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费城的钟声

广告语：文学史家王彬彬全新历史散文力作，正史之余又在历史之中，于边缘处看天下在风云中论短长

外文书名：（无）

ISBN：9787544780933

作者：王彬彬

定价：45.00元

出版年月：2020年8月

装帧：平装锁线

开本：32开

页码：263页

内文用纸：70g轻型纸

重量：（编辑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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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中图法分类号：I267

上架建议：历史散文

字数：169千字

印张：8.5

正文语种（注意是否双语书）：否

版次、印次：一版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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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细致的梳理，缜密的考据，还历史关节以真相

本书结集了作者在《钟山》杂志专栏《栏杆拍遍》上的近年新作，诚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言，“对文史的通识能力，对材料的考据辨识功夫，以老辣睿智的春秋笔法和独特文体，令人拍案惊奇”。作者善于运用回忆录、日记、自传等一手材料，结合年谱、学记、评传等详加对比考证，细致缜密地拨开重重迷雾，努力还以历史真相，并带给读者唯物的思辨。

2、以小角度斜刺中国近现代史，却关乎惊天之变

从陈宝箴的喉骨到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从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到陈立夫羞辱顾颉刚的来龙去脉，作者选取名人生平不为人所重视的小角度，斜刺入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既牵连起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物关系，又呈现出他们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背后的时代风云际会。

3、从新问题剖析国民党历史是非，缕析曲直短长

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阻止党国要员投敌，周旋于美英苏各盟国之间，却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渐渐失去民心。作者从新的问题角度剖析了国民党及其领导者的历史是非。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积重难返的旧矛盾，“之乎者也”终将被“白话连篇”打败，这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选择。

【名人评价及推荐】

王彬彬是一个学界的独行侠，做事独来独往，拒绝拉帮结派；说话快人快语，不愿吞吞吐吐；下笔行云流水，讨厌诘屈聱牙。

——丁东，学者

他的专栏《栏杆拍遍》，以对文史的通识能力，对材料的考据辨识功夫，以老辣睿智的春秋笔法和独特文体，令人拍案惊奇。会心乍有得，抚己还成叹。他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无所不能栏杆拍遍。他的思想、情怀、认知等，道人所未道。在边缘处看天下，在风云中论短长。见识与材料在正史之余又在历史之中，他是当今随笔世界的独特存在、一大景观。

——孟繁华，学者、评论家

王彬彬整篇文章的起降，毫无疑问，可谓是纵横分野的巨阔机场，但他启动飞行器的那个引擎，却往往是精悍到细微。以这样斜刺过来的、小角度的来剖解历史，你会轻松地以为，你在读闲情逸事甚或边边角角乃至街巷八卦，很快你会发现这可不是小事情，原来这就导致了什么与什么的那一场惊天之变。他天地互观，左右勾连，内外呼引。

——鲁敏，作家

【作者简介】

王彬彬，安徽望江人，当代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应知天命集》《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八论高晓声》《高晓声评传》《鲁迅晚年情怀》《鲁迅内外》等学术著作多部。多年来，还发表了近百篇中国现代史方面的学术散文、随笔，结集有《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顾左右而言史》等。

【内容简介】

本书全新结集了当代文学史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彬彬近年发表的历史人文散文新作，收录《陈宝箴的喉骨》《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胡适的美国大使当得怎么样》《费城的钟声》《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种内忧》等十篇作品。文章以斜刺而来的小角度剖解历史，在边缘处看天下，在风云中论短长。

王彬彬古今中外天上人间，道人所未道，无所不能栏杆拍遍。所写看似闲情逸事甚或街巷八卦，却关乎惊天之变。他以对文史的通识能力，对材料的考据辨识功夫，以老辣睿智的春秋笔法和独特文体，令人拍案惊奇。

