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象：考古、壁画、历史爱好者 

内容简介：

高句丽、渤海壁画墓是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载体。本书是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历经五年时间精心打磨的学术译文集，编译了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多名学者在该领域的代表作，从服饰、图像、人物、墓葬分类等多个角度对高句丽、渤海壁画墓所蕴含的文化内核进行了阐述。各国学者对高句丽、渤海问题的探究也折射出了人类追溯文明之源的共同理想。 

作者简介：

郑春颖，1974年生，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史学博士，日本九州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第一层次）、吉林省高校新世纪人文社科优秀人才、吉林省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学科专家。现任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基地主任，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著作有《高句丽服饰研究》《幽冥里的华丽——高句丽壁画服饰的识读、剖析与演绎》《正史〈高句丽传〉史源学研究》《正史〈高句丽传〉校注》等。在各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获得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长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

潘博星，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013年毕业于韩国仁荷大学政治外交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东北亚国际关系、高句丽渤海问题研究，承担多项高句丽渤海问题相关国家级、省级课题。

盛宇平，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所科研人员。1990年4月生，吉林长春人。2016年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获语言学学士、硕士。2018年至今在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事博士研究。专业方向为高句丽、渤海历史研究，近年主要关注这一领域的文献编纂与国内外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软科学研究。合编论文集《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2辑，在《现代情报》《南方文物》《中国科技信息》《土壤与作物》等刊物发表论文4篇。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

目录：

高句丽壁画墓的发掘  〔日〕东潮 著 姜瑞玉 译 郑春颖 校

东亚古代服饰的图像学和考古学——高句丽、渤海、新罗、日本的服饰  〔日〕东潮 著 姜瑞玉 译 郑春颖 校

东北亚古代服饰图像——高句丽、渤海、新罗、日本的服饰  〔日〕东潮 著 郑丽娜 译 郑春颖 校

壁画四神图的比较分析——竹原古墓壁画的再研究  〔日〕基峰修 著 姜瑞玉 译 郑春颖 校

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人物身份  〔韩〕琴京淑 著 马猛 译 潘博星 校

安岳 3 号墓  〔韩〕全虎兑 著 潘博星 译 郑春颖 校

高句丽壁画墓的现状及被葬者再探讨  〔韩〕郑好夑 著 金锦子 译 郑春颖 校

渤海墓葬的分类问题  〔俄〕В. В. 阿赫梅德夫 著 盛宇平 译 郑春颖 校

高句丽积石墓及其对渤海葬仪的影响  〔俄〕В. В. 阿赫梅德夫 著 盛宇平 译 郑春颖 校

前言

《高句丽渤海壁画墓研究译文集》（下文简称《译文集》）即将出版，主编郑春颖博士邀我参照《高句丽渤海研究论集》（商务印书馆，待版）所撰“前言”为本书再写一篇序，并将书稿传给我。

本《译文集》共收录文章 9 篇，其中俄罗斯学者 2 篇，是关于渤海墓葬的类型和高句丽积石墓与渤海墓葬关系的文章，其余日本学者 4 篇，韩国学者 3 篇，皆是关于壁画墓的文章，而且绝大部分是高句丽的壁画墓。文章的时间跨度为 2000 年至 2019 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时期外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进展。高句丽壁画墓分布地区广，数量多，而且壁画的内容和技法相当丰富精美，自发现伊始便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现在已经发现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国境内计 38 座（其中积石石室墓5 座，积石砖室墓 1 座，其余皆为封土石室墓），本《译文集》郑好燮文章记录的也是这个数字；朝鲜境内发现的数量还不十分确切，郑好燮文章记录的是 80 座（该文发表于 2008 年），而我国学者赵俊杰发表于《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2013年）的文章《朝鲜境内高句丽壁画墓的分布、形制与壁画主题》中记录的是 83 座，郑京日的博士论文《玉桃里高句丽壁画墓研究》（2015年）记录的是 86 座，其中，赵文的 83 座中有 3 座在郑文中查不到，郑文的 86 座中有 6 座在赵文中查不到，两文共有的是 80座，那么这 80 座和郑好燮文章记录的 80 座是否完全相同，我没有来得及核对。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博士曾告知，朝鲜《劳动新闻》2020 年 9 月 1 日报道在黄海南道安岳郡月池里又发现了两座壁画墓（月池里 1 号、2 号）。郑春颖博士目前在研课题“壁画视角下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最新统计是 92 座。这样算起来，朝鲜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壁画墓在 90 座以上，墓葬类型都是封土石室墓。

