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致力于探究日本战败创伤记忆的建构与形塑的过程，围绕“记忆的叙述”，力图揭示出日本战败后创伤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作者以比较的视角，综合运用了访谈、教科书、影像分析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和模型，分析政治权力、媒体、个体叙述等在战败文化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对日本在战后数十年间处理创伤记忆的方式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桥本明子，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与社会学院访问教授，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章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001

第二章　修复个人历史与校准家族记忆／031

第三章　反思战败／065

第四章　战争与和平的教学／109

第五章　战败国的道德恢复／157

注 释／187

参考文献／211

索 引／235

译名对照表／255　

致中国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从战时一代那里继承来的一份令人不安的遗产，在日本，这份遗产则更为棘手。战争结束七十年之后，影响依然深远。那场荼毒世界的战争总共动员了一亿多名士兵，不仅让前线的战斗人员身陷险境，也危及大后方的平民。几亿人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失去了家园、赖以为生的工作和亲人。而对那段可怕历史的清算—无论是以施害者、受害者还是旁观者的身份—直到今天，仍然在日本民众间引发诸多的分歧和争议。

现在，战争的负面记忆—不仅以国家历史，还以家族历史的形式—传递到了我们这些战后一代人的身上。通过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创伤故事，我们能感受到自身同那段历史的联系。这种对战后几代人细微但可以隐约察觉的影响，或许在所有派兵参战的国家中都是相似的。

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曾和家人在日本、英国和德国生活过，得以在“二战”的赢家和输家之间辗转。当时我发现，战争给成年人的行为带来了持久的影响，并且了解到，赢家和输家的

区别也传给了我们这些战时一代的孩子。这种区别明确了一种等级，将输家定义为低等民族，地位要比赢家低，价值也不如赢家。所以我心想，也许这就是输掉一场战争的后果了，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我知道我父亲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被日本海军征过兵，并被派驻到了南太平洋上的特鲁克群岛，随后复员。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帮助我理解那场战争，因为他几乎从不谈及自己的从军生涯。唯一的例外是，他有一次曾说起自己被军队捉弄新人的活动整得很丢脸。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多问他一些更为直接的问题，让他讲讲那些经历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在那会儿，翻旧账似乎有些尴尬。我等了太久，最终错失了良机。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弥补那些失去的对话，揭示战争和失败对于我父亲那一代以及战后的几代日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本书中，我探索了日本的战败文化，试图揭示这个国家令人费解的战争记忆。日本的失败文化混乱而分裂，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在这种文化中，存在三种战败记忆：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记忆。这些战争记忆各有不同，相互抵触，其原因则在于人们对过去有着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项令自我感到满足的成就。战争的意义在日本无法趋同，原因就是人们在失败和战败的意义上难以达成一致。

理解这种多层面的现实，需要我在不为战时一代开脱罪责的同时，对他们产生一种自我反省的同理心。诚然，同情这些人很有挑战性，因为他们曾怀抱着民族主义热情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曾乖乖就范，追随走上歧途的军事领导层，残暴地杀死或伤害无辜的平民。不过，只有当我们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们会怎么做？能否比他们更有勇气和智慧，采取不同的行动？”之后，我们才能开启对话，增进相互间的理解。我相信，唯有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找到共同基础，直面日本对几千万亚洲受害者犯下的全部罪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解决当下的诸多问题，如战争罪责、转型正义、边界岛屿的领土争端和再军事化。

乍一看，战败的分裂记忆可能是日本独有的，但读者会发现，这些分裂的记忆与其他战败国家的记忆有许多相近之处。南北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的美国、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的法国，以及“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这些国家都在惨痛的战败之后，经历了漫长的恢复过程。在否认战败历史、发誓永不再战、重新夺回它们失去的东西、悼念亡者、保护家人的问题上，不同国家有着形形色色的动机。无疑，它们的战败记忆到现在依旧悬而未决，依旧会引发分歧和质疑，影响战后一代人对自身的理解。

本书中的“创伤”（trauma）一词，指的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现象，还包括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二者之间无法画上等号。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对德国的空袭给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痛苦，但这并不会形成整个社会的文化创伤。相比之下，犹太大屠杀已经超越了个体受害者的痛苦，成为邪恶和“现代社会的人能干出什么事”的一种普遍象征，继而成了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创伤。最终，我们会采纳一些文化创伤，放弃那些无法接受的，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赋予特殊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创伤正是以这种方式，继续塑造着我们的战后意识与认同的道德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