【目录】

自序

陈宝箴的喉骨

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

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

费城的钟声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种内忧

陈立夫羞辱顾颉刚

国共两党与白话文

高晓声：政治巨变中的人生选择

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拉贝对希特勒的想象

【相关图书推荐】

（编辑不填）

【前言】

自序

收在这里的十篇文章，除《国共两党与白话文》外，其他九篇都是《钟山》杂志上“栏杆拍遍”的专栏文章，是这两年的新作。

我的所谓“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大学里，以此名目混饭。但我写的谈论非文学问题的文章，实在比谈论文学问题的文章，要多得多。所谓非文学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问题。先前的好几年，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几年，评说的则主要是国民党的历史是非。

比文学文章更多的非文学文章，基本上是在《钟山》发表的。《钟山》创刊于1978年，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而到今年底，我在《钟山》上发表的文章，要超过七十篇了，是迄今为止，在《钟山》上发表作品篇数最多的作者。能够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这么多篇文章，当然因为开了多年专栏。而之所以能把专栏开这许多年，则与贾梦玮先生大有关系。大约是2001年秋冬时节，现在的主编贾梦玮先生，其时应该还是“小编”，在一次饭局上，“命”我在《钟山》开一专栏，我欣然同意。又约定以“文坛旧事”为专栏名。于是，应该是从2002年第1期开始，“文坛旧事”就开张了。顾名思义，“文坛旧事”，谈论的是往昔文人的事情，鲁迅啊，胡适啊，陈独秀啊，瞿秋白啊，丁玲啊，这些人的立身处世、行藏用舍；这些人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写陈独秀的《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比较鲁迅与胡适的《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等文章，好像就是在“文坛旧事”的名目下发表的。一开始，谈论的是文坛上的旧事，篇幅也比较短。但写着写着，就渐渐与文坛无关，变成政坛旧事了，篇幅也长了起来。于是只得改换名称。总之是，专栏名称变过几次，最后固定为“栏杆拍遍”。从2002年到现在，十六七年了，中间停过几次，有一次因为出国等原因，停了两三年，算是停得长了。总之是，停了之后，又恢复了。

能把专栏一直写下来，得力于贾梦玮先生作为编辑的两种品性：一是严，一是宽。先说严。梦玮先生让人写稿，实在不是“约”，而是“命”。那口气，是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仅有严，当然不够，还须有宽。贾梦玮先生的宽，表现在对作者文章的充分尊重上。换言之，写还是不写，由他说了算；而写什么与怎么写，则充分尊重作者的选择、取舍。只要不触犯某种铁则，贾梦玮先生决不轻易动作者的文章。这让作者在与《钟山》合作时，总是感到很愉快。

《钟山》上的专栏文章，主要谈论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但也偶尔扯到近代甚至国外。收在这里的文章，《陈宝箴的喉骨》，写的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事，应属近代史范畴。《高晓声：政治巨变中的人生选择》，应该算成当代故事。《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拉贝对希特勒的想象》两文，则说的是纳粹德国时期的事，算是扯到欧洲去了。所以，这仍然只能说是一本内容杂乱的小书。

这个专栏能够一直写下来，应该感谢《钟山》所有为这些文章的发表付出过辛劳的编辑。特别应该感谢的，还有《钟山》的读者。多年来，我从《钟山》的读者那里得到许多鼓励和鞭策。没有这鼓励和鞭策，这个专栏也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2018年11月5日

