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有关美国情报机构自1948-1976年间对中国各种情报刺探、收集、整理、分析的通俗介绍与解说。其中的原始文件主要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最近这些年逐渐解密的档案的一部分。

全书分为中国内战、内政经济、外交往来、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台海风云、中苏与中印冲突、朝鲜战争与援越抗美等十四个方面，分别对这些情报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幕后故事，如中国政府出兵朝鲜、中国原子弹与氢弹试制、中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与人民公社、知识分子改造与反右、大跃进运动、“文革”等，予以通俗、生动的述说，并适当加以点评。

一、窥视“红色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对新中国的总体认知

 1.中国将向何处去？

 2.政治运作、政权稳定性与毛泽东

 3.进步神速但依旧明显落后的经济

 4.军事实力与“对外侵略”的可能性

 5.从反帝到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

二、无所作为：美国情报工作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落

 1.战后美国对外情报工作的停滞

 2.战后初期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的困境

 3.美国国务院相关情报的内容及其价值

 4.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报告及其价值

 5.美国对华情报及其分析评估的失落

三、透过竹幕看中国：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内政的窥探

 1.建国之初的政治运动与社会状况

 2.政权机构的调整与政权的稳定性

 3.民众的态度及社会控制

 4.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发展趋势

四、第三只眼：对中国经济的精准判断与深刻分析

 1.中国国内经济

 2.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

五、管中窥龙：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尖端武器计划的评估

 1.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是钚还是铀？

 2.中国核武器计划：孰先孰后？

 3.中国导弹计划：仿制还是自行研制？

 4.中国核潜艇计划：“毛级”潜艇是核动力吗？

 5.中国太空计划：令人困惑的发射时间

六、迷雾中的红色异邦：美国情报评估视野中的中国外交

 1.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外交走向的追踪与预测

 2.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焦点及基本结论

 3.美国对华外交评估的特点与误区

七、台海风云起：美国情报官员的视角

 1.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2.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政策

 3.“国际地位”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4.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

 5.对大陆台海政策的认知

 6.美国对台湾的援助

 7.对台湾岛内情况的评估

八、乱世迷局：“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

 1.探秘寻踪：如何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

 2.迷雾中的身影：中国高层领导人

 3.浑水中无鱼：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

 4.坚定与彷徨：对外政策及其困境

 5.破解迷局：情报评估与分析报告的价值

九、中情局的聚焦镜下：中苏关系将向何处去？

 1.雾里看花：1949～1953年

 2.如胶似漆：1954～1957年

 3.积重难返：1958～1960年

 4.破镜难圆：1961～1969年

十、透过铁幕观“铁板”：中情局眼中的“东方阵营”

 1.中苏结盟与合作时期

 2.中苏分歧与争论时期

 3.中苏关系走向彻底破裂时期

十一、中间地带的冷战：对华情报中的第三世界

 1.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影响力

 2.中国在拉美拓展影响

 3.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和援助活动

 4.关于“人民外交”

 5.中苏分裂在第三世界的体现

 6.一些具体情报分析中的有趣内容

十二、置若罔闻：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一错再错

 1.美国的信号情报侦察

 2.美国的空中拍照侦察

 3.美国的人力情报侦察

 4.对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可能性的评估

 5.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的评估

 6.对中国公开警告的错误判断

 7.中国出兵后美国的情报评估

 8.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主要原因

十三、伺机行动：中情局如何看中国出兵印度支那

 1.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2.美国酝酿扩大战争

 3.越南战争的升级

 4.美国扩大在东南亚的行动

 5.几点评论

十四、世界屋脊的冷战：中印关系和南亚局势

 1.尼赫鲁的中立主义与印度独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2.中印关系、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

 3.现代化与印巴两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4.克什米尔问题、印巴矛盾与1965年印巴战争

 5.1971年印巴战争和孟加拉国的成立

沈志华，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前半生，档案砸掉了沈志华的饭碗；后半生，档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人生中的大悲与大喜都与档案密不可分。

主要著作有：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1994年）

《朝鲜战争揭秘》（1995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1998年）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1999年）

《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2000年）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2002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2003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7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2009年）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2013年）

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大“全球历史·经济·文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边疆与周边问题研究》和《历史教学问题》编委，主要研究中美关系、朝鲜半岛问题。

