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汤琛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本科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就读于中山大学；现供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曾供职于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晚清思想文化与晚清文学、当代文学批评等，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主持省部级项目三项。
精彩摘要
　　《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
　　近人梁启超曾如此分析国人的自我认知结构：“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①概而言之，历来国人对自我的认识始终笼罩于“中国天下”的意识迷思之内，拘囿于“华夷之辨”的装置意识之中，并在“家”“乡”“族”等纲常伦理的架构下逐一自我确认，可见古代的“自我”大致不离连接礼治意义网络而生成的“夏人”抑或“天下人”，涵括了近代意涵的“中国人”以及基于国家、种族之别而与国运相勾连的国民意识始终是匮乏的。
　　而近代所言的“国民”如梁漱溟所言是因“海通”而兴起的新概念，“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含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②上述论断从历史变局、观念输入以及生存体悟等层面公允地道出了晚清“国家”及其“国民”意识出现的历史机缘。1902年，梁启超于《新民说》讨论“国民”与“部民”之区别时，再次对“国民”一词做了界定：“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其民强者谓之强国，其民弱者谓之弱国；其民富者谓之富国，其民贫者谓之贫国；其民之有权者谓之有权国，其民无耻者谓之无耻国。”③在这一表述下，国民与国家互为表里，国民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国势颓微、救亡图存成为共识的变局之际，梁启超的国民意识更易得到普遍的共鸣，1905年版的《国民必读》教科书便承续了梁氏的言说来定义国民，“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④，晚清这类颇具“国家主义”理念的国民意识由此确立，并成为近代知识阶层瞩目的对象，据有的学者考证，具有上述意涵的“国民”一词于1903年和1905年的使用达到顶峰，分别达4000次和3500次左右。①
　　从“天下人”、“部民”到“国民”的认知装置的转变，从礼教体系下的自我确认到近代“国民”意识的萌生以至国民话语的如火如茶，这一系列基于自我认知的意识转变轨迹是如何生成的？其中又发生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何种过渡？对其种种转折，不少当代学者趋同于这么一类论述，即近代衍生的“国民”意识源起自西方经日本而发生的概念传播，由外及内的理论旅行式的解决方式似乎是一条清晰的梳理思路，然而，这无疑掩盖了作家复杂的实存体验与生动嬗变的精神图式，如李怡所批判的，“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梳理或思想史意义的考辨，对于影响着现代中国学术或思想发展的西方语汇做这类追寻当然是重要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恐怕在于，当这样的思想史的学理化梳理，当这样的理论的认识一旦被我们直接移用到文学现象的描述当中，作为对于作家心灵世界与创作状态的简洁的解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学的历史其实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思想的历史，当然更不能等同于理性概念的历史”②。因此，我们不妨远离国民理论追溯的概念化陷阱，而返回生动的书写文本，返回作者的实际创作，那么，晚清域外游记因域外体验而自然发生的有关自我认知的种种转折，可谓是作者从生存实感出发而形成的近代国民意识的缘起；他们于国运乍变之际，乘槎西游、跨越了固有的文化樊篱，于西方文明的宏大魅影下对自我进行了重新认知与辨别，从外形的直观比较、人种的辨别、体格的探讨到国民性省思，其文本所展示的隐晦变化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有关近代自我如何被发现、现代“国民”意识如何被逐步构造的有效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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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从精神结构的转折、思想的流变以及游记文体的裂变等方面深入发掘了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元素，并细致勾勒了其书写存在的复杂流变，从而指出，晚清域外游记包含了中国散文现代性构造所需的基本元素，它因为域外体验的发生，突破了古文的义理藩篱、挣脱了僵化的语言符号系统，在精神意识、语言意识、文体意识方面对现代散文的生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借此构成了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重要环节。同时，在论述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的同时，该书始终将其置放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研究，其中既强调“他者”对“自我”的冲击，也强调“自我”面临“他者”时所发生的主体性抵抗，并指出，在冲击、抵抗之外还存在着双方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等复杂暧昧的交流图景。
　　总之，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研究不仅发掘了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从历史维度追溯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意识发生的根本动因与现实依据，相对客观地把握其嬗变的历史形态，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有效追踪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进程，为现代文学的发生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晚清域外游记发生的时代语境
第一节 西学思潮与经世致用观念的深化
第二节 晚清西方地理知识的编撰与传播
第三节 晚清政府对外策略的改变
第四节 晚清遣使活动的兴起