【文摘】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种内忧

蒋介石每天写日记。他每日的担忧也都写在日记中。在《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书中，郝柏村逐日解读了蒋介石抗战期间的日记。虽然由于某种技术性原因，日记原文未能出现，但从郝柏村的解读，基本能够明白原文的意思。唐绍仪9月30日毙命，蒋介石当然马上就知道了。知道后，蒋介石肯定松了一口气。10月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此事。郝柏村对10月1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解读：“唐绍仪为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日后亦为北洋政府的要角，一向反国民党。南京失守后，日本拟利用唐绍仪，在南京成立一个伪组织，今唐毙命，蒋公认为乃革命除一大奸。”唐绍仪与蒋介石不睦，这应该也是他不愿随国民政府内迁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多方努力无效后，断然杀之，固然也与其本来并非一路人有关。但在那样的情势中，作为政坛老手，唐绍仪的行为确实严重不妥。以他的身份，置身沦陷区，必然要被日本人纠缠，这一层他不会不早就知晓。最明智的做法，是在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便离去。实际上，淞沪抗战一爆发，国民政府就敦促在沪知名人士尽快撤离。即便没有在战事初期撤离，那在日本人三番五次找上门来而国民政府也一再派人上门劝说的情况下，也应该果断做出离开的选择。尤其当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代表国家十分客气地请求唐绍仪离沪时，就决不应该再犹豫了。唐绍仪如果愿意到重庆，可以就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孔祥熙电报中甚至有这样的奉承：“少老纳豪，外交硕彦，声誉懋著，国事前途，利赖实深。”这是说：您老人家是外交方面的杰出人才，有非常崇高的声望，快到重庆来就职吧，国家的前途，大大地仰仗您老人家呢！这可谓给足了面子。唐绍仪不屑于与重庆为伍，也无妨，可以到香港啊！总之，只要唐绍仪肯挪窝，一应琐事，戴笠的部属都会办好。但唐绍仪始终不为所动。唐绍仪固然没有跨出最后一步，但毕竟一直在与日本人周旋。而只要唐绍仪不离开沦陷区，就随时可能跨出那最后一步。汪精卫的角色，本来日本人是希望唐绍仪扮演的。而无论何人可能扮演汪精卫的角色，只要有可能，蒋介石都会除掉他。所以，唐绍仪被杀，应该说是咎由自取。

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期间，方面大员中，气节方面他最不放心的，是云南的龙云和山西的阎锡山。龙云和阎锡山可能叛国投敌，是蒋介石一直忧心的事情。龙云1929年即任云南省主席，此后便成为云南王；1935年11月，龙云又被任命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后又兼任陆军副总司令和昆明行营主任。阎锡山在山西的根基就更深了。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阎锡山就登上政治舞台，当了山西都督，开始对山西的掌控、统驭。抗战前，阎锡山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统治山西和绥远两省，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开始后，则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特别担心龙云和阎锡山会沦为汉奸，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对唐绍仪、汪精卫这样的徒有社会影响和政治资历的文人型人物，蒋介石可用暗杀手段消灭之，但龙云、阎锡山这样的人，是地方实力派，是军事强人，用暗杀手段显然不行。即便是唐绍仪，也是因为已经投闲置散，在国家政治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才可以在预见其可能变节时即暗杀之。对汪精卫这样的现任高级官员，即便已经预见其必定变节，也无由在其叛国行为显露前对其采取任何措施。所以，抗战期间，蒋介石对龙云、阎锡山是高度防范，恩威并施。一方面尽量满足其政治、军事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时时暗示、提醒他们切不可走上投敌叛国之路。与此同时，则尽可能进行军事布置，即一旦他们果然投敌，则以军事手段剿伐之，也让他们明确地看到这种后果，从而形成一种威慑。

先说龙云。

龙云与汪精卫有着亲密的关系。汪精卫1938年12月出走河内从而投敌叛国，龙云与之有永远说不清的牵连。

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堂侄，随汪精卫一起经昆明逃河内，他在《汪精卫投敌内幕》一文中，叙说了汪精卫在昆明与龙云接触的内情。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他乘飞机到昆明，不可能不让龙云知晓。实际上，事先已通知龙云接应。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龙云率各厅、署、局长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汪精卫对陈春圃说，他“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汪精卫最后对龙云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给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回答说：“汪先生说哪里话，我完全同意。”汪精卫于是请龙云安排次日飞河内的飞机，龙云拍着胸脯说：“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第二天，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以及陈春圃等一行十多人乘龙云安排的飞机，从昆明飞抵河内。

汪精卫应该不只向龙云透露了自己的所谓“和平运动”计划，必定也劝说龙云加入自己的阵营，一齐投身“和平运动”。江南所著的《龙云传》中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抵达昆明，希望说服龙云以及其他西南军事首长，支持他的‘和平运动’。蒋介石一度如坐针毡。”