关于壁画墓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对墓葬的形制结构和壁画的内容技法进行考察分析，并由此探讨墓葬的年代分期和身份等级。这是最基本的研究，但是止步于此则显然不够，因为壁画中要进一步研究的具体内容还有很多。按通常的年代划分，壁画内容先后以现实生活（又称人物风俗）、莲花等装饰图案和四神图像为主，其中涉及服饰、音乐、歌舞、兵器武备、建筑、佛教、传说故事、天象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可以开展大小不等的课题研究，而且其中所包含的不同的文化因素又反映出高句丽与周邻民族、周邻地区的交往。研究当中所涉及的知识，有的超出了考古学和历史学，需要相关学科的交叉结合。

这些年来，我国学者对于高句丽壁画墓的研究先后发表、出版了多篇（部）论著，但是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对于朝鲜境内壁画墓的了解和研究，还有不少欠缺。平壤和集安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基础差别较大，4世纪初高句丽占领平壤，但都城还在集安，110 多年后才迁都过去，此对当时两地壁画墓的表现和发展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开展高句丽壁画墓研究，要对中国和朝鲜境内发现的壁画墓，以及东北亚相关各国的研究进展都有了解，才能有发言权。因此，本《译文集》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方便。

关于《译文集》就说这些，不知妥否。壁画墓研究同属于高句丽渤海研究范畴，我在《高句丽渤海研究论集》“前言”中谈到高句丽渤海研究的几点想法，对壁画墓研究或许会有帮助，现提供给大家，供参考。

第一，要学习了解一点历史疆域理论知识。汉唐一千年，中原地区由大统一走向大分裂，又从大分裂走向新的大统一。与此同时，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两个古老民族 —高句丽族和靺鞨族先后兴起，高句丽和渤海先后建立政权。这两个民族的活动地区及其政权的疆域四至，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最远延伸到朝鲜半岛中部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因此，这两个民族及其政权的历史不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和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时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中也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年来，高句丽、渤海已经成为相邻各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课题，相比之下，高句丽更甚于渤海，其中讨论和争议的焦点则是高句丽的历史定位。这是我们在进行高句丽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时躲不开的问题。在不同专业的文章中，可能从具体文字中看不到对该问题的表述，但是该问题是含在其中的，作者的心中是必须明确的。而要探讨、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则需要学习了解一点历史疆域理论知识。历史疆域理论，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学科课题，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在研究、讨论，有共识，也有争议。如果我们对此理论的基本知识和研究、讨论的大体情况有所了解，那么当我们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以及具体分析历史、考古等专业材料时，自然就会心中有数、有准可依了。

