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时代症候”书系之一，诊断现代社会的深层症候
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陷入一系列精神困顿与存在疑惑。它们深刻嵌入我们的日常行为与社会结构之中，既裹挟着每一个个体，也使人们陷入相似的迷茫与挣扎。面对这一复杂境况，本书系集结了社会学与哲学领域的标杆性人物与具活力的新锐力量，以典理论为根基，以当代批判为锐器，从不同维度切入现代生活的核心困境，力求在思想深处开辟破解时代症候的新路径。从制度规训、生态危机、数字时代的异化，到工具理性对意义的剥夺，再到自由本身的悖论，本书系五部作品共同勾勒出一幅当代人的生存图景，以批判视角，诊断我们时代的深层症候。

（2）社会学师的典著作，影响深远
本书是社会学师戈夫曼的里程碑式著作，入选国际社会学协会“100本20世纪具影响力社会学著作”。戈夫曼在此深化了“拟剧论”，并创造性地提出“全控机构”概念，其开创的分析路径与福柯后来的微观权力研究形成深刻呼应。书中观点为20世纪中期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和“去机构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深刻改变了全球精神健康服务的面貌。作者“卧底”精神病院的田野调查富有张力，其深刻洞察也成为《飞越疯人院》等文艺作品的灵感源泉，学术价值与大众影响力并存。

（3）跨越60余年的深刻洞察，透视当前社会的运行规则，直击个体和自我被异化的困境
本书的核心概念“全控机构”，指那些通过统一着装、没收私人物品、严格日程等方式，系统性地抹杀个体原有身份、将其塑造为“标准化产品”的场所。精神病院是典型，但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远不止于此——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鼓吹“狼性”的企业、让我们深陷“人设”焦虑的社交媒体，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从“职场PUA”到“内卷”，从“鸡娃”到“人肉搜索”，戈夫曼60多年前的洞察，至今仍能精准剖析个体被制度化、自我被污名化的困境。

（4）对自由与尊严的永恒追问，帮助我们重新审视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
本书不止于社会批判，更指向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环境剥夺了你的姓名、衣物、社会关系，乃至一切定义“你是谁”的东西时，你还剩下什么来维系自我？戈夫曼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那些看似“异常”的行为，有时恰恰是个体在端压力下守护尊严的方式。在今天这个鼓励“做自己”却又处处被规则包围的时代，这本书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在制度与尊严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被塑造的同时仍能保有内心的清醒。
本书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学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1961年出版后即引发广泛关注，不但为理解权力运作、身份建构及边缘群体的真实处境提供了典分析框架，更推动了全球精神卫生领域的“去机构化”运动。书中，戈夫曼将“拟剧论”从日常社交舞台推向精神病院、监狱等端制度环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社会真相。
在这些“全控机构”中，戈夫曼发现所谓“正常”与“疯癫”的界限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由一套精密的制度体系建构和维持的。这些机构通过严苛的身份剥削手段——收缴个人物品、清除社会身份、集体管制、系统性羞辱——瓦解个体的自我认同，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纳入标准化秩序中，重塑为温顺、沉默的“被收容者”。由此，机构的核心功能在于控制，而非对外宣称的治愈或关怀。当名字被编号取代，当行为被病理化为“症状”时，我们还能确信自己是“正常”的吗？又该如何抵抗，哪怕只为一缕尊严的微光？
本书从微观层面撕碎了现代社会围绕“正常”编织的迷思并发出拷问 ：究竟是那些被贴上“疯子”标签的人病了，还是这个急于将他们分类、隔离、改造的“健全世界”本身，陷入了一种更隐蔽的集体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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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症候”书系：
《收容所——精神病人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情境》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美]欧文·戈夫曼 著 / 刘海龙、黄雅兰、方惠 译

《人类世的马克思——走向去增长的共产主义》（即出）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日]斋藤幸平 著 / 徐鼎鼎 译

《数字倦怠——断联时代见闻录》（即出）
Digital Lethargy: Dispatches from an Age of Disconnection
[美]胡彤晖 著 / 于是 译