第二章 域外体验与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意识的发端
第一节 西洋科技体验与科学世界观的兴起
第二节 议院考察与西方民主理念的吸纳
第三节 自我之发现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发生
第四节 西方经验与文化比较意识的形成

第三章 西方想象与晚清游者的精神流变
第一节 文化错位下的域外搜奇：初期舌人的西方想象
第二节 自我规训与观念越界：晚清使臣的异域书写
第三节 西方乌托邦与“吾道其西”：王韬悖论式的西方想象
第四节 批判语域下的异域想象：梁启超的西方观察
第五节 甲午前后日本游记的书写流变

第四章 晚清域外游记的新词语与新观念
第一节 反复言说中的“地球”：时空观的再造
第二节 多重书写下的“博物馆”：文化的自我启蒙
第三节 别具新意的“商务”与“实学”：传统认知范式的转型
第四节 “伯里玺天德”与“托辣斯”：观念更新与思维转换

第五章 晚清域外游记的文体裂变与新文体的发生
第一节 词语的命名与语言之变
第二节 桐城文家的域外书写与文体裂变
第三节 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
第四节 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史传型的游记形态

第六章 晚清域外游记叙述方式的变迁
——兼与古代域外游记作比较
第一节 叙述视角的转向：从凝视到仰望
第二节 叙述内容的变迁：从山水的罗列到山水的移植、器物的沉溺
第三节 叙述语调的转换：从统一的优越语调到裂变的焦灼语调
第四节 叙述形态的演进：从逐日而录到启蒙性书写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2017年底，杨汤琛把《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放在我的案头，让我写几句话。看着封面，我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磨砺。八年前她的博士学位答辩就已经顺利通过了，论文的题目叫作《晚清域外游记研究》，我是导师。记得当时她对自己的论文不甚满意。我没有想到她会耿耿在怀，追求完美。八年来除了教学，她忙的就是这一件事。古人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从定题写作到如今告成出版，她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愿意有恒心、持久地将一件事臻至完美，这使我深感告慰之余又佩服她水滴石穿的恒毅。
　　晚清域外游记自20世纪80年代被出版家再次发掘编辑重版以来，已广为学术界重视。对它们的探讨虽说不上是有多热的热点，但这批文献始终吸引了研究者持久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这批游记的作者大概可以归人近世海通以来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意味深远。既代表了一个固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初始的崩裂，也代表了一个外来的世界观、价值观，总之就是现代性的植入，当然更代表了身处这个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社会进程中的人的磨难和痛苦。对此，既可以从观念、思想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情感、心理的角度来观察，又可以从文学形式、文体风格的角度探讨其变化。这大概就是晚清域外游记的文献与其他文献的不同之处和它们的吸引力吧。我自己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而只是略有旁及，读过杨汤琛这部大著之后，深觉这是一本晚清域外游记研究的集大成的专著，不但厚重，而且全面。作者以现代性为贯串，触及这批卷帙浩繁的域外游记的方方面面，勾勒了它们清晰的演变图像。她将这个题目写成了开卷有益的好书。做文学专业研究的人读了，会有专业的收获，而不做专业研究的人，读了杨汤琛笔下描绘的晚清士大夫“走向世界”千辛万苦的历程，也会浮想联翩，获得启示。