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学衡名家讲演录（第二卷）》

作者：孙江、王楠 编

ISBN：978-7-305-06758-7

定价：40元

出版单位：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编辑推荐

★茅海建、潘光哲、杨念群、王笛、王明珂……12位著名历史学者演讲辑录。

★思想史、情感史、历史叙事、电影研究等等史学研究最前沿课题。

★不论东西新旧，不拘流派风格，唯以学术性、思想性、前沿性为据。

内容简介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秉承《学衡》先贤之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倡言全球视野、本土实践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研究。本卷收录12位来访学者的精彩演讲及现场互动。

编者简介

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近著《重审中国的“近代”》（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与权力》（韩文，学古房，2019）等。

王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助理，著有《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合著）等。

图书目录

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003（澳门大学 茅海建）

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017（日本东京大学 村田雄二郎）

“东洋史”的创出与近代日本的中国叙述026（日本爱知县立大学 黄东兰）

《史地学报》的史学实践040（台湾“中央研究院” 潘光哲）

1920年代的商会与商民协会052（华中师范大学 朱英）

教书与讲学067（浙江大学 桑兵）

科举制废除百年后的省思081（中国人民大学 杨念群）

被遗忘的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的故事090（澳门大学 王笛）

电影中的表相与本相103（台湾“中央研究院” 王明珂）

变幻的光影——民国电影的社会观察119（中国社会科学院 汪朝光）

从新文化史到情感史：当代史学走向一瞥145（美国罗文大学 王晴佳）

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156（台湾“中央研究院” 黄克武）

精彩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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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书写中国历史，近代日本出现了三种叙事模式，分别是儒学叙事、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儒学叙事指的是以儒学知识共同体为背景的前近代历史叙事。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依据儒家的正统史观、道德史观和华夷观念，以春秋笔法来书写中国历史。文明—进步叙事以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为代表，把中国历史描写成一部两千年专制政治下停滞不前的历史，其中“专制”、“守旧”、“停滞”的中国与“进步”、“发展”、最终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西方“文明国”行列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族—国家叙事以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为代表，以民族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将汉族和突厥、女真、蒙古等“东洋”诸民族并列，将中国史消解在“东洋”或“东方亚细亚”的历史之中。（黄东兰：《“东洋史”的创出与近代日本的中国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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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比如从理性到感性、从国家到社团、从社会到家庭、从事业到爱情，喜怒哀乐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理性到感性容易理解，而从国家到社团也是情感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比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他的著作关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谈的主要是组织层面的东西；又如汤普森（E.P.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基本上是从理性的角度看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

现在的研究呢，就会考虑到群众运动中人们的情绪。群情激奋的时候，领袖是控制不了的，这就是情感，法国大革命是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的。如果研究日本史的话，会知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在街上唱歌跳舞，说我们什么都干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于那种所谓狂欢状态的关注，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历史。又如外交史的研究，感性的部分现在变得非常重要，以前的外交史研究借助档案，不太注意情感的描述，往往就略过去了，但实际之中两国的外交家是怎么订立合约的，这个过程中情感的因素非常大。比如我们都知道，《马关条约》原来的要求还要更苛刻，因为李鸿章遇刺，舆论上对日本不利，所以才会进行调整，这也是情感的因素。还有个例子就是邓小平，他虽然个子小，但是人非常坚定，在谈判香港问题的时候立场坚决，让“铁娘子”都绊了一跤。所以从感性的层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当然需要去证明这些情感因素对历史到底有没有影响。（王晴佳：《从新文化史到情感史：当代史学走向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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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废除百年后的省思 （节选）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今天我讲的题目关于科举，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有很多的研究。我今天是从一个通观的角度来考察，科举废除以后究竟造成了一个怎样的后果。科举本身在我们的制度体系中处于怎样一个位置？我的观点是，科举制度非常好，从各个方面都是制度的典范。个人认为，科举废除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大损失，一大错误。下面就此做一梳理。

此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举被污名化的历史根源。现代人对科举的第一印象基本来源于《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他考上科举之后疯了。所以说科举在小说中被妖魔化为一个使人神经错乱的制度，其理由有如下几条。

第一条理由是考试时间太长，年龄跨度特别大，有钱有毅力就可以。我的反驳是考试时间长给人以无穷的可能，不断在“做官”的动力推动下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而西方则截然相反，贵族制度使得身份较为固化。所以这不成为范进发疯的理由。