《努力玩乐——游戏作为能动性的艺术》（即出）
Games: Agency as Art
[美]C. 氏·阮 著 / 胡冯彬 译

《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即出）
Freedom: A Disease Without Cure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 蓝江 译
译者前言 // III
序  言 // XXVII
引  言 // XXXI
一章 全控机构的特征 // 001
第二章 精神病人的道德生涯 // 111
第三章 公共机构的地下生活——关于精神病院中生存之道的研究 // 149
第四章 医疗模型与精神收容——关于修补行业变迁的笔记 // 263
注　释 // 321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
加拿大裔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拟剧论”开创者，美国社会学协会第73任主席。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其社会学研究观察细致、分析入微，集中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呈现出诸多典研究。著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日常接触》《公共场所的行为》《污名》《框架分析》等，引用率高居不下。被《泰晤士报》誉为“当代为杰出、富有洞见的社会科学学者之一”。
一章 全控机构的特征
一
社会机关（social establishment），或者日常所说的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指的是像房间、套房、建筑、工厂等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地方。在社会学中，我们不能以恰当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类。有些机构，比如纽约中央火车站，只要举止得体，谁都可以自由出入；其他机构，比如纽约联盟俱乐部或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闲杂人等就不那么容易进了；商店和邮局等机构则由少量固定的社会成员为络绎不绝的顾客提供服务。像家或是工厂，成员则相对固定。有些机构提供活动场地，让个体彰显社会地位，无论这些人对此乐在其中还是不以为意。相比之下，其他机构则比较随意，成员不拘谨，机构活动适合闲暇时参与。本书研究的是另一类机构，这类机构被认为是自然而然且富有成效的，因为其成员机构在很多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至于如果想深入了解其中某一个机构，我们好同时考察其他同类机构。

二
每个机构都会占用其成员的时间与精力，并为他们提供一个专属的“世界”（world）。简言之，每个机构都有覆盖个体生活全部层面的倾向。当我们回顾西方社会的各式机构时，会发现有些机构的覆盖面远远超出其他机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层式跃升。它们这种覆盖或全控的特征体现在阻断其成员与外部世界交往上，并通过有形事物形成隔离，比如上锁的大门、高墙、铁丝网、悬崖、水域、森林、沼泽等。我将这些机构称为全控机构，它们的一般性特征正是本章研究的对象。
当代社会中的全控机构可以粗略分为五种：一种是为了照顾盲人、老年人、孤儿、穷人等缺乏能力且不具有危险性的人，为他们提供容身之所；第二种旨在照料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是对社会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尽管这种威胁可能是无心的，比如结核病疗养院、精神病院、麻风病院；第三种则是为了保护社会免于蓄意伤害，而这些被隔绝之人的福祉不是当务之急，比如监狱、拘留所、战俘营、集中营；第四种据称是为了能够更好执行某些类似工作的任务，其工具性特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比如军营、军舰、寄宿制学校、劳动营、殖民地矿工院，而在下人房的仆人眼中，大宅邸也算第四种机构；后一种是远离俗世且往往也同时充当宗教修习场所的地方，比如修道院（本书中默认其成员全部为男性）、寺庙、女修道院及其他隐修场所。对全控机构的分类并非严丝合缝、无所不包，也不能直接用于分析，但是它提供了一个纯粹的指称性定义，可以作为具体研究的起点。通过初步厘清全控机构的概念，我希望为讨论它们的总体特征打下基础，避免同义反复。
在尝试提炼这些机构的总体特征之前，一个概念性的问题需要被申明：我想要描述的这些要素，既非某个特定全控机构独有，也并非有全控机构都具有。全控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每个机构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体的许多特征。我将这些特征称为“共性”，这一概念尽管有一些局限，但至少在逻辑上站得住脚。同时，此概念允许我们采用理想型（ideal types）的分析方法，先抽象出总体特征，以期在此基础上凸显出机构间的重要差异。

