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分析了中国开展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考察了中国政党外交的发展路径，并提出关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思考。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书系统梳理和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既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的得与失，也照应、诠释、深化了关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理论认识。

作者简介

贾德忠，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治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外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学及高等教育管理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4

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概念辨析 / 1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25

第五节  学术创新 / 27

第六节  结构框架 / 29

第二章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背景与路径 / 31

第一节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 / 31

第二节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影响因素分析 / 38

第三节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理论思考 / 49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

（1949—1978）/ 57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的时代背景和战略定位 / 5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的政党交往 / 66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党交往 / 88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的成效

及不足 / 100

第四章  党际关系调整中的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

（1978—1991）/ 113

第一节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时代背景及战略定位 / 113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党外交 / 119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交往 / 129

第四节  党际关系调整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成效

及不足 / 136

第五章  基于国家利益的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

（1991—2012）/ 142

第一节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时代背景及战略定位 / 14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党外交 / 149

第三节  中共对东南亚国家民族民主政党外交 / 166

第四节  基于国家利益的新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

主要成效 / 186

结束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展望 / 198

参考文献 / 206

后 记 / 229

【书摘】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是中国政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其中，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发展方向。尤其在中共十八大以后，随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加强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研究，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深化对政党在国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特殊作用的认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落实“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加强和推动 21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首先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中共的特殊历史和意识形态东南亚国家特殊的政党政治生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等方面，分析中国开展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并从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领袖作用与制度创新等三组影响因素和辩证关系出发，对中国政党外交的发展路径进行宏观考察，指出，服务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是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中国总体外交的本质要求，彰显特色、错位发展是中国政党外交的路径选择，信任外交、柔性外交是中国政党外交的魅力所在。这是本书对1949—2012年这一阶段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思考。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本书利用公开、零散的资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进行系统理和分析。这种梳理和分析既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的得与失，也照应、诠释并深化了上述关于中国政党外交的基本理论认识和思考。

在毛泽东时代，在冷战时代背景下，面对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以及外部环境，中共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的活动，并视之为中共履行国际主义原则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在中越政党交往中，中共积极开展援助外交，支援越南取得抗法、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帮助越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关系，中越因此形成“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在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交往中，中共从政治、外交、道义等多方面给予其援助，促进了这些国家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巩固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友谊，提升了中共国际及地区地位和影响力。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通过与东南亚建交国和非建交国领导人的互访和交往，实现了与东南亚部分国家执政党领袖的接触，首脑外交成为中共与东南亚国家民族民主政党交往的起源。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共“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共与东南亚国家政党的交往遭遇严重挫折。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本书的界定，政党外交是指主权国家合法政党（包括政党国际组织）之间为促进国家关系、提高政党执政参政能力、树立政党形象而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既与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开展政党交往活动，也与意识形态相同、但当时在所在国处于非执政地位或被所在国政府视为“不合法”状态的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开展政党交往。因此，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南亚国家部分政党之间的交往活动，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外交，但可纳入政党对外交往的范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外交与政党外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趋同与重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文革”时期政党交往工作中一系列“左”的错误，彻底摒弃过去实行的“支持世界革命”“支左反修”的方针，突破“以我划线”“以苏划线”的思路和做法，逐步形成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核心的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中共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外交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在新型党际关系原则指导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共实现了中断十余年的中老、中越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正常化。同时，中共对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逐步实现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增信释疑，推动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的复交以及与新加坡、文莱的建交。至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十国全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为后冷战时代以来中共与东南亚国家各类政党全方位、多领域政党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对国际局势和世界政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政党外交也和国家总体外交一样，在经历了短暂的挫折和挑战之后，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至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国际形势下，中共进一步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内涵，提出建设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中共政党外交思想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代之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交流与合作。这一时期，中共在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党外交中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中共与越南、老挝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关系得到新发展，与东南亚国家所有执政党、多数参政党和主要在野党都建立和发展了良好的党际关系，开辟了多边政党外交的新舞台，从而促进了与东南亚各国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树立了良好的政党国际形象，使中共与东南亚国家政党之间的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的机制化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所取得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配合总体外交，在不同历史时期维护了国家利益，促进了国家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还在政党外交中注入经济因素，加强了文化、科技、教育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二是巩固了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地位，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树立了一个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三是丰富了中共对外交往的经验，深化了对政党外交的理论认识，为中共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确立、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共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正在打开新的局面。在结束语部分，本书对中共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历史得失进行了综述，分析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形势的新变化并对中共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作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