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委托编撰世界人文报告中国卷

作者：汪晖主编

ISBN：978-7-108-07864-3

定价：120.00元

开本：16开

页数：591页

CI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委托编撰世界人文报告. 中国卷 :

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 / 汪晖主编. -- 北京 :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6. -- ISBN 978-7-108-07864-

3

    Ⅰ. C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ND4098号

成品尺寸：152*228

包册数：5

字数：482千字

印刷装帧工艺：布脊精装

一句话广告语

以学科为线索，完整勾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脉络、思考方向和研究成果，是对当代人文学术的首次检阅；由汪晖教授组织编写并撰长篇导论，多位名家参与写作；回应中国人文学科从哪里来，面临哪些重大挑战等问题。

编辑推荐

在AI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持续引发讨论、“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追问：人文学科究竟是什么？它承载着怎样的社会功能？本书直面上述问题，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纵贯四十年，凝聚各学科代表性学者的智慧，系统梳理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十余个人文领域的发展脉络，既呈现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思考方向，也直面当代人文学科面临的新挑战，为读者构建起理解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脉络；不仅呈现了当代人文学科的发展史，更为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的转型与突围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坐标与现实启示。

内容简介

《世界人文报告》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等国际组织委托，由国际人文中心和研究所联盟（CHCI）组织撰写，致力于对全球人文学科的现状进行全面审查与评估。其宗旨是：“人文学科对于理解社会至关重要。它揭示了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曾经想过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思考；是人类成就和失败、人类想象力和抱负的档案；是个人寻求了解自己思想和信仰的资源，也是社区和社会不断寻求更大利益的资源。《世界人文报告》展示了人文学科对全球知识和社会的贡献，并为21世纪的人文学科提出建议。”

《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聚焦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涵括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美学与艺术史、语言学、通识教育、新闻传播、国学、数字人文等多个领域，由各学科的代表性学者主持完成。需要说明的是，与《世界人文报告》其他部分一样，本书反映的不是编者的思想，而是所有作者的思考；导论也不是对全部报告的提要和总结，而是钩稽线索，为不同地区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人文学科面临的新挑战。

编者简介

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涵盖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政治与社会理论等多个方面，主要著作包括《世纪的诞生》、《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短二十世纪》、《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等20余种。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哲学研究

第一节中国哲学研究

第二节西方哲学研究

第二章 历史研究

第一节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二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第三节世界史研究

第三章 考古学与出土文献研究

第一节中国考古学研究

第二节新出简帛文献与近30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的转进

第四章 文学研究上中国文学研究

第一节古典文学研究

第二节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三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第四节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第五章 文学研究下外国文学研究

第一节现代性之镜：英美文学研究的中国进程

第二节英语文学研究

第三节欧洲文学研究

第四节俄国文学研究

第五节亚非文学研究

第六节拉美文学研究

第六章 语言学研究

第一节现代汉语研究

第二节汉语历史语法词汇研究

第三节文字学研究

第四节汉语方言研究

第五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第七章 美学与艺术史研究

第一节美学和文艺学研究

第二节艺术史研究

第八章 人文领域的新潮流

第一节新闻传播学的兴起

第二节国学研究的兴起

第三节高等研究的兴起

第四节数字人文的兴起

第九章 通识教育与语言训练

第一节普通话教育

第二节民族区域的双语教育

第三节外国通用语教育

第四节外国非通用语教育

第五节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与问题

第十章组织与机构

精彩试读

中国古代史研究

侯旭东

历史资料的发现、公布与整理，社会生活现实的不断变化，加上西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刺激，推动了近3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概括而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五种社会形态论”的宏观历史解释基本淡出历史研究，新的宏观解释尚在艰难探索之中。20世纪 80年代，多线的历史发展认识产生，并逐渐为众多中国史研究者所接受；“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学术史得到认真梳理，马克思晚年通信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限于西欧的认识，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尽管赞成旧说者依然不少，但这些观点均动摇了以往被视为定论的理论，解放了思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包括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 20世纪 90年代基本结束，不再受到学者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问题，亦随之无人问津。这一讨论中，以 1979年黄现璠的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为最早，此文随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以及沈长云、晁福林等学者的支持，在上古史领域产生了“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形成中国的“无奴学派”，影响颇大。 2006年冯天瑜出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对中国传世文献中“封建”的含义及使用“封建社会”翻译“feudalism”的来龙去脉与存在问题，乃至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均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是书出版又一度激起讨论，实际加速了“封建社会”这一说法在史学中的消失。1999年全部出齐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该书重新使用“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等词语区分不同时代，回到了 20世纪初中国史刚出现时的用法。目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很多概念在史学论著中已很少使用，只是依然见于中学历史教科书。

