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对乡村呈现的反空心化动向做出深刻分析、对2012年之前的主要政策进行反思，阐明如何给小农赋能，提出一条依靠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令人耳目一新，是一部积淀深厚的大家之作。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本书名为《超越空心化》，既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迹象的揭示，也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未来的期待。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研究小农户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赋能”，关注内发型发展及县域城乡流动；二是聚焦“同乡同业”现象，剖析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如何互嵌以及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三是阐述乡村空心化、阶层分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乡村社会的生机。作者通过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探寻基于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

一章 小农与扶贫
重提小农
小农经济能否继续作为谋生方式
小农与贫困人群的交集
作为扶贫手段的普惠小农政策
第二章 内发型发展与开发扶贫
作为反思视角的内发型发展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重脆弱下的开发扶贫
贫困人群是如何被“去能”的
贫困人群的主体性及其再组织化
第三章 小农户发展：“去能”与“赋能”
问题的提出
有关经济学说回顾和“去能—赋能”研究视角的提出
小农户是如何被“去能”的
该如何对小农户赋能
结语
第四章 常态化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理解仍将长期存在的“小农户”
立基于小农户的常态化扶贫
帮扶小农户中的弱势者
帮扶弱势小农户的长效机制
第五章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来自“界外”的案例
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第六章 “同乡同业”：“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
“同乡同业”概念的提出
作为“社会经济”的“同乡同业”
“经济”是如何嵌入“社会”的
是“社会经济”还是“低端全国化”
余论
第七章 超越空心化——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
县域内的城乡流动现象引人关注
农民工返县就业
县域内非农就业与在家农业就业的结合
县域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发展
内发型发展及适当的区域范围
结论
第八章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无中心场域”
不在村“乡贤”治村
农村空心化、阶层分化及“项目制”背景下的
公共产品供给
乡村自治及其对本土社会资源的利用
后记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民政部第三届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儒道互补：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华南古村落：搁浅于时光长河的乡土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The Path to Sun Village（Brill,2017）等。

无主体熟人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无例。
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我试图以“无主体熟人社会”（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这一自创概念，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在经历历次冲击之后，老人的传统威式微，青壮年日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
“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一，舆论失灵。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则当事人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我们可以指责“媳妇”虚伪之至，但事实上，“媳妇”的行为变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贬值。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在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的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这在家庭操办喜宴的受邀来宾中，表现得为明显。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比如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威的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黑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黑恶势力来“摆平”。
第四，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之所以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因为时至今日留在村里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里，还因为“无主体”的农村社会，也周期性地呈现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
目前农民外出打工，基本上以增加家庭收入为目的。伴随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家庭生命的周期性以及乡村节庆的周期性，打工者总是周期性地离乡与返乡，如一群候鸟，穿梭于城乡之间。村里平时冷清，但逢年过节却热闹异常。这种景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大的返乡周期（如家庭生命的周期）套着小的返乡周期（如乡村节庆的周期和农业生产的周期）。大的返乡周期具体指在外打工的年限，男性一般比女性多七八年；小的返乡周期具体指每隔数月回乡播种或者收割以及每年回乡过年。这中间既有黄宗智先生所谓的“半工半耕”逻辑在起作用，也有白南生先生所谓的“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在起作用，即从“家庭策略”及成本收益比较的角度考虑，在以男性为中心将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外移的时候，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的生育、抚养、赡养功能即劳动力再生产却不便外移，女性离土离乡大多仅发生在婚前或婚后尚未生育之前，以及孩子两岁后至上学前。我们可以将此进一步归结为“男工女育”的逻辑。
农民工周期性返乡除了被动地受到“半工半耕”和“男工女育”等生存逻辑的支配，还受到社会及文化的心理需求的驱使，这主要体现在打工者年终返乡过年的情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