第二条理由是考试内容。对科举制的最大误解便是将之等同于八股文，认为其是一种空谈误国的教育制度。这大错特错。个人认为与现在的高考制度相比，科举好得太多。比如科举有三到五场，第一场才是八股文，到了之后则为论、策问以及诰、表、判等。早期的批评源于对经世的理解，认为科举制度没有经世的功能，只是死记硬背。而晚清的批评受到西方的影响，主张去道德化。科举考试以道德优先来考虑整体的制度安排；而西方坚船利炮来袭之后，器技之道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道德到了次要的地位。这是考试内容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中体西用论的失效。当年张之洞提出应该以道德为主的传统理念，在其无效之后被认为是科举这一选拔制度出了问题。梁启超曾说，首先要废科举，再兴学校，再选官僚。我认为，这种观点将科举制度的内容严重窄化，其实科举制度中有好多相当实用的内容。科举的大体安排简单而言不断在变化，唐代有进士科和明经科，进士考诗赋，明经科考帖经，相当于现在的填空。到了清代之后，主要变成了策问，及诰、表、判。八股文实际上不是最主要的，其在当时称为时文，有一系列的辅导教材，以四书为基础构成了其理学体系。我认为这不是科举制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第三条理由是制度运行的角度，科举仅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考试制度。这是不对的。因为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其内涵远为复杂，既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官僚选拔和管理制度，更可能是一种地方的代议制度。这和西方的民主没有关系，但两者的内涵可能有一些相似。所以废除科举其实是将一种非常好的官僚选拔制度连根拔起，而且将地方性的代议制度彻底铲除。所以基层民主无从谈起，官僚选拔一塌糊涂，考试培养出来的很难有人文素养很高的综合性人才。

通过前三点，我们将科举制污名化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我们想象的科举与实际的科举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们想象的科举已经被窄化为一种八股文式的考试制度。如果将之提炼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从官员选拔的角度而言，科举制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功能。

第二部分想要讲的是科举制度为什么是个好制度，或换言之科举制度为什么是个不坏的制度。西方许多民主制的倡导者不将民主制视为一个好制度，而是将之视为最不坏的制度，比如将之置于缅甸、泰国，可能其效果将和西方大相径庭。但我对科举情有独钟，还是将之称为好的制度，欢迎大家反驳。

首先是成为一个好制度的前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科举制与儒家密不可分，是儒家选拔士人和官僚最有名的制度。问题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儒家是什么时候才成为主导思想的，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我很反感新儒家所认为的中国自古以来便被儒家的士人支配的说法。其实儒家在汉代、在唐代都没有占据主导位置。比如在汉代其便类于倡优之徒。汉宣帝就说过“霸王道杂之”。最近辛德勇教授写了《制造汉武帝》（2015年）。之前将汉武帝视为在“轮台诏”之后突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君主，对此辛德勇教授予以反驳，认为汉武帝本身穷兵黩武，从未重视儒家。那为何将儒家视为倡优之徒呢？因为他们造假经，埋石碑，推行所谓谶纬之学。那个时候儒家十分无耻，谄媚帝皇。到了唐代，儒家的命运也不好，唐代的皇帝信佛的多，没有几个重视儒家。宋以后，“教化之儒”才开始占据主流。原本的儒家可称为“王者之儒”，即论证帝王掌权的合法性。此言虽然极端，但大意不出于此。宋以后，皇帝突然醒悟，因为他要成为一个道德完人，儒家便开始“革君心”。举例而言，宋之前，遇到流星坠地，皇帝都会去祭祀。而宋以后的儒家则会说这是因为皇帝的内心出了问题，只要提高道德，这一切就会平息。于是便每日给皇帝讲经，让皇帝认为有效。那么为什么汉唐之时儒家只是倡优之徒呢？第一，只给皇帝抬轿子。第二，百姓无法接受儒家思想。汉代的经生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对一段经书可以注上万字，导致儒家无法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指导。宋以后朱熹发明了家礼，祭五代祖先成为百姓的日常，开放家庙，修族谱，由此百姓被凝聚起来。通过家礼通俗化的程序，儒家成为百姓的人生指南。这才是成为好制度的前提。由此，科举制度才成为可能。其前提便是身份的转移，使得儒家与皇帝的关系焕然一新，也使得其得以被百姓理解。这两点同时具备之后，儒家的礼制秩序被建立起来了，底层的秩序也被建立了起来。因为在儒家下到民间之后，百姓才有资格考试为官，而非由原先的世家大族垄断。

其次要讨论的是作为考试制度的科举，其内容是怎样的，为什么其内容不仅仅是八股文。举两个例子，其一是雍正七年的江南乡试。我们知道，清代科举有童试、乡试、会试及殿试四个层次，童试获得一个生员的资格，之后参加省里乡试，到北京参加会试，最后经过殿试便能鲤鱼跃龙门。这里乡试的第一场如前所述乃四书五经。第二场乃论、诏、诰、表、判五条。论便是论说文、说理文。诏、诰乃模仿皇帝的口吻写一篇东西，以皇帝的语气来诏告大臣。表乃作为大臣向皇帝提建议。判乃法律，给五则案件让考生判案。可见从第二场开始便显示其内容之丰富。第三场乃是策，策问五道的涵盖特别丰富，内容十分实用，几乎都是经世之学，与四书五经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比如说第一条，什么叫作“诚”？“诚”是宋明理学中十分核心的一个关键词，所以如何解读“诚”便十分复杂。所谓“心诚则灵”、“正心诚意”，这是一个做人的基础，道德的基点。我将之概括为思想史研究。现在我们做的一批思想史研究，其内涵皆不及这道题目。这道题目非常明确，如何立诚？其基点是什么？反观如今的思想史研究，云山雾罩。两相比较，高下立现。