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著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第一章即是《地方和中央：云南对重庆》，论述的是抗战期间云南对重庆的阳奉阴违、软抵硬抗。在这一章中，易劳逸谈及了龙云与汪精卫的关系。易劳逸说，龙云是众所周知的亲汪派人物，当汪精卫打算投敌时，一定希望能说服龙云这样的西南军事首领响应其“和平运动”：

12月19日，汪精卫同龙云在密室会谈中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事后，龙云声称他告诫汪说他的计划根本不合实际。可是，重庆却如坐针毡一般，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龙云的言行举止足以令人担忧他很可能参加了汪精卫的阴谋。例如，1939年1月10日，他竟然明目张胆地不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各省首脑会议。香港的一位汪派富翁，辗转送给昆明300万元，表面上说是支持滇省的财政改革计划，实际上大概算是争取龙云援汪的一种贿赂吧。

汪精卫出走后，蒋介石当然忧心忡忡。西南地区是抗战基地。西南诸省中，地位最重要者是四川，而云南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仅次于四川，甚至可以说不亚于四川。实际上，后来云南也的确在抗战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汪精卫出逃并发表“艳电”后，如果龙云在云南起而响应，那便是极其糟糕的事。

蒋介石日记显示，他掌握着更多的龙云与汪精卫勾结的证据。蒋介石日记透露，1938年12月16日，龙云派云南教育厅长到重庆。蒋介石认为，这名义上是向中央要钱要枪，实际上是来与汪精卫商谈出逃之事。1939年1月15日，在汪的亲戚陈昌祖（应是汪妻陈璧君亲族）处发现龙云回复汪精卫的信，称汪为“钧座”，而称中央为“重庆方面”。信中写道：“其间有关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也。”蒋介石对此感慨道：“人心难测如此，诚为世道、国事寒心也，可不戒慎乎哉。幸此函发现，犹可补救于将来，此亦天意之不亡中国之一证也。”郝柏村解读曰：

无龙的协助，汪不可能到河内；而龙的内心反对抗战，与日本妥协，才能继续称霸云南，军阀只图割据，罔顾国家存亡，乃自然之理。

龙云之所以认同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郝柏村的解释是，如果与日本妥协，那龙云仍然可以把云南王当下去。而如果抗战胜利，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全面进入云南，云南也就不再是龙云的独立王国了。这当然言之有理。抗战之前，云南只是名义上奉中华民国的“正朔”而已。中央政府，对于云南的各级官员，只不过是一种幻影，而对于广大底层民众来说，恐怕连这幻影也不存在。云南有自己的税收体系，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军队。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行省，其实是高度独立的。抗战爆发，云南成为国家极其重要的抗战基地。这意味着中央的军队要进入云南，意味着云南的军队要出省作战，意味着云南的各种物质资源要由国家调配。而如果抗战胜利了，当然不可能再恢复到抗战前的状态，中央对云南的控制只会继续下去。所以，龙云内心不愿意对日抗战而宁愿与日妥协。—这样解释龙云认同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动机，逻辑上是成立的。

郝柏村解读蒋介石1939年11月29日日记时，指出蒋心中有三种不能说的痛苦，之二是：“汪伪投日，抗战阵营内与其暗通款曲的谋和阴影。”我想，龙云应是蒋介石怀疑一直与汪伪暗通款曲者之一。

蒋介石对龙云极不放心，不仅因为汪精卫出逃与龙云有关，也因为整个抗战期间，龙云一直竭力保持云南的独立性，一直最大限度地抵抗中央的力量进入云南。经济上，云南的富滇银行依然单独发行新钞票，想方设法抵制国家资本在云南的农贷和合作金融方面的活动。江南在《龙云传》中指出，1940年前后，蒋介石要求龙云划分国家与地方的财政，将物资现金一概交付中央，龙云不答应。1941年底，龙云命令省财政厅将积存的银元几千万元、黄金数万两，以及债券、外汇、美钞、英镑、官产烟土等全部拨出，不属省府管控，这样便可逃避中央的征收。为了“与中央争利”，龙云又于1942年1月，成立云南省人民企业公司，接管三十来个包括钨锑、铜矿、锡矿、盐、煤、铁路、水利、造币、火药、汽车、电报、电话、度量衡在内的原有和新建的企业单位。总之，为了与中央争利，龙云绞尽脑汁。对中央军进驻云南，龙云是百般阻挠。郝柏村对蒋介石1942 年3 月4 日日记有这样的解读：“龙云来见蒋公，抱怨中央军来了，云南米贵了，仍持一贯反中央军入滇的态度，而对汪精卫仍称汪先生；又因空军特务队与龙的卫队冲突，龙对于中央进入云南，仍耿耿于怀。”抱怨中央军祸害了云南，当然令蒋介石不快，而到了1942 年3 月仍然称汪精卫为“汪先生”，则令蒋介石寒心和愤怒了。

