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问题还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吗?黑格尔是专制主义的辩护士吗？海德格尔和纳粹究竟是什么关系？阿伦特为何难以被理解？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爱情意味着什么？哈贝马斯对霸权主义到底持什么态度？要回答这些问题，需深入哲学家的历史世界和生命经历，从他们与时代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观察他们的思想。

张汝伦教授这部经典文集，标识出莱茵河畔的哲学之旅。通过打破德国哲学艰深晦涩、玄妙高深的刻板印象，还原了哲学家的最初关怀，从人和历史的视角打开哲学之门，以丰满的、极有人格魅力的德国哲学家形象，串起一部知人论世的德国哲学史。

自序

何谓学者

德国哲学家与中国哲学

康德二百年祭

不废江河万古流

黑格尔和现代国家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在中国——一个批判性的检讨

回到事物本身

海德格尔：德国和欧洲及其超越

海德格尔公案

哲学与实践

哲人与爱

永远的阿伦特

正义是否可能

伽达默尔和哲学

在哲学和艺术之间希望和绝望——纪念阿多诺诞生100周年

为了生命的现在与未来——汉斯·约纳斯诞生101周年

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

1972 年 11 月在多伦多，加拿大社会和政治思想研究学会举办了一个关于阿伦特的学术会议，在会上，有人这样问她：“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你属于自由主义者？在当代的种种可能性框架中你站在何处？”阿伦特的回答是，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也从来没有知道过。她认为她从未占据一个这样的位置。左派认为她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她是左派或外人或天知道是什么。阿伦特说她对此不感兴趣。她不相信以这种方式可以澄清20 世纪的真正问题。

然而，对于已经习惯了意识形态或冷战思维的人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的政治思想家是无法想象的。控制人们的“不是……就是”的思维方式使得阿伦特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一个无法“戴帽”或贴标签的另类，一个十足的边缘人，她的思想不是被误解，就是被认为不值一顾。例如，以赛亚·伯林在与一个伊朗哲学家的谈话中就轻蔑地表示， 他认为阿伦特并没有提出什么观点，他也未发现她的著作中有任何引起人的兴趣，引发人思考或对人有启发的观点。她的观点只是一连串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她从一个句子跳到另一个句子，之间没有任何逻辑的联系，也没有理性或想象的联系。并且他引用犹太学者索勒姆的话说，任何有修养而又严肃的思想家都无法容忍她。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知道和喜欢阿伦特的人，肯定要比知道和喜欢索勒姆的人多；稍有学术头脑的人都会认为阿伦特是原创性思想家，而伯林则不是。事实上近一二十年以来人们对阿伦特的兴趣正在持续而稳步地上升， 阿伦特是 20 世纪最有原创性、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以至有人认为她已不再边缘。其实，一个思想家边缘与否，不一定视其人气而定；边缘与否， 在于是否能纳入或融入主流， 不入（ 主） 流就难免会屡遭误解；因为不入（主）流的东西用习惯的思路的确是无法理解的。阿伦特的创见和远见使得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能无视她的存在；而主流意识形态的破产也迫使人们寻找新的思想资源，这些都是阿伦特地位不断上升的客观原因；但人们对阿伦特不断增长的兴趣并没有与对她的理解的增长成正比。阿伦特自称对理解最感兴趣，可是她却一直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这也决定了她仍然只是一个边缘人。

阿伦特之难以被理解，首先是因为人们无法将她归类。在经历了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对立和抗争的世纪后，不用某种主义，人们已很难辨认一个思想家了。但现行的各种主义对阿伦特似乎都不合适。她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她热爱的第二任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在青年时代就是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斯巴达同盟的成员，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德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但阿伦特自己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从未要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她对资本主义几乎全盘否定，但并没有因此就拥抱社会主义。她对马克思高度尊敬，却又对他的思想不以为然。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不赞成社会主义，反对集权主义，批评马克思，就一定会是自由主义。但就像阿伦特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一样，她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并且她公开说她“从来就不相信自由主义”。她对自由主义的不屑一顾从她的大量著作中很少讨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也可见一斑。她对集权主义的批判和抨击并未使她转向自由主义，相反，她并不认为自由主义所拥护的那个制度与集权主义毫无关系。她亲历的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加强了她的这个信念。

