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i后的耍猴人

￥46.90

运费：	¥ 0.00-999.00
库存：	197 件

立即购买

支付：: 微信支付银行卡支付宝

商品详情

编辑推荐

豆瓣年度高分图书，以真实的影像和文字记录一个消失中的民间中国

内容简介

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如此生活

CCTV、凤凰卫视专题报道，杨锦麟作序推荐

以真实的影像和文字记录一个消失中的民间中国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近二十年持续跟拍记录

豆瓣5000+评价8.8分

在中国民间，那些牵着猴子、四海为家的耍猴人多半来自河南新野，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到6月麦收后和10月秋收后，大批耍猴人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就开始外出耍猴，卖艺赚钱。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家地理》记者马宏杰深入新野耍猴人群体，跟随他们扒火车、露宿街头，记录他们日常遭遇的酸甜苦辣和命运的流转变化。

耍猴人杨林贵，耍猴二十余年，到过黑龙江、西藏、海南，也到过越南、缅甸、俄罗斯，在景德镇，一个16岁的女孩看完猴戏，对他说：“老爷爷，你这一生给多少人带来了快乐啊！”杨林贵听后，那天一路上都很开心。

耍猴人乔梅亭，靠耍猴赚的钱帮助五个弟弟相继成家，自己终生未婚，却被弟弟们认为他有所偏袒，自己为了养老存下的18万元也全部被人骗走……

耍猴人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街头耍猴时，被当地森林公安局无理刑拘一个多月，一只他们赖以为生的猴子在被公安局没收后死亡，他们自己也面临着“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的指控……

此外，还有女耍猴人、当过国民党特务的耍猴人、给猴戏做道具的手工艺人……耍猴人的故事如同中国社会的一个切面，他们的时代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时代，马宏杰用持续二十年的记录为我们作证，就在不久之前，有人曾如此生活。

作者简介

马宏杰，《中国国家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师，1963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3年开始摄影，做过工人、记者，2004年至今任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近三十年来，作品持续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况，展现扎根于中国乡土的人物故事、风景民俗。拍有《西部招妻》《江湖耍猴人》《唐三彩的故乡》《割漆人》《朱仙镇木板年画》《采石场》《家当》等二十多组专题图片。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比赛优秀奖”。《家当》参加意大利国际摄影节，并在英国SESAME画廊、瑞士Oriental Vis Art画廊及丹麦、挪威等地展出。

精彩书评

“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

——杨锦麟

《读库》选马宏杰的作品，主要不是因为马宏杰花的“时间”和“心血”比别人多，而是往往大家都认为，拍弱者，拍穷人，拍底层的人，都要把他们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人，“预设主题进行创作，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张立宪

不给自己拍摄的选题有预设判断，不干预被拍者在事件进行中的言行举止，力求真实讲述一个又一个中国底层百姓的故事，这是马宏杰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在多年的跟踪报道中，他和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彼此信任，于是有了一个又一个好看的故事、一组又一组真实的图片。

——《新京报》

马宏杰镜头前的这些人，是“无法用正常的道德标准去评判的”。他一张张照片呈现出的是超乎想象的自然表情。马宏杰讲求慢工出细活，他的每一组照片都至少跟拍了六年，他更下定决心将这些作品“做到他们死，或我死”。

——《新世纪周刊》

精彩书摘

临别时，杨锦麟老师问了他们每个人的愿望。

杨林贵说：“因为有一只猴子死了，希望天气好一些，多干几天，把经济损失给补回来。”

戈保提说：“希望能赚些钱回家过年。”

鲍开进说：“希望能赚到钱回家供孩子们读书。”

孙茂谦说：“我想多赚俩钱。”

戈保提18 岁就开始跟着哥哥一起外出耍猴，家里有一儿一女。他家种有六亩田地，每年收获的花生有1000 斤左右，除留下50 斤种子外，其余全部卖掉能收入3000 多元，收获的小麦有2000 斤左右，全部留作自己的口粮。他家还种有两亩大葱，每年能收入3600 多元。外出耍猴一季度能赚3000 多元，一年下来能赚6000 元～ 8000 元。相对来说，耍猴比种地的收入多一些。

鲍开进51 岁，20 岁开始外出耍猴。他家种有五亩田地，家中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南阳一中上学，老婆在村里给人家打零工。