龙云平时便对中央颇不恭敬，一旦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处于劣势、形势危急，龙云便更是不把中央放在眼里。蒋介石日记，每星期有一次一周事务的“反省录”，每月有一次一月事务的“反省录”。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1942年5月“反省录”时，写道：“缅战失败后，云南龙云又行跋扈，要求中央驻军撤退，但因滇西之敌被我阻制，中央军自不能离滇。”既然是“又行跋扈”，那说明此种跋扈行为，是常有的。在解读蒋介石1942年6月29日日记时，郝柏村又写道：“滇龙跋扈，放肆更甚。”

龙云的跋扈，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抗战期间，对龙云不能撤换，更不能除之，便只能威慑与安抚。

汪精卫发表“艳电”后，冯玉祥致电蒋介石，建议派李烈钧到云南养病，“在社会上可为抗战活动，藉资防范未然”。李烈钧1907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也是辛亥革命元勋。李烈钧曾在日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道提调，不久，任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仍兼兵备道提调。这期间，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校和军队中宣传反清思想，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率领部队与清军作战，曾任安徽都督、江西都督。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树起了护国讨袁的旗帜，组织护国军出滇讨袁。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镇守后方。此后，李烈钧又在政界和军界担任过多种要职，在军政两界有着崇高的声望。1928 年以后，李烈钧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长期在上海养病。抗战爆发后，迁居重庆。冯玉祥建议派李烈钧长住昆明，显然意在让李烈钧就近监视龙云，使龙云轻易不敢有叛国之举。所谓“藉资防范未然”，就是这个意思。应该说，这真是一个极好的主意。有李烈钧这样一个与云南渊源极深的政界军界元老在卧榻之侧，龙云要向日本人输诚，不能不有所顾忌。

稳住龙云，即稳住了作为抗战基地的云南。而为了稳住龙云，使其不至于与汪精卫合流，蒋介石真可谓想尽了办法。郝柏村解读蒋介石1939年1月17日日记时写道：“为巩固西南抗战基地，而龙云心态有异，故先慰之，以期安抚。”这一天，应该是蒋介石又感觉到龙云表现异常，所以对其进行抚慰。所谓“慰”，无非就是唇焦舌敝地晓以大义，并答应尽可能满足龙云提出的要求。郝柏村解读蒋介石1939年1月19日日记时，又写道：

龙云对汪态度，即是否支持抗战，抑从汪主和，关系云南抗战基地之确保，影响甚大，抗战之成败存亡，亦系于云南基地之确保。

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又表达了对龙云态度的忧虑。蒋介石并且在日记里强调了云南地位的重要。龙云是支持抗战还是从汪主和，关乎抗战的成败，可见龙云的态度有多么重要。

1939 年1 月20 日，日本广播中说，龙云忠于“新中央”，也就是在筹建中的南京汪伪政权。这当然令蒋介石的忧虑大大加重。郝柏村对当天日记有这样的解读：

派白崇禧赴云南访龙云，即在安抚，制止其投汪。云南为仅次于或同等于四川的抗战基地，万不可变，白崇禧代表两广，尤其是广西，如态度坚定，亦可使龙云不敢投汪。而日方今日广播，云南忠于新中央（指南京汪伪），可见汪与敌勾结之深，而滇龙与汪之关系，蒋公最为担心，因而昨夜睡眠不佳。盖一般而言，割据军阀本无意问鼎中央政权，更无雪耻救国之意志，汪伪以中央姿态，与日和平相处，则龙云独霸云南之势可固；反之，蒋公坚持以云南为基地抗日，则重庆的中央势力必逐次控制云南，则龙必失独霸之势，此亦汪投敌之初，蒋公竭力安抚龙云之故。