上述变化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寻求自主性、本土化的动向形成呼应。尽管新资料不断涌现，吸引了相当多学者的注意，宏观问题受到冷落，但依然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探索新的理论解释。2010年 5月，《文史哲》杂志社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并开设专栏讨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基调也是反对过往有关封建社会的主流叙事。2011年，《史学月刊》第 3期组织“秦至清社会性质的方法论问题”笔谈，试图从方法论入手探索社会形态研究的突破口，其中很多文章都注意到政治权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关键作用，回应了张光直 1983年的看法。关于中国国家起源，基于考古资料，也出现了不少新研究，均注意到祭祀（礼制）、战争在中国国家产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中国古代发展道路的研究，至今依然吸引着一些学者的关注，不时会提出新见，但因学界兴趣转移，很少引起讨论。

此外，基于20世纪初传入的进化论而流行的寻求变化的思考方式，促成历史研究中产生各种朝代变革论，分期论亦与此有关。近来，一个新的动向则是有学者开始在“变”之外转而关注“常”，关注历史不同朝代在机制上的反复与循环，以及如何在“常”中出现“变”。这种视角与 80年代出现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形成呼应，难免会引发对这种认识等同于停滞论的担心。

宏观问题上形成新的统一看法，已无可能。不过，具体研究的喷涌而出，却并没有自然产生丰富的理论，还需要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进行理论思考。其中，西方近代学术形成的诸多理论、视角与具体论断，是无法回避的。因而，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西方历史也内在地嵌入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突破其间的界限是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解释的前提之一。

传统的宏大问题研究的边缘化，为具体问题以及新的理论思考腾出了空间，同时具体研究的勃兴也引发对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张力，为史学研究发展注入了动力。

二，在具体研究领域，一个颇为明显的趋向是随着资料的不断整理与发掘，研究对象开始转向精英之外的普通百姓，进而研究亦开始跳脱延续数千年的朝廷立场与自上而下的观察，出现更多元的视角，如自下而上的视角、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从周边看中国以及内亚视角等。处理资料的方式亦不限于以传世文献为中心，而是利用新出资料补充或论证原先经由传世文献获得的结论，新资料本身的独特价值得到更为充分的挖掘与展示。1992年，建立在新出资料基础上，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激起了古史学界热烈讨论，亦激发了重新认识传世文献及其中所记载的古史的热情，在诸多领域产生了改变既有局部认识的新成果。不少学者意识到 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历史解释体系与论断的局限性，开始从具体朝代入手，探索提炼新的认识，学术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

以往缺乏通贯研究的领域，通过学界长期的努力与携手合作，产生了系统性论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3年完成了从中华远古史到清史的断代史系列的出版，其中有些是 20世纪 70年代或 80年代著作的再版，有些则是全新的著作（如胡厚宣、胡振宇的《殷商史》与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等）或旧著的修订（如杨宽的《西周史》《战国史》），尽管有后续新作，这些著作依然有长久价值。此外，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从先秦下至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夏朝到清末，20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夏商至清代，10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05，尚未全部出版）、由原先单独出版的断代经济史构成的《中国经济通史》（先秦至清，9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夏朝至 1949年，法律出版社，1999）、陈高华主编《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至民国，12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012）、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从先秦到 1953年，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先秦至民国，5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至近代，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至民国，1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政治史与制度史在20世纪初一度陷入低谷，1949年之后，因阶级斗争学说的流行，帝王将相研究已很少受到关注，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了体现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动力的农民战争上。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的真正复兴是在 80年代，但很快就遭遇了社会史的兴起，只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等少数机构占据主流，在更大的范围内则是社会史在唱主角。田余庆的中古政治史研究将过去以阶级为单位的分析方式转化为考察皇帝与家族之间的关系，通过仔细的史料考订、辨析，揭示东晋一朝历史演进的线索，提供了政治史研究的榜样，吸引不少年轻学者效仿和推进，也产生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论著。祝总斌对隋以前宰相制度的研究，结合了政治过程，而不是空洞地就制度论制度，可谓“活的制度史”的先声。阎步克则从具体制度的变迁入手，借助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思考，不仅具体揭示了秦汉时期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的变化，也通过一系列分析概念，对整个王朝时期官阶制度演变提供了系统解释，将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从局部升华到整体层面，进而提出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并立的制度史观。邓小南则倡导“活的制度史”，强调过程、关系与行为的结合，关注制度规定与实践之间的复杂性，具体研究则从宋代文书制度与信息沟通展开，在她的带动下，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基于不尽相同的思考和资料背景，其他领域亦产生类似倾向的研究；法制史则因出土秦汉律令简牍与新发现资料（如浙江天一阁所藏《天圣令》）的刺激，有长足发展。关于上述研究的反思已出现，也出现了将政治史与制度史置于 20世纪新史学脉络下的思考与走出这一框架的新尝试。比如，近年兴起的关于古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视为弥补上述思路中忽视的时人观念、认识的一种尝试。

