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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赢得人民，谁就赢得未来
谁赢得人民，谁就赢得未来
☆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应依据发展生产，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科学文化上的问题，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应采取加强民族团结，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应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主要经历
，汉族，1893年12月26日生，湖南湘潭人，原字咏芝，后改润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出席中共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被选为中央局成员，任中央局秘书，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层。“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师，在井冈山创立了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年1月，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宣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式确立。1931年11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6年12月至1976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45年4月至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思想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主席，政协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有：《选集》《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外交文选》《诗词》等。
情操实践
学不成名誓不还
的童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虽然是农民，但有一个开馆教书的舅舅，这使有机会较早地接受一些新知识。1902年，在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的很快读完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之道》《大学》等儒家经典。学问不深的老师以出对联、背书难为，都被他轻松应对。1904年秋，转学到关公桥私塾。不到半年，再次转学。然而，老师所授的课程仍然不能满足他饥渴的求知欲。于是，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精忠传》《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对培养对英雄的崇拜，激发他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使命感，产生了重要作用。的同窗好友邹普勋回忆起时说：“他读书时，十分认真，特别是善于独立思考，经常在书上打圈点，写批语。他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非常强，除了老师授的经书外，还喜欢看《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
龙剑宇著：《与蒋介石的人生道路》，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的知识增多，越来越感到私塾教育不能适应他的求知欲望。1906年，他在井湾里私塾呈毛宇居老师诗一首：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龙剑宇著：《与蒋介石的人生道路》，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对学习现状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渴望。
四年后，所渴望的新生活终于来到，他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折。行前，他曾抄诗一首送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表达了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
走出韶山冲的，果然如鱼得水。1912年上半年，他读了《资治通鉴》中一则“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讲的是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准备实行变法。变法令公布之前，为了展示朝廷的决心，获取公众的信任，就贴出告示：凡能把“三丈之木”从国都市南门搬到北门者重奖“十金”。搬一段木头能得到这样的重赏，这使很多人不敢相信。于是，朝廷又下令：“能徙者予五十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三丈之木”从国都市南门搬到北门，朝廷果真“辄予五十金”。“徙木即赐”，让人们亲眼看见并且相信朝廷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从而为变法实行新政作了思想准备。
这则故事蕴含的道理并不深奥，但却运用他所知道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和当时世界上崇尚的民主、法制等比较先进的治国理念，与这则故事联系起来，写了一篇寄托着他的远大抱负的天下奇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早文稿19126-192011》，第1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此文虽然只有400多字，但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借鉴美国等西方法制国家理念，提出了救国安邦的思路，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文章切中时弊，道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之愚”“民智黑暗”，当局未能唤醒民众、开启人们参与政治和追求幸福的热忱。国文教员柳潜看到此文后，十分高兴。1912年6月28日，柳潜将此作评为100分的满分，批示：“传观”，并作了很长的评语。评语说：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早文稿19126-192011》，第2页。
柳潜将此作评为100分，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后人无法得知，但他评价“自是伟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则体现了他的“目光如炬”，有先见之明。后来果然如他预见，“力能扛鼎”，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成了伟人的仍然十分重视学习。曾经担任的图书管理员、后来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回忆说：
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即使在艰苦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藏书中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思想的珍贵资料。
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和经济、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的谈话。
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
愚公移山为人民
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伟人。他在自述中说：“1920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使勇敢地承担起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接受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从次大革命失败看到中国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他把秋收起义失利后的部队拉上井冈山，创建工农武装割据政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由于这条道路不同于苏俄十月革命采取的“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斗争模式，因而受到奉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的排挤。
——1931年10月，削弱的军事指挥权。由博古签署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电，作出在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中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并提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人选为：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这等于把担任的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撤销了。中革军委成立后随即取消了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这又变相地把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撤销了。
——1933年，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消除在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博古在党的七大的发言中承认：“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用，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黎辛等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在1934年1月召开的标志着把“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议题之一是进一步削弱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职权。这时，在中央政府担任两个职务：一是中央政府主席（即国家主席），一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这次会议决定将担任的拥有一定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安排给张闻天。同年，博古又建议让去苏联养病，以逐步消除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据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后来回忆说，1934年五六月份，博古等派我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我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能抓得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保险？”这样，让去苏联治病之计又未实现。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参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终于赢得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重新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自信所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理解，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的正确认识。早在井冈山割据时期，在农村调查中就发现，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在井冈山割据内，60%以上的土地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大多数，约60%，农民只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对此，指出：“中国革命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完成。”从此，他把革命的基点建立在农民这支革命的生力军上。
1945年6月，中共七大胜利闭幕。面对抗战胜利后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形势，再一次认识到，在国共的角逐中，谁赢得人民，谁将赢得未来的中国。大会提出：“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为了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大会闭幕时发表了题为《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借用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说明“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道理。要求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让全国人民坚定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在七大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党依靠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依靠人民群众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追悼大会上发表著名演说，深刻论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意义，借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就比鸿毛还轻”。号召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4—1105页。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损害人民利益的害群之马，始终绝不轻饶。1949年初，在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之际，即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警示。1953年，天津市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大案：原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和现任行署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的问题被揭露出来。在天津市因战争创伤及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不少群众无粮无衣、冻饿街头的情况下，刘青山竟接受不法商人的巨额行贿，用中央救济款建造自己的豪华官邸，吊打詈骂体力不支的工人；张子善不仅贪污受贿，还下令驱打来访的群众，以“反革命分子”名义逮捕无辜群众。当时，党内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对“违法乱纪，（要）明正典刑”；一种认为，建国之初，干部奇缺，刘青山、张子善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年轻的“老革命”，有功之臣，应戴罪立功。面对前来讲情的人，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