三
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安排是，个体的睡眠、玩乐和工作倾向于在不同的空间发生，有不同的参与者，服从不同的威，且不受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理性规划的管束。全控机构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中这三者之间的壁垒。首先，生活中的各项活动都被限制在同一个地方，服从于单一的威。其次，成员日常行动都要在其他一大群人的直接陪同下完成，这群人都受到同等对待，被要求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再次，日常行动的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时间安排，须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时间完成一个行动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整个行动流程由上层通过一套明确而正式的裁决系统以及一群管理人员执行。后，形形色色的强制活动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的理性规划中，以实现机构的官方目标。
这些特征中的某个特征也会在全控机构以外的地方出现。比如，越来越多的大型商业、工业或教育机构为其成员提供自助餐厅和休闲娱乐，但是否使用这些额外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个人决定的，并且还会有专门措施防止官方权力介入其中。同样，家庭主妇或农场家庭也可能生活在一个由栅栏围起来的区域中，但是他们不会受到严格的集体管制，也不需要时刻和一大帮同类在一起。
一批人以科层化组织的方式处理着许多人的需求（不管这是不是一种要或高效的方式），是全控机构的关键所在。一系列重要的后果由此产生。
当被成批管理时，人们会受到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不是指导或是定期检查（多见于雇主–雇员之间），而是监视。这是一种观看行为，以确保每个人在他 a 被明确告知的要求下行事，违反规定的人会被揪出来，获得和其他乖乖妥协的人截然不同的待遇。是先有一大群被管理的人，还是先有一小部分监督人员，这不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关键在于，他们因彼此而存在。
全控机构里的人员被分成两部分：一大群被管理者—一般被称为“被收容者”，以及一小部分负责监管的工作人员。被收容者通常生活在全控机构中，与高墙之外的世界联系受限；工作人员每天工作 8 小时，除此之外依旧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3这两个群体都对彼此抱有狭隘而充满敌意的刻板印象：工作人员认为被收容者总是苦大仇深、偷偷摸摸、不值得信任，被收容者则认为工作人员总是盛气凌人、专横粗暴、刁钻刻薄；工作人员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并且充满正义，被收容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弱势、理亏、充满内疚。
这两个阶层间几乎不允许社会流动，社会距离相差甚远并且经常有相关的正式规定。甚至跨越界限的对话也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语气，正如一部改编自精神病院真实故事的小说里写道：

“我告诉你们啊，”哈特小姐在病人们通过休息室时说，“你们照戴维斯小姐说的做，别多想，照做就是了，这样就会相安无事。”
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弗吉尼亚就知道1号病房可怕的人是谁——戴维斯小姐。“她是护士长吗？”
“何止是。”哈特小姐低声说。然后，她提高了音量。护士们似乎觉得如果不大喊大叫，病人好像就听不见似的。她们时不时用正常的音量说一些病人不应该听到的话；如果她们不是护士，你会觉得她们经常在自言自语。“能干、高效的，就是戴维斯小姐。”哈特小姐说。

尽管被收容者和看管他们的工作人员之间的有些交流是要的，但是看管人员的职责之一就是控制被收容者和高职级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一位研究精神病院的学者提供了例证。

查房时，由于有些病人迫不及待地要见医生，护工就须居中协调，以免医生忙不过来。在30号病房，两类等级较低的病人如果没有外在生理症状的话，几乎不被允许和贝克医生说话，除非医生主动问起。这群固执、挑剔、痴心妄想的病人—护工会用“杞人忧天的家伙”、“讨厌鬼”、“猎鸟犬”（严密监视和密切注意他人行为的人）等行话称呼他们—经常试图突破护工的中介防线，但总是被轻易地打发掉。