第二，驭吏之道。我们知道，江南乃富庶之地，刑名及钱谷之学特别兴盛。这道题就需要考生针对江南的抗匿冒揽下一对策，涉及经济学。此外，针对当地的词讼怪相也需要从法律学的角度进行解决。我们知道，儒家的基本观点是无讼，但实际情况是，官司、讼棍层出不穷，如何对付他们？有什么方案？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才一一对应，说明考试的丰富程度，并非意指完全类似。

第三乃是基础之法，完全是经济史的题目：说一说广惠仓、常平仓、义仓及社仓的起源与得失；后两者是百姓民间筹措，前两者是官方的，这两者的不同导致了经济本身的基础之法的区别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经济学问题。不仅需要回答，还要提出理由，指出优劣如何。

从中可以看出，考题不仅涉及思想史，也包括如何做一个好官，解决词讼，从法律的角度避免吏治的混乱，这些都是地方官在治理社会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一旦考生中举，很快就会被外放为县官，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这在科举制中都有所涉及。此外，还有如何防止基层官僚虚报数字、随意勒派、稽查不勤，也就是说作为基层官僚如何进行监控。

第四题也是江南的问题，河务塘工。康熙、乾隆几下江南，都对塘工十分关切。这涉及十分复杂的水利学问题，包括水利工程学的相关内容。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地区的考试会针对不同地区的特殊问题进行，例如地理、历史及现实情况。比如在云贵地区就不会出现类似的河工问题，而在江南地区便会出现例如黄河入海之时为何会出现漫淹，如何克服这一问题这类的题目。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即举了很多的例子，其中有康熙的办法，需要考生谈谈怎么看待皇帝的看法。这里就有些民主的意思，考生不能只是赞同皇帝，而是需要说出一些可以弥补的地方，这样才能得到高分。其中需要拿捏的地方十分考验考生。可以看出，做官与做人，如何处理政务是有一套逻辑的，这套逻辑其实已经包含在科举考试之中。也就是说如果考生落第，的确显示出其能力的欠缺。

第二个例子，可以看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年的会试。已经可以看出其前后的一些变化了。第一场四书，第二场五经，第三场策五道。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后基本上取消了诰、表及判，我认为这有些可惜，我们可以从中琢磨当时的心理。但其在取消前也的确面临着越来越程式化的危机。虽然有些刻板，但只要改变内容就可以了，不需要完全取消。策五道的内容都是实用，比如比较古今学校异同，就涉及汉、唐、宋等教育史题目。“汉立学校，置博士弟子员，始于何时？创议者何人？唐制，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分授诸生之法，有何名目？宋儒朱子有《学校贡举议》，叶适有《学校论》，其用意如何？”这一论说文在策问层面上难度比较大，而且针对性较强。

我们知道光绪一朝在太平天国之后，团练之法占据了很大优势。由此，如何在地方练兵就变得十分重要。我们看当年的试题便提到了团练之法的得失。原文为：“三代以上，兵出于民，人尽知兵，国无养兵之费。三代以后，兵与民分，费日多而兵愈弱。有时团练民兵，则闾里骚动，其故何欤？今欲使有勇知方，皇威遐畅，将何道之从？”这道军事史的题目很难，需要将团练的起源、得失以及兵民之间的关系说清。还有经费的问题，如何筹措？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如何防止地方做大？这些都很有针对性，关系到太平天国以后清政府的军事格局。

此外还有货币史。“钱法之坏，莫患乎私销私铸，欲杜其弊，何为善策？唐有飞钱，宋有交子、会子，金、元皆有交钞，其行用之法如何？能使国用富实，财货流通欤？”“金银钱币，不可衣食，而国恒视以为贫富，其故何欤？”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用的货币会对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货币流通与国家富强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古时钱币少而国恒有余，后世钱币多而国恒不足，其故又何欤？”这道题也非常难答。“方今中外通商，财货流溢，欲使民物康阜，府库充盈，果遵何道欤？”我们知道在光绪年间财政捉襟见肘，战乱、赔款层出不穷。故而这些考题都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紧密相关。我们现在将大清说得腐败不堪，但单从科举制度考虑，其针对性非常强，没有什么问题。

再举一个保甲的例子。我们知道很多朝代都实施保甲，但真正落实却有问题。所以就有这样一道题，说王安石当年推行保甲没有成功，但是到了明代，王阳明却成功实施，那么其利弊得失何在？当然，讨论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而言，王阳明实际上采用的是软硬兼施之法，保甲与乡约并行。道德与实际控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保甲本身制度安排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即不是像法家那样一味蛮横地去做一件事，而是包含了一种道德教化的安排。王安石当时没有将儒家的理念与思想在其保甲制度中贯彻。乡约是在宋以后才被贯彻的，这与儒家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关系。

上面就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已经比较清楚地展现了八股并非科举的核心。当然，八股是一个基础，是一个道德教化的基础，是个人内心世界的修养。比如说讨论“诚”字。当然这也是有必要的。之后我们也会提到为何学堂制度引入后会造成民心涣散，这与科举制取消四书五经有一定的关系。（整理/王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