一、窥视“红色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的总体认知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1947年，为了遏制苏联及其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美国构建了举国一致的国家安全体制，其组成部分之一便是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苏同盟的缔结令美国决策者惊慌失措，“红色中国”成为中央情报局密切关注的对象。从1954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几乎每一至两年都要对其所收集的对华情报做一次综合性评估，并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趋势。这些文件反映了中情局乃至美国主要情报机构对中国政策取向及发展趋势的最终认识和判断，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往往是在其他专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或升华而来，因此显得更为重要而不可替代。

显示这些文件重要性的还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文件虽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交的，但参与评估的情报组织不仅有中央情报局，往往还有国务院、陆海空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部门，并且最后得到了美国情报委员会的赞同。而参与文件定稿的经常有以下重要成员：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司长、陆军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海军部负责海军行动(情报)的助理参谋长、空军司令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室主任、美国情报局驻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特种作战部的助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因此，这些文件应该被看作是美国情报部门和精英集体研究的成果。

1．中国将向何处去？

对于朝鲜战争后中国发展趋势的总体评估，中央情报局首先着眼于判断中共领导人的目标和理想。

1954年6月的报告认定：“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基础、在东亚和南亚占据统治地位的苏联模式的国家。”为此，“他们将继续逐步扩大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削减和抑制私营企业，并建立大型合作式和集体式农庄。他们仍将最优先考虑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共政权也将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作为执行其外交政策的实力基础”。

1956年1月的报告认为：“中共政权决心把农业占主导的经济转变成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国家”，“在东亚消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和势力，取得控制权”，“对台湾和其他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属于中国的地方建立起控制”，并“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获得认可”。中国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1960年12月的报告指出，由于“在过去11年中，共产党中国在工业、军事力量、对人民的组织和管理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受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复杂的心理鼓舞”，中共领导人“决心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占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并将“加速共产主义的建设”。

从这三个时间段的报告可以看出，在中情局眼中，到1960年代，中国未来目标的特点集中在三个方面：“苏联模式”、“共产主义”、“占有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这无疑表明，在国家发展目标的设定上，中国就是美国在冷战环境下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早晚会成为其全球竞争的潜在对手。

在对中国实际地位进行不间断地评判时，中央情报局发现，在中共掌握政权后的十年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其所设定的目标。

到1956年初，中情局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大陆牢固地确立了他们的控制，并且正干劲十足地沿着苏联模式的路线尝试改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军事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武装力量得到极大地增强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现代化了，经济产量大部分都达到或超过了战前的峰值。由于其成就和蒸蒸日上的国力，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威望和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加了。”1957年3月的报告认定：“在过去的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有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并建立了一个与苏联结盟且敌视美国的强大中央政府”，“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特质”。因而，“中国在非共产世界的影响力有了显著提高，在亚洲尤其能感受其力量的存在”。

中情局在1959年7月断定：经过“大跃进”运动，尽管中国国力还远远低于美国，但是，“在其执政的第十个年头，中国共产党人已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大陆，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共产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也不断上升”。到1960年底，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这时，中情局官员们的认识是：虽然“面临着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在军事力量上也保持稳定增强，这使得该政权更接近实现其主要世界强国的目标”。显然，对于中国发展速度的这种判断，相应地决定了美国把中国设定为主要或危险敌人这一思考进程的速度。

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未来5～10年的发展预测是：“到1965年，无论共产党中国是否是联合国会员，它都将实实在在地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北京的政策会处于相对平和的方式和彻底的强硬态度之间，但是对美国强烈的仇恨以及渴望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情绪仍然会在北京的外交政策中占主导地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中国的傲慢和自负也会成为苏联的一个主要担忧。同时共产党中国给美国的利益带来的危险，特别是在亚洲地区还会增长。”到1971年，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将拥有8．5亿的人口，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和军事储备。煤、钢、电力的产量可能跻身世界前三位，但“质量、多样性和生产的技术水平仍然明显低于日本、苏联和西方工业化国家”。无论如何，那时的中国仍将显示出“冷酷、坚定、统一并对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其“作为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一的地位将会大大加强”。

如果说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立的角度出发，美国情报部门有意无意地过分突出了其潜在对手的发展，那么在对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预测时，他们还是保持了比较冷静和客观的态度（P1-3）

美国情报机构试图对1948至1976年间中国内政、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全方位地收集、分析、预测，并整理成报告以左右当时美国高层对华政策的实施。这些情报既有客观描述亦有误判之词，反映了陷于冷战思维的美国如何看待“红色的对手”，同时亦呈现了在美“帝国之眼”下所书写的另一种版本的共和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