第二，高句丽和渤海要互相结合进行研究。高句丽政权始建于公元前37 年（据《三国史记》），至 668 年灭亡，存世 700 余年；渤海国始建于698 年，至 926 年灭亡，存世近 230 年；两政权相隔 30 年。高句丽的疆域偏南，渤海政权的疆域偏北，有相当大的区域是重合的。高句丽政权存在之时，有部分靺鞨人附属于高句丽，渤海政权建立之时，有部分高句丽人参与其中。因此，在高句丽与渤海之间便产生了多方面的联系，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辨析。比如渤海的创始人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是靺鞨人的话，是粟末靺鞨人，还是白山靺鞨人；再如在文化影响方面，当然主要是高句丽对渤海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如何予以评价；具体到某一处城址或遗址，是高句丽时期的，还是渤海初期的，如何予以区分鉴别。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讨论、争议不断。在讨论、争议中，大家感到，研究渤海，如果不了解高句丽，许多问题是说不清的，甚至会顾此失彼，出现偏差和漏洞；研究高句丽，如果能对渤海有所了解，考虑问题会更加理顺、全面。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对高句丽、渤海的知识都要进行了解和掌握，在研究中要互相联系，前后照应，只有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厘清和评价同为我国历史上的两个民族和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第三，研究高句丽、渤海文化，要与周邻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相联系。高句丽、渤海存续期间，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先后有几个民族兴起和建立政权，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中原地区继底蕴深厚的汉代文化之后，经魏晋南北朝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成更加丰富多彩、繁荣开放的隋唐文化。高句丽、渤海文化的发展，首先是本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接受了周邻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比如高句丽后期王城平壤地区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和安鹤宫的宫殿布局、建筑，渤海王城中京西古城、东京八连城、上京城的规划布局及其宫殿布局、建筑，都接受了同时期中原都城的影响。同时，中原文化，尤其是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完整，年代清楚，这对于分析推断高句丽、渤海文化的构成、年代有很大的参考作用。高句丽、渤海处于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对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文化交流也起了中介桥梁的作用。比如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具有鲜卑特征的马具就是通过高句丽传到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9 世纪 20 年代渤海使臣和渤海贞素和尚为日本天皇与在五台山修行的日本灵仙和尚往返传送书信、黄金、经卷、舍利，走的就是当时渤海通往日本的“日本道”。以上说明，研究高句丽、渤海文化，加强与周邻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坚持多学科交叉结合，多方位研究高句丽、渤海。研究高句丽、渤海，首先是以文献资料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和以调查发掘资料为对象的考古研究，本书所收也多是这两类研究的文章。关于高句丽、渤海的文献记载，虽然不如中原详尽，但是汉唐史书中都有高句丽或渤海的传记，另外还有当代或后代相关的日本史书和朝鲜史书作为对照。这些文献记载为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材料的解释，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线索和思考。关于高句丽、渤海遗存的发现，迄今已有百余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连续有计划的调查发掘积累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其中有很多是文献记载中所不见的。这些年来，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相结合，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共识，并不断取得可喜的进展和成果。其实这当中有不少资料与课题，本身就包含着两种研究在内，比如碑刻，作为考古发现，与其他遗迹相联系，属于考古研究对象，而碑刻文字的释读，又属于古文字研究对象，两种研究缺一不可。与此同时，建筑学、艺术学（包括服饰、歌舞、音乐等）、人类学、民族学、自然科技等，也先后加入此研究行列。记得前些年，南京工科高校的一位教授来东北考察，他的两位博士生论文，一篇选的是高句丽建筑，一篇选的是渤海建筑。高句丽、渤海的王城、宫殿、墓葬、佛教寺塔以及砖石瓦件等都属于建筑研究范畴，内容繁多，风格、技术也不尽同，开展专题研究，材料绰绰有余。当然，研究建筑进行文化因素和社会背景分析，同样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成果。希望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已经开始的多学科交叉结合的良好局面，继续发展扩大下去。

第五，选好题目，进一步深化高句丽、渤海研究。我国多年来的高句丽、渤海研究，就选题大小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单个问题研究、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三者关系，即点、线、面的关系。单个问题研究是突破口，突破口要选得准，则需要预先对线和面有所了解。专题研究是单个问题研究的延伸，是对较大课题的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是专题研究的横向展开，是对大课题的全面研究。就成果而言，三个层次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单个问题研究主要表现为大量论文的发表，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著作也出版数部。今后的工作，在以往单个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各类项目的申报，要突出抓好专题研究。因为专题研究可以把同类单个问题的研究加以系统和提升，同时为综合研究的进一步完整和深化奠定基础。这就需要在包括项目申报在内的题目选择上多下功夫，做好调研。所选题目，应是高句丽、渤海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填补空白的题目要优先考虑。当然对年轻学者来说，还是先从单个问题研究入手，也可以参加课题组研究，共同承担项目，互相协作，拓宽眼界。以上所谈，也包括考古研究在内，而作为田野考古工作，同样需要看准方向，带着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选择合适的地点或地区有计划地进行集中调查发掘。几年来文物考古部门已经开始组织制定和落实相关工作规划，先后取得多项重要发现。 除上述五点之外，还有对外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工作，都是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始终要注意的事项。对此，大家都交流过，就不再重复了。

为了本书的出版，郑春颖、潘博星、盛宇平三位老师征稿、编辑、筹集经费、联系出版社，出版社的老师把关审稿，都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魏存成

2022 年 7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