从表面上看，阿伦特似乎言必称希腊，讨论问题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这个源头，但她却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她从来不相信我们可以恢复传统，也不认为这有任何意义与必要。相反，她认为每一代人都应该重新去认识传统。她谈论希腊或罗马，绝不是要恢复传统的概念与范畴，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过去的意义。只有通过这样拯救过去，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生活的意义，看清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在对待传统和历史的问题上，她深受本雅明的影响。虽然传统已经破碎，我们注定要生活在时代的废墟中，但衰败的过程也是一个结晶的过程。我们应该像潜海探珠的人那样，潜入大海深处，将经历了沧桑巨变仍以结晶的形式存活下来的珍珠和珊瑚带出海面。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她始终记得托克维尔的名言：“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从过去拯救值得保存的东西不是为保存而保存，而是为了重新发现过去，赋予它今天的意义。阿伦特从来不把过去看作今天的出路或药方。相反，她认同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解构释义学，不惜对传统施暴，深挖（空）传统，为的是找出它“积极的可能性”。阿伦特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超越传统。

也许最适合阿伦特思想的帽子是共和主义，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共和主义可分为古典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两种。古典共和主义强调人的德行，强调万众一心，公众利益高于一切。但阿伦特恰恰否定德行在政治中的作用，在她看来，德行仅与私人行为有关，在公共事务中不应有其地位。阿伦特虽然也强调公共利益，但前提却是人的多样性， 只有在承认人的多样性前提下，强调公共利益才不致成为集权政治的借口。现代共和主义不再强调人的德行，而是承认人性的幽暗面，从而注重制度设计和权力制衡。但阿伦特对此并不很感兴趣，她关心的是如何始终能有让不同的人可以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现代共和主义借助人民主权的思想来证明代议制民主的正当性，但阿伦特始终不相信在代议制民主下人们能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少数人的垄断或多数人的暴政。她心目中的民主只能是直接民主。

在今天这个政治思维仍是主义至上的时代，阿伦特看来注定是无处安顿的边缘人。其实，阿伦特自己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边缘地位，相反，她好像要刻意保持这种边缘性。在给她以前的老师雅斯贝斯的一封信中，她说，她越来越感到，只有在社会边缘的人才能有尊严地生存。她公开说她不爱任何民族，任何群体；既不爱德国人，也不爱法国人或美国人。她不但不愿意被归入任何群体，而且连她生来就有的身份——犹太人和德国人最初都不愿承认。她首先是汉娜·阿伦特，然后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她的犹太血统使她无法认同自己是德国人，虽然她不懂希伯来语，却深爱德语。她最初也没有感到低人一等，虽然反犹情绪始终在东欧弥漫。但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她便不但承认自己是犹太人，而且还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作为犹太人被攻击， 他必须作为犹太人保卫自己。不是作为德国人，不是作为世界公民，不是作为人权的持有者，或无论什么。”

在讨论犹太人认同问题时，阿伦特提出了“贱民”（pariah）和“趋附者”（parvenu）这两个概念。在她看来， 犹太人在被当地的主流社会视为局外人的时候，他有上述这两种选择。一种是趋炎附势，努力向主流社会靠拢，争取被同化；努力向上爬，争取被主流社会吸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世俗的成功是他们的唯一追求，千辛万苦得来的小小成功都会使他们忘乎所以，任何些微的失败都会使他们觉得日月无光。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妥协，就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被尊敬和被接受， 希望“ 有影响”。她对阿多诺一直不以为然，除了因为当年不同意通过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施特恩的教授资格论文外，还因为他在纳粹上台后试图通过将犹太父姓维森格兰特改为意大利母姓阿多诺而与纳粹暴政相安无事，当一个“例外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