孙茂谦48 岁，孙庄村人。他家有七亩土地，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玉米。家中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在湖北十堰市上医科大学，小儿子在上中学。因为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家中的生活很节俭，外出耍猴的收入是孩子上学的主要经济来源。

九点二十分，杨林贵他们登上开往鹰潭的长途汽车，继续赶往下一站。行走才是他们的生活。

杨林贵这次外出遇到了两个人，与他们的交谈让他感触很深。

在湖北，一个穿着得体的公务员对杨林贵说：“你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下三流的事。”杨林贵回答：“我想当官，我知道我不会当，但是我肯定不会当贪官。”

在景德镇，一个16 岁的女孩看完猴戏，对他说：“老爷爷，你这一生给多少人带来了快乐啊！”杨林贵听后，那天一路上都很开心。

1964 年，乔梅亭19 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和高血压发作，无钱医治去世。那时乔梅亭最小的弟弟还不到两个月大，乔梅亭兄弟六个，还有两个妹妹，父亲死的时候家里只有两间小土坯草房。在农村，19 岁的男孩已经可以担当家里的重任了，所以父亲死后，乔梅亭就担当起父亲的角色，照顾母亲和几个未成年的弟妹。后来他把父亲留下的两间草房翻新一下，又自己和泥脱土坯盖了一间房，这才基本够一家九口人住。当时乔梅亭还在村里理发赚钱，收入微薄，生活很是艰难。

1979 年，改革开放初期，乔梅亭最大的弟弟订婚后，因家里没钱娶媳妇，就跟着未来的老丈人外出耍猴，用赚来的钱结婚成家。结婚后，弟弟把乔梅亭带上，一起跟着老丈人外出耍猴。那一年的3 月，乔梅亭第一次外出学习耍猴，游走了一个多月，他们到了安阳、邯郸、石家庄、保定。到了10 月，他们第二次外出耍猴，这次走了两个多月，到了洛阳、运城、临汾、侯马。这两次外出学艺，让乔梅亭掌握了耍猴的技巧。之后，乔梅亭就靠耍猴赚钱，养活一家人。乔梅亭用耍猴赚来的钱供弟弟妹妹（一个妹妹后来因病去世了）上学读书、吃饭穿衣、盖房子、结婚。看着为这个家庭辛苦付出的大儿子，母亲很是心疼，母亲曾经提出要用乔梅亭的妹妹给他换一门亲事。换亲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很流行，很多穷人家的儿子娶不起媳妇，父母就拿自己的女儿和对方换亲，把家中的女孩相互嫁给对方的儿子。乔梅亭知道后坚决反对，他不愿意牺牲妹妹的幸福，认为换亲对家人的名誉也不好。为此，乔梅亭决定自己终身不娶，只要把弟弟妹妹的人生安置好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在农村，像乔梅亭这样老实能干的人很受女人的喜欢，曾经有喜欢乔梅亭的女人住在他家里不愿意走，表示愿意嫁给他这个老实能干有责任心的人。乔梅亭最终还是没有答应，他深知：在农村家庭里，老婆是能左右男人思想和经济支出的人。他怕自己结婚后被女人管着，无法拿出钱给弟弟妹妹们。

乔梅亭的二弟19 岁当兵，乔梅亭希望他能考上军校，这样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后来弟弟没考上，当了四年兵就复员回家了。二弟结婚时，乔梅亭把生产队分给他的一头牛卖了700 元钱，又带着猴子到深圳，把讨到的200 元钱给弟弟寄回来。二弟用1000 元钱把婚事给办了。那个年代新野很多人牵着猴子去深圳讨饭。乔梅亭后来在深圳要了三年饭，人家有钱给钱，没钱给饭吃就行。

二弟当兵时，三弟就结婚了。当时流行“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而且谁家的房子上盖着瓦就算是好房子。乔梅亭把这些都给弟弟准备好了，可是第二天结婚时，媒人过来告诉乔梅亭，要他再给新娘家送去600元钱才能结婚，理由是乔梅亭家弟兄多，嫁过来要是兄弟们分家怎么办，娘家给女儿要些钱以防万一。这可把乔梅亭难为坏了，那时候600 元钱可算是一笔大钱。乔梅亭东凑西借地把钱送去，才没耽搁三弟的婚礼。