今天的中国已经迥乎不同晚清，真正是“旧貌变新颜”了。一个强大而自信的现代中国彻底取代了一个赢弱而哆嗦的晚清中国。然而我认为，从晚清“睁眼看世界”的艰难所昭示的教训依然值得回味，它的意义并不随国家的强大而变得毫无价值。一般来说，反思皆来自失败和挫折，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如此，但中国似乎非大失败和大挫折不足以触动反思。国家一旦面临前进路向需要改弦更张的历史关头，所费的时间更长，所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暗合船大调头难的道理，反正晚清的中国自我认知的历程昭示的就是如此。
　　我相信，有些紧要的历史关头，人事的努力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如果社会演变的每一步都是冥冥中先行安排好了的，那人纯粹就是必然性的奴隶了。以这种观点看晚清乃至清朝全盛时的情况就可以明白，清朝其实是有很多机会让工业社会来临之时奋起追赶，至少不表现得那样仓皇失措。1792年乾隆六十大寿，英国派遣使团到承德觐见贺寿。那时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间不久，贸易完全有求于中国，故带来大量“贡品”。当中有远比明代“红衣大炮”先进的攻城利器臼炮，连制造工程师和炮手都带来了，准备炫耀一番，打动清廷，但乾隆及其臣下却无人愿意观看演示。这些炮下落如何，无人知晓。据说火烧圆明园之后，废墟里曾经找到过一门。那说明这些本可致富强的利器只当了摆设。如果乾隆稍有眼光，仿制学习，至少日后鸦片战争可以不输得那么惨。光绪初，郭嵩焘奉使英法。他将出使见闻思考和所观察到的西人的“富强之术”，辑为《使西纪程》上报朝廷。孰料掀起轩然大波，终至于毁版罢官。这说明朝廷内明白天下大势的重臣强吏大有人在，只是不受差遣重用而已。出洋之前慈禧召见，明明说过“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慈禧也许知道，也许瞎说。而事实是郭嵩焘的先见之明惹得顽固派不满起来，为了平衡“物议”，郭就被抛弃了。要是像郭嵩焘这样的大臣得到重用，朝廷也许会有不同的命运。由英国使团来觐见到鸦片战争，有将近半个世纪；由光绪初郭嵩焘出使到辛亥革命，有将近四十年。上苍所给予的时间不能算短，可是都白白地浪费掉了。还有一个例子，以中体西用思想为纲的社会政治改革设计《校邠庐抗议》1861年就有抄本流传，那时尚是咸丰十一年。又过了二十四年至1885年，那时作者已殁后近十年，才有刻本流传，但朝廷始终没有及时采纳。与日本相比，相当于鸦片战争丧权辱国事件的是1853年美国佩里率舰队进入江户的“黑船事件”，自此再过十四年至1867年，德川幕府“大政奉还”，一个俨然现代的国家政治上层架构初露雏形。
　　晚清中国的现代之路走得实在蹒跚迟缓，列强的威逼压榨固然是一方面，但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主导国家的士大夫集团的自我认知能力的严重欠缺，其中纵有一二先觉之士而终寡不敌众。薛福成算同光年间有见识的朝臣了，连他也要到了1890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亲见西洋世界种种事物，始信“侍郎之说”为真。而这时距郭侍郎的《使西纪程》被毁版至少已经十三年了。同样，第一位出使大臣斌椿要到了身在海轮之上，看见远船微露樯帆，才认同“地球之圆，非臆说也”。这距离利玛窦带《坤舆万国全图》到北京已经超过两个多世纪了。中国的固有思维传统，凡事讲究“按验”。未经“按验”者，多被轻蔑或束之高阁；而一经“按验”，亦有可能奉若神明。在一个急速转变中的世界，凡事讲究“按验”，新知识、新学理、新事物的传播就受到极大的延缓。在局限的时空条件之下，毕竟能亲见亲历的人少，有兴趣撸起袖子亲身“按验”新知识、新学理的人更少。如果那些身居高位治理万民的“劳心者”不能及时“按验”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新知识、新学理，那就要等待更大的失败、更大的挫折来教训他们。中国人近世的自我认知与失败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关联，完全从一部晚清域外游记的历史就可以印证。
　　以上是我读了杨汤琛这部穷十年之功的力著获得的一点感想。拉杂写来，聊以为序。