日方广播说云南忠于汪伪，竟使得蒋介石一夜睡不好觉。决定派白崇禧到云南劝告龙云，也是高明之举。白崇禧在军界有崇高地位，龙云也只得敬畏。更重要的是，白崇禧代表两广，尤其能代表广西。四川在东北面与云南接壤，两省有漫长的交界线；而广西在西南面与云南毗邻。四川与广西，在地形上对云南形成合围。白崇禧到昆明，当然对龙云会温词相劝，但在温词相劝的同时，也向龙云昭示了投敌的后果：中央会不惜一切代价敉平云南的叛乱，而四川与广西对云南进行夹击，云南肯定难以抵挡；果如此，龙云非但将遗臭万年，或许还会死无葬身之地。

实际上，抗战期间，重庆一直在与日伪激烈地争夺龙云。蒋介石想尽办法要把龙云稳定在抗战阵营，而日伪则极力要把龙云拉出抗日阵营，走到他们一边。日本人和汪伪，对龙云也是软硬兼施的。只要龙云宣布脱离重庆中央政权，加入汪伪的所谓“和平运动”，日军便不攻击云南，而一旦汪精卫倡导的所谓“和平运动”目标全面实现，龙云的云南王便可永远当下去。—这应该是日伪对龙云利诱的一面。至于硬的手段，便是对云南周边发动猛烈攻击，企图以武力迫使龙云就范。每当日军对云南周边展开凌厉攻势时，龙云也的确就心惊胆战，而蒋介石也就忧心如焚。郝柏村对蒋介石1939年11月16日日记有这样的解读：“敌在广东、广西相邻处北海附近登陆，如果攻广西南宁，其目的则在威胁云南龙云，迫其附和汪精卫主和，分化抗战阵营，则后果严重。下午核定冬季攻势方案，其政治意义在显示我抗战军力已经恢复，有能力采取攻势，以反制汪伪与日寇阴谋，并团结抗战阵营内部，不为汪伪所诱。”日军进攻广西南宁，意在威吓龙云，迫使龙云求和。郝柏村对蒋介石1939年12月27日日记解读曰：

敌欲经由西江流域东向，而不进攻曲江，则无法打通粤汉路，而拟深入桂、黔，威胁云南。龙云在敌军未进入前，尚不敢动摇，但最近其态度已犹豫不定。龙云根本对抗战到底无信心，又有汪精卫的诱和，一旦日军进入黔中而至滇北，中央不能控制，则龙有附汪之自由，此其最近犹豫之原因。

对抗战无信心，是所有投敌者共有的心理。龙云也对抗战信心不足。所以每当日军以凶猛的姿态出现在家门口时，便可能暗生异心。

卢汉是与龙云从小一起闯江湖、打天下的兄弟，一直是龙云宠信的爱将，长期以来是云南的第二号人物。为了稳住龙云，蒋介石多次召卢汉到重庆谈话。1939 年11 月29 日，蒋介石“约卢汉到渝，在防制龙云投汪”。对蒋介石1940 年6 月28 日日记，郝柏村有这样的解读：

最近频与卢汉谈话，今日亦然，以今日抗战基地，云南地位几与四川同等重要，尤以云南、越南及缅甸的国际交通线，为抗战的生命线，而龙云态度一直让蒋公不放心，故必须以精诚说服与感动卢汉，以巩固云南。

卢汉是龙云最重要的盟友。龙云果真要投奔汪伪，必然要得到卢汉的同意和协助。蒋介石频频约见卢汉，首先是为了稳住卢汉。只要卢汉有坚定的抗日意志，龙云就很难有异动。当然，蒋介石约见卢汉，还希望通过卢汉去做龙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