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与美国特殊关系研究：1962-1972》从国际关系史角度梳理了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菲律宾社会所存在的强烈亲美和对美依赖情绪，而美国则以“特殊关系”为幌子，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牢牢控制着菲律宾。该书以菲美两国已经解密的近期新一手档案为史料，着重于菲律宾国内局势发展和美国的地区及国别政策变化这两条线索，以菲美关系几十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点，来考察菲美特殊关系走向终结的历史轨迹。

目录
一章菲美特殊关系和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兴起
一节 冷战初期的菲美特殊关系
第二节 政治特殊关系的幻灭———战争损失赔偿案
第三节 外交特殊关系的反思———“转向亚洲”外交改革
第四节 军事特殊关系的库———军事基地司法主权之争
小 结
第二章合作与分歧：马卡帕加尔时期的菲美冷战同盟
一节 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
第二节 马卡帕加尔时期的菲律宾民事行动小组谈判
第三节 马卡帕加尔援越议案的失败
第三章反向不对称：马科斯时期的菲美冷战同盟
一节 马科斯重启援越谈判
第二节 马科斯政府初期的菲美关系
第三节 美国对菲谈判妥协
小 结
第四章菲美“更多旗帜”合作的结束
一节 马科斯政府越战政策的转变
第二节 菲律宾撤回民事行动小组
小 结
第五章菲美关系转向“去特殊化”
一节 菲律宾反美民族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 尼克松主义对菲政策调整
第三节 马科斯政府“新发展外交”
小 结
第六章菲美特殊关系的终结
一节 菲律宾社会危机与美国的立场
第二节 １９７０年菲美双边关系的新发展
第三节 美国对马科斯军管计划的态度
第四节 马科斯军管和美国对菲政策的调适
小 结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张行
历史学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现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侨学院讲师。2013—2014年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访学，2017—2018年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法司借调工作，目前担任致公党华侨大学厦门第二支部副主委、欧美同学会华侨大学理事会理事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是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相关学术论文在《东南亚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新华文摘》《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等刊物登载发表。

《菲律宾与美国特殊关系研究：1962-1972》：
菲律宾教育普及，具有良好的技术水平，尤其是菲律宾军队在国内工程建设、战地医疗和反共情报工作等方面经验丰富。美国驻菲大使馆在向华盛顿建议上述援助清单后与马卡帕加尔政府就细节继续谈判，但是大使馆的“理想清单”与菲律宾政府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发生了重大分歧。
美国大使馆的清单无论是工程营还是医疗队都强调是在菲律宾正规军队基础上组建“民事行动”队，换言之，也就是打着民用人道主义组织的旗号但实际派出军事性工程一医疗人员；然而马卡帕加尔政府反对派出正规军队人员，只同意派出完全由民用非军事人员组成的工程一医疗队。但是约翰逊政府认为：“由一支军事部队承担民事工程工作更能够体现菲律宾政府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支持态度。”①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出于美国方面的物质补偿诱惑、政治压力，以及菲律宾政坛自身反共产主义倾向等原因愿意响应约翰逊的“更多旗帜”计划；另一方面，身为亚洲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掂量，如果派遣正规军事组织到越南可能背负西方帝国主义帮凶的恶名。菲律宾政府面对20世纪60年代此起彼伏的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和菲律宾国内因为军事基地等问题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反美情绪，极力排斥向南越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美国驻菲使馆认为，菲律宾军队在镇压“胡克运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反叛乱、反游击战经验，正好可以用于南越反共产主义渗透的计划，希望菲律宾政府能够像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自由公司”行动那样协助美国并提供相关的军事专家来训练南越政府的军事人员。同样，由于这些特殊军事专家具有军队背景，菲律宾政府不同意此计划，以防难以预测的政治风险。可以说，是“军事”援助还是“民事”援助的争论从始至终都是菲美关于援越谈判中的焦点问题。
谈判中另外一个主要争议是菲律宾援越计划的资金来源。美国驻菲大使馆在1964年5月4日的电文中也提到了关于资金的疑惑和建议：“美国政府与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即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全部或部分支付这些行动。菲律宾政府是有能力为这些行动提供财政支持的。我们首先应该提出我们希望他们能这样做，并且坚持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美国评估菲律宾政府在南越问题上的参与程度。”①恰恰相反，菲律宾政府同意为南越提供援助行动的前提就是能够得到美国的财政补偿。在菲律宾一方看来，分歧的焦点根本不是由菲律宾政府买单还是美国政府买单的问题，而是美国政府准备花多少钱买单的问题。
当美国驻菲大使馆与菲律宾政府就“军事”还是“民事”僵持不下之时，争议因为华盛顿方面政策的突变而暂时搁置。由于南越军队在冲突中的伤亡数目猛增，华盛顿要求美国驻菲大使馆暂时停止整体援助计划谈判，改而催促菲律宾立刻派出一支医疗队增援南越前线。5月8日，一封发往驻菲大使馆的电报指令：“全力促使菲律宾战地医疗队或医疗组织尽早派往南越……为了提高菲律宾大限度地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你们准备在谈判中增加额外的筹码。”电报并未明确指示驻菲大使馆在与菲律宾政府谈判时所增加的额外筹码是什么，但是大使馆在华盛顿的鼓励和催促之下加快了谈判节奏。
1964年6月初，“马卡帕加尔接到南越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阮庆（Nguy-en Khanh）来信，请求菲律宾援助医生和技术人员”②，可见6月之前美国驻菲大使馆与菲律宾政府已就援助的具体事项和“额外的筹码”达成了协议。因为“更多旗帜”计划的合法流程是先由美国政府通过当地大使馆与各盟国政府直接双边谈判达成共识后，再由华盛顿指示南越政府向该国政府发出具体的援助请求，援助请求的具体条目与美国和该国谈妥的条件基本完全一致。显然菲律宾政府对南越援助的本质并非是对南越政府请求的回应，南越政府在“更多旗帜”计划中的角色只是需要按照美国的指令在恰当的时间发出内容合适的请求电报即可。正如《马尼拉时报》对南越政府在越战决策中的傀儡角色调侃道：“事情非常明显，南越政府在他们自己国家掌控这场战争的程度，就和菲律宾国家银行大楼的门卫掌控银行资金借贷和投资的情况差不多。”①一方面，美国不得不需要南越政府出面发出援助请求，因为“有自由世界国家的援助都应该适宜并体面地由越南共和国政府接收”②，以减轻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局势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南越政府对“更多旗帜”计划并不热心，也并不认为第三国的援助能对局势起到什么帮助，“只不过是美国人处理他们自己政治危机的一项公关活动而已。如果需要有人提出援助请求的话，那应该是由美国人来干”③，只是在美国政府的催促之下才被动地发出请求信。所以美国驻菲大使馆与菲律宾政府一切谈妥后，南越政府才会向马卡帕加尔发来了具体援助请求，其要求的“医生和技术人员”正是华盛顿新政策下菲美双方的谈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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