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世由文人而入武侯的**人，虽身处乱世，却中正庄严、克己复礼，严格以理学精神修养自身，劝谕家人。《曾国藩家书》以儒家理学精神为根柢，充分体现了儒学的道德追求与现实抱负，堪称儒者安身立命之范本。
《曾国藩家书》读本精选家书中的重要篇章，重新编辑分类，以修身、劝学、孝悌、处事、为政、治军为大类，根据文中主旨另拟标题，在基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对文中核心意义加以延伸和阐述，以方便当代读者更好地理解曾国藩在清代政治风云变幻之下，所写家书的意义和价值。

修身卷
劝学卷
孝悌卷
处世卷
为政卷
治军卷

袁晓晶，解读者简介
袁晓晶，甘肃兰州人，哲学博士。2013年7月至今，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晚清儒学思想史、儒学教化及国学教育的普及问题。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一项、上海市委项目一项，发表论文十数篇。曾著有《仁心与仁政：孟子》，合著《梵音清韵：诗僧画侣面面观》。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今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人。原名子域，字伯涵，号涤生。祖父曾玉屏，普通耕读之人；父亲曾麟书，秀才塾师。曾国藩二十八岁考取进士，三十岁岁授翰林院检讨，三十七岁任礼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为母亲江氏守孝期间，临危受命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历时十三年，为清廷平定太平军起义，追缴捻军。此后数年，办理洋务、回任两江，在军事、洋务、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功绩显赫，成为清代中兴名臣，与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同治十一年（1872））去世，谥号文正。

曾国荃在家中有子女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弟”。他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小曾国藩十三岁。国荃十六岁随父上京，后住在曾国藩宅邸，与哥哥一家同住。此时的曾国藩恰值而立之年，又初为京官，家境并不富裕，但对于九弟的照顾则是体贴入微。然而，曾国荃在入京一段时间后，还是思乡情切，想回到湖南。这封信便是曾国藩向父亲陈情此事。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家中长男，对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从兄弟友爱的角度来看，曾国藩对于九弟的生活起居、前程学业是极为关心的。然而，即便兄弟相处似平常，而九弟迫切归家的想法，依然让曾国藩内心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是一种自省的萌芽，当得知九弟要离开的决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推卸责任或懊恼，而是考虑自己是否有不对之处。在信的一开始，曾国藩即向父亲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困惑与担忧，并禀明自己不断向九弟询问，甚至提出让弟弟对自己“正容责之，婉言导之”的要求。这不仅是兄长对于弟弟的爱护，更是兄长自身人格修养的体现。
在儒家看来，修身的一要务在于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即便没有学过什么知识，人也具备做善良之事的能力;即便没有经过复杂的思考，也可以对善与不善的事情做出基本的判断。就好像小孩子，虽然天真烂漫，毫无任何成人世界的处世经验，可是他也知道要亲爱自己的父母。到年长一点，便知道要尊敬自己的兄长。亲亲，这就是仁;敬长，这就是义。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这正是天底下根本的人道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有着“反身而诚”的修身功夫。反身而诚，就是反思自身，去发现自己的本心。曾子说，自己每天都要反省一天的行为是否恰当。在待人接物时，是否怀着一颗真诚之心。在与人协同做事时，是否忠诚踏实。每天学到的东西，是否有认真实践。“三省吾身”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以达到心与行的统一。
曾国藩客居北京，事业和生活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作为兄长，对于弟弟赴京学习、日常起居却给予了加倍的关怀。奈何国荃一心要回乡，这时曾国藩的做法体现出儒家君子在修己上的功夫。他没有责备国荃，而是努力去与国荃沟通，在沟通不够顺畅的时候，则反身自省。
修身之始，在于能够自我反省，其境界则是达到“人不知 而不愠”的豁达。而在这封信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儒家君子修身的一步:“反身而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