过去30年中波及范围最广的变化当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这是 20世纪社会史研究第二次兴起，上一次是在 20—30年代。这次再兴源于对既往史学研究的反思以及二战以来西方新史学的刺激，研究者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先后组织了 17次年会及诸多专题会议，出版了大量论著。社会史研究开辟了诸多新课题，带动研究对象从国家扩展到村落、城市、婚姻与家庭、宗族、结社、宗教信仰、礼俗、日常生活、医疗等，催生了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区域史、医疗史等研究方向，将学者从过去狭窄的问题域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扩大了史学关注的范围。这一过程中，通过对社会史内涵与研究对象、方法的反复讨论，在研究领域扩张之外，还产生了“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历史人类学以“走进历史现场”为目标，希望重写中国史，在具体的区域研究中努力践行这一追求，对南方不少区域展开了深入分析，并扩展到江南、华中、华北与西北地区。尽管也有区域史会消解中国史的担心，但这种视角的提出及其实践将史学研究带入多元化的时代，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史学研究形成有益的对话，构建良性的发展机制。社会史研究更是吸引了诸多年轻学者的目光。

相对于社会史的复兴，经济史则渐遭冷遇。80年代以前备受关注的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因为社会形态问题淡出视野而逐渐被边缘化。在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之下，加之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刺激，市场、技术、人口与环境、区域经济开始备受关注，各地不断发现的碑刻、契约文书、账单等也刺激了诸多微观研究，形成众多局部热点，如徽学、水利社会、江南与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白银流入的影响等；与经济史相关的财政问题，亦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从借助汉简开展汉代研究，到很多唐宋明清相关成果的积累，也不乏借用西方财政国家概念分析宋代历史的著作。总体而言，经济史方面发掘的新资料不少，数量经济学的方法应用渐广，集中于局部问题的微观分析颇多。但新角度与新问题并不多，发展乏力，主要仍在西方学术所设定的问题与框架内，将经济视为独立的领域，围绕市场来思考，忽略了中国古代的特点，发现的结论往往是西方经济发展的中国版，尚未跳出西方近代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分立的思考方式。迄今能够立足本土观念与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的成果并不多。刘志伟所概括的“贡赋经济”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20世纪初因应西方民族主义出现的关注种族或民族的思路演变为民族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与分支。80年代末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是调和历史与现实的集大成。最近 30年，民族史研究引入了西方族群概念，对“民族”概念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也有了新的认识，突破了简单的汉化与融合论以及过度强调种族差别、起源的分析方式，开始重视古人对人群的分类与建构（认同）。有学者提出从政治体角度观察古代民族，拓宽了研究思路。21世纪初，学者参考阿尔泰学与内亚研究的成果，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内亚因素，并提炼出内亚视角，形成了与美国“新清史”之间的呼应，尽管对于后者，中国学者反对的声音颇大，但这种跳出汉族中心的观察角度开阔了视野，有助于认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20世纪初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而遭到否定的礼制研究与经学，最近 30年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甚至成为热点。不仅出现了陈戍国《中国礼制史》（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2011）、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导夫先路，还有吴丽娱主编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更有众多专题性研究，从商周时期的祭祖礼到清代祭祀与礼制。以往关涉不多的中古史礼制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从文本重构到礼典实施以及礼制对民间的影响，均有重要推进。还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等，吸引了史学研究之外的学者的积极参与，加入了比较与社会科学的视野，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

经学研究亦开始从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近代脉络中跳出，在力图返回原典与语境的脉络下，通过同情式了解重新加以认识。通论性的著作之外，也产生了众多专题性研究，从经典及历代注疏到今天已被遗忘的经学家、各代经学论述等，还出现了《中国经学》《经学文献研究集刊》《新经学》等专门性刊物。以经学问题作为论文题目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相当多。

史料批评与历史书写研究的兴起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21世纪初，受到日本学界“史料批评”研究的启发，一些研究中古史的青年学者开始尝试进行历史书写与史料批判研究，分析史书的结构安排、其中的模式化书写，讨论其产生的背景，不再将史书视为透明的史料，而是注意到作者、文本、书写传统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将这种思考延伸到对石刻、图像乃至文学史的分析中，深化了对文本（史料）产生过程及其多方力量交织带来的主观性的认识。这一思路亦扩展到从先秦到明清史学的各领域，为更为恰切地把握各类文本提供了启示。这一动向的渊源可以上溯到20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运动”，近则与后现代主义的追求形成呼应，如何进一步发展亦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概言之，过去30年的中国古代史，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可以说树木的面貌日益清晰，对总体森林的认识走出了僵化的理解，开始了新的探索。因探索者本身多未能深入思考 20世纪史学的得与失，突出中国自身主体性的愿望虽日益凸显，但具体达成的路径并不清晰，或是返归经学传统，或是在不断引入的西方学术资源刺激下发掘新问题，消费古人或消费西人。恐怕只有研究者更充分地认识自身的处境，包括彻底反思既有分类架构与研究思路、基本概念的来历，系统了解西方理论的历史根基与地方性，打通古今中西，突破领域与学科的边界，不拘一家，在贴切地理解古人言行的前提下开展多元研究，才有可能在对话与磨砺中创造出有生命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