2001 年，等到最小的弟弟结婚时，社会经济环境好了很多，农民的生存环境也好起来，女方家的条件是要盖一栋两层的楼，要有自己的院子。这样算下来，小弟弟的婚事要花上2 万多元。二弟结婚时才花了1000 元，三弟花了2000 元，四弟花了4000 元，现在五弟要花2 万多元，已经结婚的弟弟和弟媳们都不愿意了，说乔梅亭偏心，既然给五弟花这么多就得给他们也补偿回来，这样才算公平。这几个弟弟显然忘记了乔梅亭只是他们的哥哥，而不是父亲。哥哥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婚姻来成全每个弟弟的家庭和人生。即使是父亲在世，他们也不能提出这么不合情理的要求。

为了家庭的和睦，乔梅亭把两个弟弟叫到家里，当着母亲的面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乔梅亭说：“你们两个都已经结婚成家，下面是没有结婚的弟弟妹妹，父亲去世得早，我们作为哥哥都要为后面没成家的弟弟负起责任，为他们成家立业。家里剩下的两间房子，不管好坏，作为补偿留给你们，你们两个都不能再提不合理的要求。”两个弟弟都同意了，但是回家跟媳妇一说，都不答应。准备结婚的五弟女方家也不愿意了，说房子不给五弟就不能结婚。为了五弟的婚事，乔梅亭最后不管弟弟们是否同意，把房子给了五弟，让他完成了婚事。为此，几个弟弟认为他不公平，和他彻底闹翻了。

而今，乔梅亭的五个弟弟中，有的已经当了爷爷。乔梅亭说：“他们哪一个都比我有钱，过着子孙满堂的生活，让我很是羡慕。有三个弟弟还在新野县城里买了房子，没有一个对我怀有感恩之心。”这些弟弟们，都忘记了乔梅亭这个哥哥为成全他们的家庭，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前言/序言

◎序

杨锦麟序接地气的马宏杰

与马宏杰相识，缘起于老六的《读库》。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笔触、冷峻的镜头、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马宏杰数年坚持不懈的记录写实过程，让我不仅甚为感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不清是如何与马宏杰取得联系的，是我先在《有报天天读》节目中的“浮世绘”环节里，介绍过他的采访经历和摄影作品，还是他先主动和我取得联系？时隔多年，印象有点模糊，但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忠于现实地记录一个新闻过程，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何其不易。

只要记住这一点，记住马宏杰的名字，就足够了。

2008 年底2009 年初，我参与了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的主持和拍摄。那是另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感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在其后的数年间，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的繁华都市、穷乡僻壤，记录了中国更真实的另一面。

很荣幸，我在走读过程中，找到了像马宏杰这样的知音，这样的同行。

在《走读大中华》编导张征的居间联系下，我与马宏杰有了合作的机缘，跟随他曾经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距离跟拍记录。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机，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体验。

再就是2010 年冬天，随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一路记录湖北大龄青年刘祥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马宏杰的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此不赘述。刘祥武没“买”到妻子。分手时，我将身上的军大衣脱下，送给了衣衫单薄的他。我和马宏杰一样，只是一个小人物一段命运的记录者，我无法帮助他实现“买妻”的梦想。

参与《走读大中华》节目的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层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抑郁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30 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以马宏杰的从业经验和专业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场，拍摄一些媚俗的、商业的、可以获得更多声誉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务的新闻单位，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马宏杰大可不必选择这一类吃力未必讨好的选题，但他没有选择捷径，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仅仅是行走于山水之间的悠闲自在，没有选择仅仅用镜头去展现大自然的美和诸多造化。

我看过马宏杰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组彩色图片。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他甚至专门去学习水下摄影，并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水下摄影师资格。看得出，他是个很认真执着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2014 年春节前，接到马宏杰的电话、短信和信函。他告诉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老马看中国”系列的《西部招妻》《最后的耍猴人》等作品，提醒我，数年前我承诺过，一旦他出版关于这段记录和历程的书，我要为他写点文字。

提笔之前，我想起了这些年自己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过的六个字：“接地气，说人话。”

这六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准则和行为规则，这不仅是责任，也是担当。

马宏杰就是这样一个担当者。

他还会继续坚毅前行，还会继续负重远行，我对此深信不疑。

是为序。

杨锦麟

甲午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