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赵景深（1902—1985）生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学会会长、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不愧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六十年，撰写了有关戏曲、小说、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几百万字的著作逾百四十卷予以出版，在创作与翻译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社会确实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父亲过去是不记日记的。在他的遗著《我与文坛》二百三十三页倒数第四行写道：“我写日记还是‘文革’以后开始的。”因为那时红卫兵小将“勒令”他每日交出思想汇报，才有了记日记的习惯。　　我手头存留了先父两年间的日记，那是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全部。同其他名人日记一样，也给了我珍贵的启示。　　先父日记在形式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用的是三十六开、每本一百页的工作手册，每页分上下两栏，每栏记下当天的日记，总在二百字左右。但每天有重点，择要而记，字数控制得恰到好处，却自谦为“削足适履”。这说明他做事拘谨而认真，从不马虎。因此，翻开他的每一本日记，首先给人的就是整齐、美观的感觉。字迹的涓细，犹其余事。　　在内容上，先父的日记十分丰富多彩，不仅仅是每天工作的记录，读来并不枯燥，虽然不属文学作品，但作为文学史料来看，颇有研究价值。日记终究不乏心声的流露，从中可以看出人的作为，故而从先父的日记中当能看出他的崇高人格。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先父从来不为自己考虑；他一向只考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和文友。即使在病中，他也会“强支持着身体”写回信给向他求教的门生，并为他们寻找参考书籍。他藏书丰富，有三万册之多，但从不吝于借出。在外地的，还为之挂号邮寄。有不少素不相识的求教者初次登门，他亦来者不拒，尽己所能为之解答，直到对方满意地离去。日记中常常提及自己阅读的书名或文章篇名，说明先父勤奋好学，年逾古稀，求知尚且不懈，岂不令我们这些懒于阅读的青年一辈愧煞！的确，先父自幼就爱读书，即使再忙，也会见缝插针地找文字来读。因此他积累知识非常迅速，又能跟上形势（例如一九七六年的研究鲁迅热），用到时便可应付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