南、徐霞客从贵阳西行游历(比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恰好早了整整三百年)、林则徐两次人滇就职,走的都是这条路,更不必提往来的马帮、赴京赶考的学子和被贬谪边地的官员。甚至到了1938年,有时候为了抄近道,湘黔滇旅行团也要踩着坑坑洼洼的石头,走上一段驿路。不过在1938年,不论是林徽因梁思成,还是湘黔滇旅行团,和徐霞客们相比至少有一个优势:1937年3月,从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已经全线打通。
京滇公路全线打通意味着国民政府“统一化”政策往前迈进一大步。中国大陆过往研究,多将“统一化”斥为蒋介石与半独立的西南军阀争夺权势,借追击红军之机修筑公路,将势力伸向西南腹地,但论者往往忽视了“统一化”对于国家认同及抗战所发挥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国民政府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长江下游诸省,在“统一化”政策的推动下,西南地方军阀势力逐渐削弱,或与中央政府加强合作,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
P1-3
阅读这本书的书稿,我几乎没空做摘录,也没有跳过任何一行,也就是说,纯粹是感到享受。它甚至让我想到了比如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之类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总是在期待下一章。有时候,悬念能做到的,讲述看似普通的事物而又自然奔涌的文字也能做到,当一个个字之间有着那种默契又隐约的电流的时候。
——李海鹏(作家)
把自己沉浸在文献里只是理解历史的第一步,去现场看看那些地方才是无价的补充。历史意味着在时间中旅行,但在空问中旅行同样可以帑助我们理解历史。湘黔滇旅行团出发80年后,杨潇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如果他想要把历史经验传达给21世纪的读者,他就必须一步步置走当年学生们的西迁之路。
——易社强(学者,《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
本书是两场历史与现实中的“徒步”,一部非典型的公路旅行文学。
从长沙到昆明,1600公里联大西迁路;1938年与当下,两个寻路的时代。
一代流亡知识分子,求索危机时刻的家国与自我;一个徒步青年作家,重塑网络年代的思想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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