和越级交流一样受到严格管制的还有信息的传递，尤其是关于工作人员针对被收容者的处理方案的信息。一般来说，被收容者被排除在关乎自身命运的决策之外。无论军队对士兵隐瞒行军目的地，还是医疗机构对肺结核病人隐瞒诊断结果、治疗方案及住院时间，这些排斥行为在被收容者和工作人员之间制造了特殊的距离，便于工作人员更好地控制被收容者。
有这些交流的限制可能都会固化两个群体之间相互敌对的刻板印象。8 两个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世界并行发展，二者虽保持正式接触却几乎不会相互渗透。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工作人员还是被收容者，都倾向于将全控机构的设施和名称视为某种属于工作人员的专有物，以至于当任何一个群体提起“机构”的观点或利益时，他们指涉的都是工作人员的立场和关切（本书中也将这样处理）。
这种工作人员–被收容者的区别是对一大群人进行科层化管理的一个主要结果。另一个结果与工作有关。
在社会的日常安排中，工作单位只在劳动者领取薪酬这件事上具有威性，在家庭和休闲场所中如何花掉它们则是劳动者的私事，由此形成了一套工作单位的威只在一定边界内起作用的机制。但在全控机构中，被收容者全天的日程和有基本需求都被他人规划。在这里，不管从事工作给予他们的激励是什么，它都不具有其在外部世界中的结构性意义。机构内和机构外对于工作的动机和态度大不相同。这是被收容者和须劝说他们工作的人都需要做出的基本调适。
有时候由于被要求完成的工作任务极少，被收容者如果不知道如何找乐子，难免感到度无聊。即使有工作，它们也往往被缓慢推进，并被纳入一种奖励机制中，比如每周的烟草配给、圣诞礼物等，这些微小但仪式化的奖励激励精神病人持续留在他们的岗位上。当然，在另一些情况下，被要求的是超过一整天的高强度劳作，维持它的不是酬劳，而是体罚。在伐木营地和商船等全控机构中，实行“强制储蓄”推迟了金钱能换来的外部世界关系。有的需求都由机构规划、组织，只有当工作季结束，工作者离开工地时，酬劳才会被结清。有些全控机构中存在一种“变相奴役”的情况，被收容者的全部时间都由工作人员随意支配，在这里，被收容者的自我意识和拥有感与他的工作能力相分离。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记录的在英国皇家空军训练营服役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遇到那些服役了6周的老兵，他们散漫的态度令我们感到一种道德上的震惊：“你们这些新兵太傻了，干吗把自己累成这样 ?”是我们太热情了吗？还是我们内心残存着某种文明教养？因为在皇家空军，我们 24 小时都在“领工资”，按小时计费，每小时 3.5 便士，工作、吃饭、睡觉都有工资，这些便士永远在累积着。因此，好好工作并不会让这份工作显得崇高。工作须尽可能地消耗时间，反正等待着我们的是另一份工作，而非炉火边的惬意时光。

无论工作过多还是过少，原本在外部世界中视工作为核心的个体，往往会因全控机构内部的工作制度而感到意志消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国州立精神病院，可以通过“乞讨”或“服侍他人”挣得5美分或10美分，以便在餐厅消费。人们通常会对这样的事情心有抗拒：如果是在外部世界，这种行为实在有伤自尊。（工作人员从他们自己对于赚钱的世俗定位出发，倾向于将这种乞讨行为看作精神病症状，以此证明被收容者真的有病。）
这种全控机构和我们社会所奉行的“工作—报酬”结构格格不入。全控机构和我们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同样不可兼容。和家庭生活相对的是独居，但事实上，更鲜明的对立面是群居，那些在工作场合吃住、与同事成群结队生活的人，几乎不可能维持有意义的家庭生活。相反，那些在机构外维持家庭关系的工作人员，往往得以与外部社群保持联系，从而逃离全控机构无孔不入的倾向。
一个特定的全控机构，无论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然是一种有力的干预力量。这种干预之所以可能，部分正在于它压制了一个个真实或潜在的家庭。反过来说，家庭的形成本身是一种结构性保障，能够抵抗全控机构的全面渗透。家庭和全控机构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不可兼容性，揭示了二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功能。
全控机构是社会杂合体，它既是一个居住社区，又是一个正式组织；正是这种杂合性构成了它独特的社会学意义。当然，关注这类机构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们是改造个体的温室；每一个全控机构都是检验自我可以忍受何种对待的天然实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